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 ，浙江温州人，现居加拿大多伦多。代表作有《金山》、《余震》、《邮购新娘》、《雁过藻溪》等。

张翎的小说《余震》是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说，这本探讨“心灵余震”的小说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女孩在震后的心灵和成长，小说中，处处体现一种“疼”的切身感受，并且没有止痛药，以至于张翎后来都写不下去了。而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似乎找到了止痛药,突出一个“暖”字，用亲情抚平地震带来的创伤。

缘起：一场心灵的余震

　 地震在我小说里只是一个背景，真正想要说的话是关于心灵的余震。

　 2006年7月29日，那天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我当时在北京机场，等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那天所有的航班都推迟了，我等了近九个小时。百无聊赖之中，就在机场的书店里面找点书看， 结果发现那一天书架上摆满了唐山大地震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写的是很多人对那一天的记忆。我才恍然大悟，那时候刚刚是唐山大地震的30周年纪念日。这本回忆录里面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些关于孩子们的事情。

　 书里讲到一群孩子从震后的唐山坐火车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路上大人们以为他们要哭成什么样，可是他们没有，一点都没有。吃着苹果，神情麻木，有几位甚至微微的有一丝兴奋。然后到了育红学校，孩子们给大家汇报演出，载歌载舞，喊着一些那个年代特有的激烈口号，结果校长在底下看着受不了了，当场昏倒。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

　　这本书还讲了一个孩子手被截肢以后，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要求护士给他挠痒。护士以为他说的是剩下那只手，结果他说阿姨不是，是这只。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竟让那个护士阿姨泪流满面。

　　因为当时的防疫设施很差，死尸埋藏得很浅，过一阵子又得把尸体挖出来埋到更深的地方去。有两个姐弟就拉着手，去找妈妈被迁葬的地方。当时已是隆冬，尸袋已经结了冰，踩在上面都是咔咔作响。卫兵不让他们下去，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找到妈妈。卫兵不忍心，就放他们下去了。可是他们在喀嚓作响的冰袋上走了一整天，什么也没找到，只好回去了。

　　这些孩子的故事突然打动了我。地震那年我在温州，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人。灾难的消息通过层层过滤的宣传机器传到南方时，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些标语、口号、数字，看到的照片只是倒塌的房屋，画面上却没有一个人。我们跟唐山是山高水远，心里也伤痛，但不是一种切肤之疼。

　　三十年之后的这一天，我突然在北京机场看这本书的时候，那些关于孩子的记忆一下子就很深的刺痛了我。回想媒体的宣传，一直到多年之后，都还会说唐山的某个地震孤儿参加了工作，或者大学毕业，在某某机构担任什么职位，成了家，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却一直没有被那样的语调说服，我一直在想真相是否真的如此。当一个人突然一夜之间遭受全家覆灭的悲剧，关于亲人朋友的记忆被灾难瞬间截断，他是不是真的能从那样的苦难中很快恢复。

　　地震不管多么惨烈，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房子是可以重盖的，家园是可以重建的，但是孩子们被突兀地剥夺了的童年，以及心灵的重创是不是也能像地貌一样很快修复？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创作了《余震》这部小说。《余震》其实不是在探讨地震，地震在我小说里只是一个背景，地震衍生了一个母亲的残酷选择，和一姐一弟之后的命运。真正想要说的话是关于心灵的余震。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灾后心理辅导被提到了表面，现在这些已经不是陌生的话题了。但《余震》创作于2006年，在那个时候心理干预还是相当超前的话题，对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理念。

主题：贯穿全书一个“疼”字

　　如果用一个字来总结《余震》这部小说，我觉得是“疼”。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止痛药，我没有答案。

　　在2005年之前我写的比较多的是江南，我自己的家乡，写在那个背景里的家族故事。这一年是我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向北方》似乎是我的一项人生宣
言，从那以后我的小说题材开始产生变化。《向北方》、《空巢》这一类的小说，都是描写一类在心灵上被压抑得比较深的人。

　　如果用一个字来总结《余震》这部小说，我觉得是“疼”。我当时比较关注在疼这一点上。其实一直到结尾，我也没能给那样一种的疼痛找到一种解脱的方法。我留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实际上表达“疼”最极致的地方是小说的结尾处，王小灯回来找她妈妈。隔着二十多年的空间，母亲站在阳台上，俯视女儿，完全认不出来了，只问“闺女你找谁？”那一刻是疼到极致的疼，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止痛药，我没有答案。

