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娱乐明星再次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这一次是小沈阳。7月23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看上去“毫不客气”的报道《最低俗的中国人》。

　　文章的提要直点主题，“穿着异性服装的喜剧演员小沈阳的成功，标志着性幽默浮出水面。中国准备好迎接这种粗俗了吗”？

　　反性别的女式发卡、挎包、裙子，屡屡被演出搭档调侃性玩笑，在《新闻周刊》看来，在文化管理上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小沈阳能够登上意识形态意味强烈的春晚舞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性别玩笑的宽容。

　　在小沈阳之前，最受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娱乐明星是民选超女李宇春，无独有偶，正是从李宇春开始，中国的潮流界开始掀起混合性别时尚。

　　但相比于李宇春在未成年粉丝中的偶像号召力，大多数人对小沈阳的第一印象，是夸张的搞笑，透着一丝低俗。

　　这一点也被《新闻周刊》捕捉到了，“实际上，下流幽默或许在中国有抬头的趋势，但是它依然依附在暗讽、寓言和双关语的俏皮话中，这让表演者可以否认他们是‘低俗的’，官方对此的态度依然是不支持”。文章写道。

　　是的，中国的官方，乃至高层，正在掀起一场反低俗行动，确切地说，是反“庸俗、媚俗、低俗”的反“三俗”运动。

　　小沈阳：最“低俗”的人？

　　2009年春节，小沈阳在春晚舞台一炮而红之后，当年4月，《当代电视》杂志收到了一封来信，题目叫《赵本山、小沈阳，你们一点都不低俗》。

　　里面写道，“指责赵本山、小沈阳表演低俗的人，他们在看一个节目时，总忍不住要分析一下这个节目表达了什么、歌颂了什么、启发了什么、宣传了什么、教育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进一步了什么、更加了什么、推动了什么、打击了什么、挽救了什么、抵制了什么”。

　　在这名读者看来：如果有人硬要把赵本山、小沈阳归为“低俗”，我看也不必和他们抬杠，他们的“低”，就是贴近草根老百姓，他们的“俗”，就是老百姓欣赏起来不困难。

　　文化学者张闳如此理解草根文化：中国的草根文化具有浓厚的江湖气息。但传统意义上的“江湖”，并不完全是流氓、混混们胡闹的场所，相反，它还很好地保存了生活价值中的某些重要的部分，如道义、信誉、尊严等等。

　　小沈阳是中国亿万“草根”中的一个。他在贫穷的环境中长大，小学毕业之后，他跟随剧团四处巡演，夜里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睡觉。

　　他的母亲是业余的二人转演员，有时会带着年幼的儿子去葬礼上表演。小沈阳从那时起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吸引了如今众多粉丝。

　　为了进一步提高，小沈阳坚持艰苦的训练来克服怯场、忍受同僚的嘲笑和邻居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对《新闻周刊》说：“我小时候在台上表演，别人都笑话我，还喊‘下去吧！’我宁可被堂堂正正地击败，也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嘲弄。”

　　小沈阳接触的二人转同样是一种草根艺术，这个起源自东北地区冬闲农民的剧种在东北有着广泛受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纯朴中透着粗鄙的内容，其中包括大量涉性的笑话。

　　小沈阳对《新闻周刊》说：“二人转喜剧形式曾经有很多性方面的内容，但是我师父赵本山作了一些改革。”如今，这被称为“绿色二人转”。

　　小沈阳说：“我不知道什么内容被认定为低俗，我只知道观众喜欢我的表演。”

　　赵本山：大俗即大雅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也觉得，把低俗用在小沈阳身上并不妥，“因为低俗的表演应该是由严重道德缺陷、有意识违背或败坏公众文化趣味的表演”。

　　“在高雅、通俗和低俗三个类型中，小沈阳的表演是通俗型的，在通俗中再细分，他走的是媚俗路子，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把观众‘整高兴了’。”肖鹰说。

　　还有比“媚俗”者更为“强势”的娱乐明星，就是小沈阳的师父赵本山。

　　今年4月11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举办了赵本山导演的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的研讨会，出人意料的是，赵本山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发生了关于雅与俗的激烈争论。

　　曾庆瑞认为，“本山先生被收视率带来的鲜花、掌声给弄迷糊了，被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没有原则的吹捧给误导了。”

　　他认为真正的喜剧应当以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为基础，而非像《乡村爱情故事》所展现的那样，放大人物的身体缺陷(如结巴)。“这样博得的笑声缺少爱和悲悯的情怀。艺术家应当以追求高雅、崇高为目标和境界。”

　　曾庆瑞的“炮轰”立刻迎来了赵本山的反击：“首先我要说，我从来都不是高雅的人，也从来没装过高雅，我也最恨那些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有文化的，而实际在误人子弟的一批所谓教授。高雅是从民俗进化来的，没有大俗就不会有大雅。”

　　浓烈的火药味背后鲜为人知的是，这次研讨会并不是由电视剧制作方出资主办，而是由中国文联基金会的电视艺术发展基金出资，目的即是“坚持客观、健康、科学的评论理念”。

　　一名参加了研讨会的人员告诉记者，曾庆瑞教授并非第一个发言，在他之前，先后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专家发言，但“评论内容比较平和”。

　　与理论界的反响不同，北京电视台科教节目中心主任徐滔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在研讨会现场，徐滔拿出《乡村爱情故事》的收视率分析表，该剧在全国35个主要频道播出都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特别是在该剧播出期间，黑、吉、辽、天津4家频道因为播出了这部剧，其在全国和地区的排名均有大幅度的提升。

