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塑供养菩萨像

这些国宝从来没有离开过敦煌研究院，即使是在敦煌，也是深藏不露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说，五件敦煌经卷和唐宋木雕、彩塑、泥塑非常珍贵，是第一次来到上海。

其中的《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经卷，历经千余年的时光，变得十分脆弱，本卷中部因血渍粘连，揭取时，前32行每行缺损1至4字，所幸倒数第5行基本不缺，第15行一字不缺，遂使全卷不至断裂，原收藏者张大千曾将其携往日本加以装裱。经专家研究证实，《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是迄今所见保存较为完整的纸质勋告(古代兵士立功授勋的文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已知的近5万件敦煌遗书中，“勋告”仅此一件。《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是1941年张大千从莫高窟前的沙堆中发现的，与此件一同出土的还有证明张君义立功的“公验”等3件文书及部分张君义的身体残骸。张大千除《张君义勋告》一直珍藏外，其余均卖给了日本天理图书馆。张大千晚年思念故乡，思念敦煌，希望他珍藏的此件文物回归故里，1962年底文化部派人赴香港买回，1963年拨归敦煌研究院收藏。《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的珍贵之处，除了可以研究唐代告身(命官授勋)制度外，还为我们提供了与张君义同时受勋的263个人名和籍贯。通过对姓氏籍贯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守卫唐朝西北边防者，不仅有中原地区的人，还有来自江南、四川、湖北等地的人。另外，除大量汉族人以外，还有不少东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并有少量外籍士兵。

用金泥为墨书写于深蓝色磁青纸上的《妙法莲花经序品》，其唐代楷书艺术尽显极致，从不外借，甚至连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都舍不得打开来看。泥质文物有“彩塑供养菩萨像”、“供养菩萨”、“天王立像”、“菩萨立像”。“供养菩萨”束高髻，面廓丰圆，双眼下视。上身披巾袒露，戴璎珞，着羊肠裙胡跪仰覆莲台上。表层敷彩脱落，发髻顶和双手缺毁；“天王立像”立于泥台上，身穿铠甲，头戴兜鍪，右臂屈肘握拳，圆目怒睁，面向左侧。左小臂、左足缺毁。

“木雕六臂观音像”是10件文物中唯一木质的文物，头和身躯由整块杨柳木雕刻而成，头部多半烧毁。戴胸饰，X型璎珞穿入锁扣，再从锁扣两侧穿出，绕成环状饰物，后又穿回垂至脚下，着裙和带有锯齿状边饰的腰衣，裙带在腹前结成大花结然后下垂至脚部。现残存左二臂，右三臂。

另据专家介绍，敦煌经卷除了文物价值外，其艺术价值也很高，部分写经书法体现了唐代书法较高水平，初唐人写《妙法莲华经》卷一《序品》后半、《方便品》前半被书法界权威人士称为“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而诸如此类的写经上乘之作，实在不少。唐代书法界，推重名家，对写经书法视而不见。北宋徽宗时，御府能收藏唐经生手写卷子，已表明对其书法水平的称许。

唐写经大多是字字珠玑、篇篇玉璋的精心构思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