　　小灯被埋在地底下，那是疼的开始，可那只是肉体的疼。到后面三十年一直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始终在经历着一步一步越来越深的疼。她的疼痛像是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疼，丈夫和女儿给她的疼。最后这个球越滚越大，大得几乎超越了生活本身。

　　小说写到最后，我已经忍不住那种疼痛了，所以安排了让她回家。实际上我的本意是不想让她回家的，可是我再也写不下去了。

　　回到唐山对于王小灯来说只是治疗的开始，我对结果虽然有一线的希望，但却是不确定的希望。我甚至比较悲观地质问自己：虽然她敢于正视过去，但这种正视是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小灯的举止只是浮在表面的泡沫，我老是想把泡沫刮掉，看到底层的真相。但是刮掉一层又生出一层，并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彻底治疗的药方。我的确把痛苦写得很深，泡沫写得很厚，但是我找不到一个消除泡沫的方法。电影延伸了一步，往前走了，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答案就是亲情。亲情是这部电影里的一个关键词。

人物：人物在“前景”故事才感人

　　人的发展不能够脱离社会环境和历史大框架，所以人带出历史，不是历史带出人。

　　人物和故事是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我有一个很固执的想法，如果一部小说是历史处在前景，人物处在背景，那就一定会演绎成一部概念性的作品。但是如果人物在前景，人物大大的，背景小小的，那种故事一定是相对感人的。我总觉得把人写好，写深，写活了，这个故事一定是好故事，如果人始终是背景里的一个插图，那一定会写得很干涩。我写作的初衷还是想写人的发展，但是人的发展不能够脱离社会环境和历史大框架，所以人带出历史，不是历史带出人。

　　继父王德清这个人物在电影里是改编比较大的，小说里他是工厂的财会人员，电影里设计成军人也是合理的———毕竟军人在当时的唐山是一道主要风景。但是小说里的这个人物，我不愿意别人单从一个层次评价他。我希望大家看他的时候，能看到他身上洋葱皮一样复杂多层的面，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

　　李元妮这个人物，我只是想有一个鲜明对照。李元妮始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她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希望她的家是整个街区最气派的，她希望她穿的衣服在一条街上是最引人注目的，她希望她的孩子是所有人中最出色的。就是这样一种人，灾难带给她的冲击和毁灭就会比别人更强烈，她的悲剧性是更为令人震惊的。小说里的李元妮总是招人恨，因为她总是走在别人前头，她总是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她不甘于和别人一样，即使是在家被毁成这样，还是要在人前表现出一种一切都如常的样子。

　　由于篇幅所限，李元妮在我小说里不是一条主线。我只架起了一个框架。而编剧和导演对这个人物经过了大量的再创造，徐帆充实并演活了这个人物，演出了她的悲，她的烈，她的自强，她身上自强和母性的一面。

电影 从“疼”到“暖”

　　我的小说表述的是一个“疼”字，而电影表述的是一个“暖”字。

　　我与冯小刚导演并不是因为《余震》才认识。在多伦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和冯导曾是多年的战友。2007年我的《余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他看到了，就打电话给我，想要买小说的版权，来来去去谈了一段时间，真正签署的时候是2008年4月。而几个星期之后，就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那阵子他几乎要放弃这部电影了，因为他怕人家说他跟风。

　　《余震》这部小说出来的时候，曾经有好几位国内一流的导演和我联系过，对改编电影有兴趣。最后我把它交给了冯导。因为他是中国极少数几个对文字和画面都把握得相当准确的导演之一。他是中国最适合拍这部电影的导演。

　　小说和电影是非常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在小说里，一百年可能一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小说家描述得最精彩的地方，却往往让导演不知所措。大段的场景和心理描述，在电影里却无法用镜头表现。所以真正意义上我没有参与这部电影的改编，观众看到的电影版本完全是编剧和导演的再创作。

　　看《唐山大地震》样片的时候，觉得脱离我的小说已经很远了，但是非常让我感动。我的小说表述的是一个“疼”字，而电影表述的是一个“暖”字，我觉得大部分电影观众，可能更加喜欢看一部比较温馨的亲情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能被观众接受的成功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