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论世:学术之道,贵在问学求真


2014/9/6    热度:279   

  古人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求学术、求真理,对万千读书人而言,应是最基本的追求。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术界却似乎陷入一个怪圈:教授忙着拿项目,学生忙着抄论文,学术造假的传闻连连不断,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却比较罕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编者

这样的学术“成果”(漫画) 郑莉绘

  问学与求真,是一个民族有其精神存在的表现。学者和他们的著述,是一个社会所存良知的代言。设若学者的著述,并非体现民族精神、表达社会良知,而是源自抄袭和造假,以至于成为个人求誉谋利之器具,欺世盗名之手段,能不悲乎?

  历史上向来也是有此种学者、此种著述的,而其向来的结果,也总是为天下所耻笑。但是,倘若并非仅仅一二个人如此,也非仅仅一二本书如此,而是一段时间以来,似乎要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现象,这就值得人们好好思考了。

  群体性现象,从来不能为其中的任何一次个人行为作道德上的辩护,正如天下偷盗之多,并不能稍减偷盗之耻一样。不过,偷盗之多,也确乎有超出“个人之因”以外的“社会的缘”。此“社会的缘”,需要我们正视,且要寻求克服的方法。

  学术应该远离功利

  学术者何?一民族之思想、科学上的事业。此种事业,乃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论道、求真之事业,与其他种类的事业不可同例而视。学术之外的很多事业,关乎生计、利益,是在器的层面,虽然也有其自身在道德上的标准和目标,却总还要通过实用上的价值来体现,总有利害得失贯乎其中。学术则不同。学术以论道、求真为本务。一旦把现实利益做成学术的“运作平台”,学术之道必随之隐失。当然,这里要做一个必要的补充说明:在知识经济兴起的当代,已有一部分学术(应用性的技术学科)成为知识产业中的一项活动,因此应该被排除出这里所讲的学术之范围。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学术,不属于任何产业,也不应当成为产业。

  试想,倘若一个社会,其致力学术是为追求实用上的利益,那么,至少我们不得不担心,在这个社会中,究竟还能由谁去承担思想的任务、去追求真理的本身呢?

  学术应该远离功利,保持对于社会利益体系的独立地位。学术一旦被融入社会利益体系之中,成为社会利益中的一员,成为某一特定的利益领域,其结果必定是学术丢弃其为整个社会服务的使命。而这种丢弃,同时即意味着学术背离了自己的本质,走向了异化。这是一条公理。学术只有通过与社会利益体系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充当整个社会的良知。也正是源自这一距离,才产生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纯洁性和它的每一个成员的纯洁性。

  但是,眼下中国大学,却存在着学术功利主义的思想。比如,学术研究以争取项目经费为导向的情况就常常出现。有人以为,科研经费之争取,并不伤害学术的事业,倒是为学术的发展寻求经济上的保证。然而,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为争取经费而设计、而投标的课题源自哪里?其价值又是由谁来判定?当然不可能是由提出课题的学者本人来认定。它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由专家组成。

  问题在于,这些专家又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判断所报课题的价值的呢?在这种形式公正的项目审批制度中,学术的独立是否就能够保存?值得存疑。理由在于:学术发展是由思想本身所引领的,其根本的动力来自于研究者敢为天下先的创造性。既云创造,就是能突破任何现存的评价尺度,它的价值并不是集体打分所能评判的。我们这个民族既要在科学和真理的事业中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就必须对一切可能的学术创造给予足够的尊重。然而,在集体打分的项目审批制度中,这种尊重很难不被消解掉。

  当代为何难有大师?

  人类对知识的兴趣和对真理的追求本身即有崇高的价值,非关社会之一时的功利需要。诚如黑格尔之所云,真理就是它自身的尺度。也如古希腊人对哲学的认识: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智慧与求功用,是两码事。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思想传统的伟大民族,从先秦时候起,即以闻道、论道为学问的根本。然而,在今天,视这一传统为迂腐的、为落后的,却大有人在。其结果,便是学术功利主义思想的逐渐流行。

  学术功利主义既已展开,有关课题立项与经费使用的种种价值词便不绝于耳,诸如“投入与产出”、“竞争与效率”等等。在这类价值词的包围之中,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当代学术界再也难以产生“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大师。

  在有的地方,教师在高校中的职称评定,也是以是否已经获取某一级别上的立项课题作为重要标尺。这种情况说白了,这是要求高校教师在科研上有能力“拿到订单”——如此之大学,与企业何异?

  倘若我们的每一所大学,都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都属于知识产业的一部分,那么,把大学办成企业,不但无可非议,且正是其成功之处。不过,并非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是技术学科的教学研究单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作为科学共同体和民族的精神中心的大学,今天仍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些真正的大学的企业化趋势保持足够的警惕。

  学术应该在处于功利之外,保持特立独行的状态,否则学术思想很难自由,学术成果也难以创新,只能是不断地复制既有知识的“学术成果”。有感于此,回想蔡元培先生当年所倡导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盖有因矣!

  学术独立所面临的压力,在今天并不来自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市场经济的逻辑强制。因此,对市场原则设置必要的界限,防止其全面侵入学术领域,是我国的学术事业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前提。期待有朝一日,会有一个为整个社会的良知所认同的学术制度的诞生。这样的制度,代表了整个社会对学术的尊重。而只有在被社会所尊重的、独立的学术中,才能产生出真实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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