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读书杂志当年创刊的时候那是很轰动的。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读书无禁区》，这是他们的口号。“读书无禁区”这句口号，很多人是一看标题就望文生义，就觉得他们简直疯了。是不是表示要取消书禁，不再有禁书，但其实你看内文里面就晓得，其实他们还是强调有一些是文化的渣滓，道德上不好的东西是应该让大家看到，因为它根本不算文化。但是它的取态，在我们想想看文革刚刚结束没多久，没几年的状况底下，已经是非常大胆的，可以说是整个80年代文化热，或者后来文化上逐渐开放过程的第一炮。

　　今天我们怀念范用先生，不妨来看一看他这样的一本的散文集，里面有相当多的自述跟追忆，对往事的追忆，就是这本《泥土脚印》。《泥土脚印》后来还有一集叫《泥土脚印（续编）》，但是在这里头，我特别能够看到，范先生真的是从小就一定要跟出版这行拉上关系的证据。

　　例如说这里面就讲到，原来他小时候，家乡里头附近就有一些的印刷厂，他还喜欢去印刷厂看，看人家印刷，从小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他就讲到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姓庄的同乡的哥哥在一家报馆当排字工人，我常到排字间玩，跟他做了朋友。

　　我看他一天剪下来，剪字嘛，要剪铅字，那时候。累的很，他教我唱一首歌，注意这首歌，做了八点钟，又做八点钟，还有八点钟，吃饭睡觉撒尿出工，机器冬冬冬，耳朵嗡嗡嗡，脑壳轰轰轰轰，再拿稿子来，操他的祖宗，原来排字不是好玩的，很苦。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范先生那时候年纪小，总觉得排字是很舒服，很好玩，好有趣的事。他好玩到了什么地步？他就跟这些排字工人，拿一些铅字他们就从字架上剪了伏，还有星，两个头号字送他。伏星是他的小名，所以就这两个铅字给他。

　　他把剪来的铅字花边拼起来用线扎好，在店里的印泥缸，沾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尽管拼不成一句话，却是我印的。我把印有“伏星”两个字的贴在墙上，东一张，西一张，到处是伏星，好像人单广告。后来他居然还做了一个什么事？你看这里面，他从小就爱做出版。

　　他说10岁那年，日本鬼子在上海打仗，连小孩都晓得要抗日，那时候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街上就叫卖“号外”，就等于是像现在的晚报一样，我把人家看过的“号外”讨来，用小张纸把“号外”的大标题抄写五六份，送给人家看，不要钱。到现在我还记得写过天通庵、温藻滨，这些地名，还有那些不怕死的汽车司机胡阿毛。

　　“号外”竟是好消息，他说我送给想看“号外”，又想省两个铜板的人，像茶水炉的老师傅，剃头店老板，救火会看门的刻字铺先生，都是这条街上的，他们很高兴。于是妈妈又生气又好笑，说这小鸭子送“号外”的晚饭都不想吃了。

　　你想想看，他是10岁的年纪，就自己抄“号外”，等于自己开一个自己的印刷厂，主动到街上发免费的报纸，居然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不止如此，后来我们看到他在上学的时候，暑假期间，老师讲文学作品，我跟几个同学刻钢板，自己油印活页文选。印过夏衍的《包身工》，高尔基的《海燕》，周作人的《小河》，朱自清的《河塘月色》。

　　那时候书店里卖开明活页文选，很便宜，很受欢迎。现在没有人做这种工作。为买不起的读者着想，就这样我异想天开，抄抄摘摘办起了出版，自得自乐，其乐无穷。好在没有人告我侵害版权，请我吃官司。

　　说到这些事，我也想起了我自己念大学。我们那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跟范先生比较，我们买不起书，但是我们也没像他这么慷慨大方。所以人家是做出版的，想把好书给人看，我们不是，是把书印给自己。我们怎么印？其实简单，就是影印。我影印完一本书之后，我们还特制一些封面，把它包的就像一本真书一样，当然还是差很远。但是尽量学习吧，所以我家到现在还有一些当年我们自制的一些书的存在。

　　你看到他真的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注定是要做出版的人了。后来果然十来岁逃难的时候，没书读，他跑到武汉，在武汉那边，他就能够遇上很多人让他看书。那时候他就说到，其实在武汉之前，他小时候在家的父亲的一些书店看书，那时候有些书店就不收他钱，也不赶他跑，就随着他在里面白看。每天这么看，居然能够看很多本书，而且还跟店员交起了朋友。

　　其中有一个他特别要好的店员，大他好几岁，当他是小弟，姓贾，叫贾先生。这个贾先生后来跟他分离了，原来到了台湾去。到了晚年还给他写信，大家有通信，找回一个联络，相当好。然后这里头就讲，他说我见到书店的朋友，就是开书店的朋友，常常讲这个买书的故事，就是说他跟当年书店店员怎么跟他交朋友的故事。我说开书店要广交朋友，包括小朋友，欢迎他们来书店看书，从小爱跑书店，长大准是个爱书人，准是你的顾客，这话说的再好也没用了。

　　因为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些书店，他觉得有一些小孩碍事，不一定赶他，但总觉得他不是来看书的，随便乱翻。想起来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这样，你哪知道现在书店里面那些随便乱翻的小孩，长大了会是什么样的人呢。说不定他就像我这样的以后成为贵店的忠实顾客，什么书都看，什么书都买，那对你来讲，不是好极了的一笔生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