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网络工具

　　苏格拉底表达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技术恐慌。在《斐德若篇》中，他指责书写的发明“制造了灵魂中的遗忘性”。一个人不再依靠自己的记忆力，而是相信外部书写的文字。这大概是人类心智第一次出现的裂缝，碎片化的进程开始了。

　　17世纪，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中就曾抱怨印刷术带来的信息过载：“我们被书本压迫着，眼睛因阅读而酸痛，手指因翻页而麻痹。”

　　1881年，传播速度成了恐慌的根源。美国神经病学家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出版了《美国神经过敏》，谈到当时席卷美国的“神经质”流行病，他认为应该归罪于电报和大众报纸：“我们匆匆忙忙就建立一个系统，浮光掠影地理解科学，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味求新猎奇。”

　　电话是第一个进入私人空间的远程交流工具。有了电话，个人的精力和注意力更是不再由自己控制，时常要受到陌生人的打扰或支配。让当时的人们不安的是，电话似乎造成了一种时间上的警觉性和紧张感。无论在商业、爱情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中，我们都需要并且期待立刻的结果。

　　电视的罪名是用消极的快感毒害大众的心智，它带给人类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隔离的注意力。

　　可见，今天针对互联网的种种指责原来都不新鲜。

　　数千年来，人们不断发明新的工具感知世界，表达自我，并与外界交流。与此同时，工具也在改变我们的心智和生活方式。每一次新旧工具的交替之际，都会引发对于人类道德与心智的忧虑。

　　如果说这个时代与过去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是工具的无所不在，如影随形。办公室里的计算机，卧室里的黑莓，沙发上的iPad，客厅里的Xbox，咖啡馆的WiFi，人与外界的每一次交互，几乎都要借助于工具。作为代价，我们的时间、空间、知识、注意力、心智都被一点点切割成碎片——即时通信工具切割了时间；搜索引擎使知识碎片化了；社会化网站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碎片化了。

　　Boing Boing的主编科利·多克托罗曾经说过，一个典型的电子屏幕是一个“干扰技术的生态系统”。

　　在《少数派报告》里，汤姆·克鲁斯站在一排屏幕前，在无数信息流中捕捉自己要的信息，挥斥方遒，就像一个交响乐指挥家。但现实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我们被信息牵着鼻子走。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就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

　　如果信息有意识，一定惊讶于人类注意力或意志力的脆弱性，脆弱到一点点诱惑都难以抗拒。这很容易理解，互联网时代，信息呈指数级爆炸，但人脑却没有——人类大脑每秒钟只能处理110字节的信息，一生也不过1730亿个字节。

　　仔细分析互联网时代大大小小的工具，你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冲着争夺人的注意力而设计的，对人的心智弱点了如指掌。其背后既有商业意志，也有技术本身的逻辑。

　　很早以前就有人说，信息想要免费。这是因为人都喜欢免费的东西，用“免费”换眼球，成了互联网文化的基本规则。Google、Facebook、Twitter都已经找到各自的方法，对我们的“注意力”进行商业化和资本化，他们从中受益最多。很显然，对他们来说，我们的眼球，而不是心智，是首要的兴趣。

　　我们的大脑最受不了新鲜的诱惑，当我们期待某种新东西，或者有意外发现时，都会激活大脑中的多巴胺奖赏系统。所以，我们每次上网平均要打开8个窗口，平均每隔25秒钟要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Google的算法再强大，我们仍然怀疑会有更好的新信息躲在某个角落，只等自己的鼠标轻轻一点。

　　RSS订阅的本意是通过“聚合”简化我们的生活，按兴趣订阅，获得对信息的主动权。可惜人都是贪多嚼不烂的动物。我的Google Reader每天新增数千条信息，几天不读，就累积到数万条。如果再将朋友共享的订阅算上，就更加可怕。这些东西，不读则已，一旦开始阅读，就会有强迫症，非得全部读完不可——已经投入那么多时间，如果错过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岂不可惜？

　　“邮件控”们被一种“随机性奖赏”的心理机制挟制着。他们怀着一个赌鬼死守老虎机的心情，一天刷新邮箱数十次，因为在打开和阅读一封邮件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否重要。

　　我们的大脑没有耐心，所以Twitter才会如此流行，我们希望第一时间知道所有事情，速度越快越好，内容越短越好。越来越多类似于Twitter的即时协作软件被制造出来，比如最近大受追捧的Quora，你可以利用社交网站的人脉，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

　　有一些干扰看似难以拒绝，因为它们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附着了情感的信息，比如恋人的短信，MSN的问候，开心网上的老友留言。

　　黑莓让一个平庸的小职员感觉像CEO，这个世界缺了他就无法运转。你再看一个人玩新买的iPad，从他手指的动作，脸上的表情，你会觉得那绝对不是一个人与一本书的关系，甚至不是一个人与一个机器的关系，而是一个人与一个宠物的关系。

　　这些东西让你感觉活着，感觉自己很重要。你想要连接，连接，连接。到了极端，我们就连接过头了。

　　凯文·凯利——《连线》的前主编——今年刚写了一本新书，叫《机器想要什么？》。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技术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与生命进化相同的趋势——走向普遍化、多样化、社群化、复杂化。也就是说，技术正在向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演化，有着自己的欲望和意志。

　　就目前而言，这还只是比喻意义上的。但是，当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自主性时，我们是应该问一下，它想往哪里走？它想要什么？

　　数字技术正在将人类编入一个巨大的电子网络，如果从外星人的视角看，网络中的个人未尝不像一个超级有机体里的细胞。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技术面前时常感到压抑，因为机器的需求有时候会凌驾于人的需求之上。

　　从个人层面而言，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生活越来越碎片化，但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看，这样的碎片化为一些大型的社会行为创造了条件，比如维基百科、公民记者、网络慈善小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