毋庸赘言，钱伟长是科学巨擘，他的科学贡献必然彪炳史册，其实，钱伟长既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逝世前，他还担任上海大学校长，是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若采撷钱伟长在教育方面的一些片段，则颇为耐人寻味。

1931年，钱伟长考入清华。分数是这样的：中文100分，历史100分，物理5分，数学和化学共考了20分，而英语考了0分。显然，钱伟长是偏科的，偏得厉害，这样的学生今年能进入名校吗？实在不容乐观。最近大家都谈自主招生，怎么自主？招什么生？众说纷纭，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要招就得找怪才、偏才，招真正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学生，遗憾的是，审视此前喧嚣一时的校长推荐制，校长推荐的皆是全才，事实证明这些学生即便不推荐也能轻而易举地考上名校，这样的推荐还有什么意义呢？

更启人思索的是，钱伟长被清华大学历史系录取后，不久便是9.18事变，为更好地救国救民，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慨然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然而现实是，他的物理只考了5分，这样的成绩能转系成功吗？放在今天，同样不可能。然而，钱伟长经过软磨硬泡居然转系成功，钱伟长没有辜负物理系主任对他的信任，据钱伟长称：“后来，我在物理系待了四年，我物理学得很好，变成全班最好的学生。”

毕业时，钱伟长能成为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并不偶然，这与他一以贯之的好学与勤奋分不开。钱伟长曾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头禅：“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试问，在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像钱老一样活到老、学到老？

钱伟长在自身修为上令人钦佩，他在任大学校长上同样令人高山仰止。最近，一些大学校长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广受舆论好评，比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根叔”，其实钱伟长校长同样值得关注。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时，钱伟长就撰文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批评意见，应该说这有着可贵的先见之明，更有着深远的现实价值，时至今日，我国高校一些屡难祛除的体制性弊端，就与当初高校普遍照搬苏联模式有关，如果当时他的意见被采纳，该有多好。

1983年，钱伟长履任上海工业大学（后来，上海工大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原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上海大学），一个细节是，钱伟长不拿工资，据称也没有房子，这放在今天似乎同样很难想象。当然，作为教育家的钱伟长，在担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以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人瞩目，比如，拆除“四道墙”——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拆“墙”的意义毋庸赘言，这种改革家的魄力放在大学校长中，显得弥足珍贵。再比如实行“三制”，即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这项改革可谓引时代之先。此外，钱伟长提出，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这话放在今天同样闪烁着积极的现实价值。

斯人已去，一个人之所以被纪念、被景仰，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立德、立功、立言了。让我们记住钱伟长，传承他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