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为西方哲学提供了基本的范畴和命题，开启了西方的科学和人文传统

　　记者：作为研究希腊哲学史的专家，您认为希腊哲学史研究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意义？

　　汪子嵩：古希腊哲学是激发西方思想文化活力的火种，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要理解西方哲学甚至西方知识系统的演进，必须回溯到古希腊哲学。哲学在古希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领域，各门具体知识和学科都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研究古希腊哲学，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古代哲学家是如何探索哲学的定义、探讨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许多哲学问题的理解。

　　记者：哲学研究离不开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古希腊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范畴，如何看待它们？

　　汪子嵩：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虽然著述不多，有的甚至只留下一些残篇，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基本的范畴。比如，米利都学派最早提出了“本原”，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爱利亚学派提出了“存在”和“非存在”，原子论哲学家提出了“原子”和“虚空”，等等。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前者提出了著名的“相论”（也有人翻译成“理念论”），后者则阐述了“存在”和“本体”、“形式”和“质料”、“潜能”和“现实”等哲学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西方哲学（直到近代）经常使用的许多范畴，在古希腊哲学中大多已经提出来了。研究这些范畴最初的含义及其变化发展过程，对于了解西方哲学史是十分必要也是大有裨益的。

　　记者：除了一些基本的哲学范畴，古希腊哲学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否也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甚至西方文明？

　　汪子嵩：西方的科学和人文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西方的科学并不是希腊人开创的。一般认为，几何学起源于埃及，天文学起源于巴比伦。但在这些地方，科学仅有实用的意义，并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而古希腊哲学家们喜欢探求事物和现象背后的原因。德谟克利特有一句名言：我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意获得波斯的王位。正是在这种理念主导下，古希腊出现了一大批一心一意、孜孜不倦地献身于真理的哲学家，他们很早就提出了推理和论证的方法、公理和假设的方法、演绎和归纳的方法、从现象探索本质的方法、揭露矛盾的辩证法等。所有这些，都被近代以来的哲学和科学所继承。比如，培根的归纳法、休谟的怀疑论、康德的先验分析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等，甚至最近产生的一些新兴学派和边缘学科，都可以从古希腊哲学中找到影子。

　　从翻译介绍到选辑编史，我国的希腊哲学史研究已初具规模

　　记者：我国学者研究希腊哲学史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汪子嵩：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吴献书翻译的《理想国》，郭斌和、景昌极翻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张师竹初译、张东荪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就相继出版了。严复先生的后裔严群精通希腊文，在上世纪40年代也译有柏拉图对话多种。1944年，由陈康译注的《巴曼尼德篇》出版。这本著作不是一般的翻译作品，而是对柏拉图的《巴曼尼德篇》作出创造性阐释的研究性专著。

　　古希腊哲学家著作的译介工作在上世纪50年代有很大发展。1957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完全用白话文翻译。1963年出版了严群翻译的柏拉图后期对话《泰阿泰德篇》和《智者篇》。严先生用的是文言体，译文以希腊原文为基准，根据娄卜丛书的《柏拉图文集》，并参考权威的英文译本。

　　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的译介和编纂工作更取得了重大进步。80年代初出版了严群翻译的柏拉图早期若干对话录。1986年，郭斌和与张竹明用白话文翻译了《理想国》。从1983年开始，我和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开始编写《希腊哲学史》。进入90年代后，苗力田主持翻译了10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王太庆翻译了《柏拉图对话集》、王晓朝翻译了4卷本《柏拉图全集》。此外，苗力田和陈村富分别主持编译了《古希腊哲学》和《古希腊名著精要》，前者是一本原著资料选辑，后者是一种摘要式的介绍和评论。

　　从这些不完备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我国对希腊哲学经典的译介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希腊哲学史研究已初具规模。当然，这是一个异常广阔的天地，还有许多领域需要我们去探索。

　　记者：您认为当前我国的希腊哲学史研究还有哪些需要重点加强的地方？

　　汪子嵩：由于原始资料的欠缺及对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不熟悉，目前学术界对一些经典文本的细致注解和诠释还相对缺乏；大量古希腊晚期的哲学著作还没有中译本，现有的译本很多是从英、德、法文转译，而不是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的；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继续努力解决。

　　希腊哲学史研究与翻译应忠于原著、不加妄断，但也要有创新精神

　　记者：您能否谈谈从事希腊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和心得？

　　汪子嵩：说到研究希腊哲学史的方法，必须提到陈康先生。陈先生是我的老师。正是他译注的《巴曼尼德篇》，激发了我研究希腊哲学史的兴趣。陈先生倡导实事求是、不尚玄虚、不道听途说、不穿凿附会的研究方法，主张“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依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等等。这是研究哲学史特别是希腊哲学史的一种重要方法。此外，我觉得要多读书。希腊哲学史的各种材料浩如烟海，原文本、中译本和其他文字译本都要仔细研习，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找准研究方向。

　　记者：从事希腊哲学史研究必然涉及相关著作和概念、范畴的翻译问题。您认为翻译古希腊哲学著作应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汪子嵩：古希腊哲学著作的翻译与一般学术研究一样，也有一个方法论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对此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人类的思想和语言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表现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一个概念分化为不同的概念、从含混的概念和思想演变成比较清晰确定的概念和思想。因此，用现代语言去翻译古代语言便不可能做到完全像古代语言那样言简意赅。即使是对我国古典著作的翻译，如《论语》、《老子》等，也不可能逐字逐句地依照原文，不增添为现代读者理解所必需的字句。如何增添，便是需要译者着力把握的问题。

　　第二，古希腊语有严密的语法规则，但无论古代或现代汉语都缺少这种语法变化。比如，Being的翻译问题。很长一段时期，这个词一直被翻译成“存在”，可是在汉语中，“存在”只能作实义词用，从来没有用作联系词，无法表达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真”的含义，因此许多学者提出要将“存在”改译为“是”。对这些重要概念译法的讨论并非可有可无，而关系到不同的研究路径，甚至哲学研究的全局，需要引起重视。

　　第三，翻译和写作一样，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译者在翻译中受到自己的经验和学识的限制，同时受到主观好恶的影响，会选择他认为最适合表达作者原意的方式进行翻译。所以，为了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水平，译者应不断夯实自己的学术根基，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翻译。

　　记者：是否可以说，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就很难做好翻译工作？

　　汪子嵩：是的。译者是根据其对原著学习研究取得的认识进行翻译的。在从事翻译之前，译者首先应研究原著，当然也得参考不同文字的、有价值的译本。研究方法和翻译方法有所不同，但二者又有很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将翻译方法看作研究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希望学术界在重视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能更多重视西方哲学著作尤其是古希腊哲学著作的翻译方法，实现研究水平和翻译水平的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