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八卷本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到2006年两卷本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再到这次主编九卷本的“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多年来，周宁的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落脚点始终放在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关注中国作为历史主体和思想主体的身份和位置上面。在他看来，“背弃中国历史主体的反思，即使可以看到中国过往的陷阱，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前景”。

读书报：您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跨文化研究，2006年出版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一书可谓是您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心血之作。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主编的“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这是否标志着您研究的转向？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到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领域的扩大，是否意味着研究观念与方法也随之有所变化呢？

周宁：我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的三组问题：西方的中国形象、世界的中国形象、中国的自我想象。第一组关注的问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怎样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且参与了西方的现代性实践；第二组问题关注的是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特别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第三组问题关注的是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以及域外中国形象的关系。《天朝遥远》基本完成了第一组问题的研究，2005年我便转入第二组课题，研究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的中国形象。研究领域的扩大与转移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问题与方法的转变。跨文化形象学不能只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否则我们的研究前提中就已经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假设了。

读书报：这套丛书研究世界的中国形象，按照国家和文化区的不同，您将丛书分为九个专题，这种设立的根据是什么？

周宁：世界的中国形象体系的结构性关系。首先，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的中国形象存在着丰富的差异性，有必要区分出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中国形象，如西欧的中国形象就不同于阿拉伯世界或东亚；其次，同一个大文化区内不同国家或不同文化传统地区的中国形象，也有所不同，同属于西方的中国形象，西欧、美国与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又有不同；再次，同一个文化区内不同国家的中国想象，功能与结构关系各异。某些国家具有典型意义，意义丰富而传统深厚，可以代表该地区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如日本的中国形象之于东亚、印度的中国形象之于南亚。当然，有些文化区的中国形象可能具有整体性特征，但难以找到一个具有想象内容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的代表性国家，所以我们设立了东南亚的中国形象、阿拉伯的中国形象、非洲的中国形象、拉丁美洲的中国形象等专题。

读书报：近年来，学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视野内越来越多地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也经常不自觉地意指“中国与西方”，西方的文化霸权已经成为“非西方”的某种文化无意识。在这种大背景下，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非常有意义。

周宁：意义在于“批判之批判”。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问题与方法都起源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批判。但它在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在研究中假设并贯彻了这种霸权。既然世界的中国形象表现为多元的差异结构，为什么只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呢？研究世界不同文化区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在研究前提上超越了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世界的中国形象网络是个多元的差异结构，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的中国形象各有特色。没有这种各具特色的差异性，不同国家和文化区的中国形象作为不同研究专题的意义就不存在了。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以某种文化霸权的方式影响着非西方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地且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国形象生产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成为“自我东方化”或“自我西方化”叙事的一部分。

读书报：“中国是否可能在思想上被他者化”？“如何从思想中拯救中国的历史主体”？在西方文化霸权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您这种寻找中国历史主体的精神和学术勇气令人钦佩。您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关心的，请问您的答案是什么？

周宁：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可能在思想上被他者化”，而是“中国已经或正在思想上被他者化”。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目前只是意识到问题并提出问题，“以思想的方式抗拒”。是否可能并如何从思想中拯救中国的历史主体，不是可以慷慨论述的事，需要大家思想明晰，从细微处不懈努力。

读书报：“中国形象”是您跨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但最近学界研究西方汉学的学者们，也频繁使用同一概念。请问您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与西方汉学研究有哪些不同呢？

周宁：有意无意地混淆“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与西方汉学研究，在研究中是危险的。西方汉学的意义在于假设它是一门学科或知识体系，如果使用中国形象取代汉学，那就假设汉学的意识形态化。“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研究对象、前提、观念与方法上，已经超出汉学或比较文学的范围。比较文学形象学只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异国想象，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文本如何相互参照，相互渗透，共同编织成一般社会观念或一般社会想象的方式与意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大多只满足于描述某部作品或某一时期某些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特征，只意识到研究什么，没有反思为什么研究，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比较文学形象学是没有问题的学科，而跨文化形象学，是没有学科的问题。文化研究的思想挑战性及其开放性活力，也正体现在这种跨学科性与非学科性上。

读书报：您在丛书“总序”中引用齐泽克的话：“真相就在那里”，就看我们有没有眼力，有没有看透它的视角或立场。而无论是此前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还是现在的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贯穿其中的，是您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追究问题的能力。

周宁：我是努力这样做的，但是否做到，效果如何，自己不好评价。其实，研究的自觉境界是问题自发，开始追问研究者。我不相信学界的某个问题是某人某时提出来的，一个时代的问题是同时代“入流”学者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意识到的。

读书报：中国当下最大的“战略威胁”与“战略挑战”，都与我们的国家形象相关。您认为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对现实问题起到推进作用？

周宁：中国形象问题是当今中国和平崛起与文化复兴的重大问题。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关涉到当今中国两个重大的文化问题：一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环境，二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环境中的西方文化霸权。最近我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打造中国形象，但这只是个文化软实力或外宣问题，关注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属于文化战略与策略问题。我们做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关注是什么、为什么，而不是如何做。但基础研究又的确与文化战略与策略相关。如果你不了解目前国际上中国形象的现状与问题，又如何合理制定文化软实力战略与外宣策略呢？你可以决定用50位名人诠释中国形象，世界接受不接受、或如何接受，是别人的事。营造良好的中国形象，不可一厢情愿。一厢情愿地制定政策，在国内可能还勉强行得通，只是实际效果差一点，在国际上，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制定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或外宣策略，必须了解世界的中国形象的现状与问题。我们在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中设定的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文化软实力战略或外宣策略，却着实为这个时代重大任务提供了知识与理论准备，我以为这也是学者的本分。

（“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周宁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