　　“我觉得在导向正确的前提下，你的作品是不是有感染力，是不是有号召力，在收视率面前一目了然。”徐滔向赵本山说。

　　《乡村爱情故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的收视率是7.2%。

　　面对研讨会上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笑称，赵本山老师和他的团队已经顺利征服了“三座大山”，却没有想到搁浅在“一座小山”面前。

　　“这被征服的‘三座大山’，一是凭借春晚小品创造奇高的收视率，二是凭借《三枪拍案惊奇》创造电影高票房，三是凭借这部《乡村爱情故事》创造收视率新高。赵本山老师却没想到无法攀越‘文人小山’。”王一川说。

　　“这些人生来不会青睐收视率、上座率、销量或票房，而是重视艺术的文化价值和品位，要在热潮中冷静地探寻一些更加深层的东西。他们可以说是一批不合时宜的反思者和批判者。我想，一种健康的富于活力的文化，不仅需要肯定和赞扬，而且更需要这种否定和批判。”王一川如此评价学者对赵本山的批评。

　　王一川认为赵本山的问题不在于大俗，而在于大俗不能通向大雅。“通俗作品要的不是寡俗，而是俗而雅。寡俗就是为俗而俗，没有兴味蕴藉的俗，也就是不能通向雅的俗。俗不是错，寡俗才是错。”

　　当然，学者之中也有不同意见，在研讨会现场，央视导演郎昆宣读了一封学者于丹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当前很多电视剧以严肃、高雅为名，却因为过于凝重而与观众拉开了距离。从这个角度来说，赵本山的作品是在与我们作着心灵之间的沟通，他帮我们揭开生活最本真的现象，去触摸生活的细节”。

　　那名参加了研讨会的人员告诉记者，曾庆瑞“炮轰”之后，现场学者的发言随即又重回平和。在会议的最后，赵本山也说“如果今天我语言有过分的地方请老先生原谅”，他称自己参加过三回研讨会，头一次这么认真和严肃地听讨论。

　　但在最后，赵本山重申，“对于高雅和通俗我还要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们所有的民间艺术，包括相声和京剧，一旦高雅就会走向死亡。”

　　媒体是代言还是引导

　　小沈阳和赵本山式的民粹化娱乐倾向并不能说服吴文科，“虽然我们不能拿相声史的专业问题去难为郭德纲，但有些对于历史的认识问题必须讲清楚”。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讲到一个清末的相声艺人的例子，他认为清末的相声艺人也不是纯粹为了娱乐活命，并非完全没有立场和思想地去经营相声。比如清末有段叫做《大人来了》的相声，就因讽刺没落帝国的大员出行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而遭到九门提督的严厉追究和粗暴查禁。相声艺人也因之一度不能在京城演出。

　　可对“三俗”的舆论批评包含的东西已远远超出舆论本身的意味。从《人民日报》近期的文艺点评来看，俗与雅的争论已成为当前文艺争鸣的核心议题。

　　在作家张炳玉看来，“雅与俗在源头上的对立，既反映着封建贵族与平民大众两个阶级的对立，同时也反映着前者对后者的歧视和否定。”

　　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点评，批评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中的“黛玉裸死”，指出“随着大众媒体时代的到来，经典的命运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些人不再敬畏经典，而是想尽办法‘戏谑经典’，‘颠覆经典’。”

　　3天后，对新版《红楼梦》的批评被《人民日报》文艺点评“旧事重提”。

　　8月1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文艺点评，题目即为《求雅还是求众》，文章在点评昆曲时称，“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要固守住昆曲的传统，使后来人还能耳闻目睹那‘过去的美好’”。

　　事实上，能查到的最早出现在文献上的“三俗”说法正是针对媒体。2004年8月28日，《温州都市报》总编辑薛元在《新闻实践》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真学真改，抵制“三俗”之风》。当时的背景是新闻界三项教育活动。

　　反“三俗”很快从新闻界扩展到整个文化界。2006年5月，山西省文联副主席高国俊在中共山西省委主办的《前进》杂志撰文，称“文联要在文艺评奖工作中，坚持以‘八荣八耻’为价值尺度和评价标准，坚决抵制文艺创作中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今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这一信号被香港媒体解读为“内地正在发起一次‘新道德运动’”。

　　在这样的社会风潮下，媒体和社会其他层面对草根阶层应该持什么态度？和他们站在同一阵营为其代言还是加以引导？

　　文化学者张闳认为，草根文化是一种自发的和原生的文化状态，只要有充分的表达平台和表达权利，它就会自然生长成一种富于生机的文化原野。有愤青、有小资、有另类、有知识精英……他们之间会冲突，也会融合，就像自然生态一样，自身会维持一种平衡。

　　“一旦有权力的介入，其结果则必然是以牺牲弱势的话语利益为代价。所以，‘代言’、‘引导’等等，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到群众中去’和为大众服务，其造成的文化生态失衡的后果，则是对公众利益的损害。”张闳说。

　　而在公共管理学者眼中，在需要法律法规起主导作用的领域，就不应当实施过多的道德干预，而应当不折不扣地确立和维护法律规范的权威地位。

　　“我们不能过分地企盼一些不良的甚至是违背法律的社会行为，会通过道德这种‘软约束’而得以消除。”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童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