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子必教，这是父母的义务，责无旁贷。养而不教，教而不严，是一种过错。然而，古代有一些宦官人家的子弟由于缺乏教育或教育方法不当，致使不少官宦人家本望子弟成虎反类鼠，成才反成恶，败坏家声，侮辱祖宗。为此，张梦复说，至乐无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颜光衷则认为，要使富家子弟尝一下贫贱滋味，以思自立自强。（金缨《格言联璧》）

在古人看来，教育子女是一种爱的表现，如果“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方孝孺《杂诫第三十七章》）既要爱护子女，又要善于教之。也就是要“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左传·隐公三年》）汉代的王符认为，仕宦智士对于子孙要“厉之以志，弗厉以诈；劝之以正，弗劝之以诈；示之以俭，弗示之以奢；贻之以言，弗贻之以财。”（《潜夫论·遏利》）强调德教为先。诸葛亮经常对子女们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的小儿子诸葛乔成了驸马爷后，仍然严格要求他。为了防止他养尊处优，在安逸中变为庸人，诸葛亮让他离开优越的宫廷生活，去成都担任一个小小的运粮官，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督运粮食，经受磨练。（《名人谐趣集粹》）历史上教子有方的故事俯拾皆是。诸如家喻户晓的孟母三迁、曾子杀猪，等等。

先哲们主张，“居官莫虑子孙”。颜光衷认为，一些居官者之所以“不知廉洁足尚”，“大都为子孙计久远”，虽然获得了许多不义之财，却“留怨债与子孙，非所云福也。”（熊宏备《居官格言》）家为官累，不可不慎，但官为家累，亦须警惕。吕坤在《呻吟语》中指出：“家人之害，莫大于卑幼各恣其无厌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意谓在上者一味迎合子孙的贪得无厌之情，乃是家庭的最大祸患。因此，清代的王士俊在《忘家》一文中写道：当官最忌枕头风，英雄最怕稚子情。历观为官成败贪赃枉法者颇有本非坏人，只因听取娇妻枕头指使，顺其儿女情悦，一步步走向贪贿，一发不可收拾，不身败名裂而不止。这就需要为官者一开始就严家法，勿顺妻妾儿女之欲，示以忠孝廉节，论之以利害是非，说服家人。

宋代大臣范质曾针对儿子和侄子写信请求他帮忙升官之事，写过一首《诫儿侄八百字》五言诗，大意是，认为子侄们有这种思想是很值得担忧的，便写此诗予以劝诫，阐述了权力与责任、职位与才能的关系，指出，我家得官禄已为数不少，并非有什么过人之德才，只不过侥幸而已，应感到内疚才是，何敢再奢望高升！你们孩子辈应持谨慎克己之心，学立身修德之道，以史为鉴，淡名利之心，拒无端奉承，远离名望和权势。无独有偶，同时代的包拯、欧阳修也有训子侄书。包拯训其子曰：“后世子孙，仕宦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死后不得葬大茔之侧。”欧阳修致侄书曰：“在官，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外，不曾买一物。”（俞文豹《吹剑录》）他们勉励后生，即使当官，一定要做到清正廉洁，不能贪赃枉法而败坏好门风。范仲淹在致子弟书中，则提出了为官做人的原则：见利思害，勿求人提拔而自充实，公事不可与家人议，等等（刘清之《戒子通录》），很有借鉴意义。

古人虽然强调“居官莫虑子孙”，说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马牛”（《增广贤文》），“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林逋《省心录》），“子孙富贵自有命，不遗之财”（唐彪《人生必读书》），等等，其实，“莫虑”是很难做到的，问题是为什么“虑”，“虑”什么，这才是关键。《周礼》主张，用“三德（至德、敏德、孝德）教国子”，是一种“虑”，《汉书·韦贤传》指出：“遗子黄金满籯（笼箱），不如一经（儒家经典）”，是一种“虑”。宋代倪思在《经锄堂杂志》一文中则概括了“善为子孙计”的八条原则，其中包括种德有道、家传清白、学而知义、家法整齐、择良师友、常存俭风，等等。总之，“爱子莫要于能教，教子莫贵乎以正”（李惺《冰言》），“修身岂止一身休，要为子孙后代留。”（陈梦雷《家范典》）

当然，“教子贵以身教，不可仅以言教。”（《格言仅录》）身教重于言教。有道是：“家有严君，斯多贤子”，“厚爱多败子”。因此，为官者必须自正己身，己身能正，“以身作典型，训诲复不惜”（《醉醒石·第七回》）这才是教育子孙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