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多年生常绿木本植物。陆羽《茶经》曰：“茶乃南方嘉木。”说明茶原产于我国南方。《本草纲目》称茶树源于巴蜀，闽、浙、江、湖、淮南山中都有种植。早在远古，茶的药用价值就被我们的祖先所认识、利用。相传神农氏遍尝百草，一日中七十二毒，后用茶解之，方能幸免，这才把医药传世，惠及后人。

在隋唐以前，南方人饮茶、食用茶有很长的历史，尤其是在道家、玄学家和士大夫阶层中颇受欢迎。到了东晋，饮茶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风尚。而在中原地区，茶还是稀有之物，不为一般人所知。根据《世说新语》记载，一个南下经商的北方人甚至连茶是什么都不清楚。可见当时的北方人好饮乳酒，还不习惯喝茶。南北朝时期，菩提达摩从梁地北上来到少室山，修禅悟道，传说他对着石壁一坐就是9年，这期间难免体生疲倦，眼皮打架，于是他干脆把眼皮撕掉，以振奋精神。不久眼皮落地之处就生出茶树一棵，上面的绿叶偶然飘到小沙弥的开水锅里，达摩喝下去后，顿时困意全消，身心舒畅，自此开了禅门饮茶的先河。这个故事十分有趣，却难免夸张。喝茶当不是这位虬髯碧眼的大师始创的，但达摩从南方北上，把茶叶和南方人喝茶提神的习惯带入禅门，却也称得上是一位先驱者了。

随着隋唐时国家的统一，大运河的修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渐渐通畅，茶叶也开始向北方流通。而中原的饮茶风气，则是自唐开元年间大兴佛教而 连带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有很好的说明，其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昔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可见，北方的饮茶习惯，正是借着禅宗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自此南北茶叶贸易也迅速膨胀，南方所产茶叶，源源北上，“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可见禅宗对茶的推广作用，是相当大的。《封氏见闻记》的记载也充分反映出饮茶和禅宗修行之间的密切联系。禅，梵语作“禅那”，意思是“静虑”、“思维修”。禅宗讲究“心注一境”、“正审思虑”以达到由痴而智，明心见性的境界，主要是通过坐禅的方式。禅僧坐禅的时候，过午不食、晚间不睡，十分容易疲乏，而茶叶具有提神益思、消除疲劳、去烦恶、止渴生津等功效，最适宜禅僧饮用。同时佛家认为茶有“三德”，除了宜于坐禅之外，还有饱食之后促进消化和抑制性欲的功效，所以很快就得到僧人的青睐，成为禅门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唐朝中后期，这种结合更加紧密，禅院中专设“茶寮”，以供众僧吃茶；专门煎点茶的，设有专职，称为“茶头”。丛林规则，每天要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主持晋山时，也有点茶的仪式；甚至有以茶为筵的“茶会”。自此后的一千余年，虽历兴衰，僧人以奉茶为待客之道，却从未改变。

禅与茶的契合，不仅仅停留于“体用”，两者的文化内涵相互浸润，更达到一种深长悠远的精神境界。

九月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释皎然
半夜招僧至，孤吟对月烹。《故人寄茶》——曹邺

茶在生理上使人宁静、和谐。在精神层面上，茶道提倡的清雅、超脱、俭德、精行，正合禅僧体悟佛性的法门。在其他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时候，煎煮一杯香茗，观察水沸茶滚，沫起香逸，思绪似乎走过千山万水，长长岁月，慢慢涤荡胸臆，最后归于心灵上从容、安寂，所谓的“始于忧勤，终于安逸、理而后和。”这与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具有相同的价值归宿。

南禅兴起之后，秉承“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僧人们更加旷达，随手拈来，皆是禅机。那时有很多关于茶的公案，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诙谐幽默，暗隐机锋，意味深长。如赵州和尚的“曾到，吃茶去；不曾到，吃茶去。”正是借吃茶，打破繁琐，直指人心。云岩昙晟禅师生病时，还以“煎茶给谁吃”为话头，点化道吾圆智，这种不计有无、不随生死的情怀，正是禅的至理所在。有偈子云：“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煎茶饮茶这等事，在僧人眼里却同佛性打成一片，不分彼此，达到了“茶禅一味”的浑然境地。

禅赋予了饮茶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并流布给世俗社会甚至飘洋过海，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写下重要的一页。茶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陆羽，自小被寺院收养，当过煎茶的小沙弥，有了这种环境的浸润，才为其写作《茶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茶文化与茶理论走向历史的高峰。茶从偏于中国南方一隅不为人所知到现在风靡世界，禅僧作为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把茶带到中原地区后，成倍增长的消费大大刺激了南部茶叶的生产，使茶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和税收来源。在对外交流方面，茶叶往西自丝绸之路远播至西亚、欧洲，向东传到日韩。然而，最令人悠然神往而不能忘怀的，还是“禅茶一味”中那种“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的人文情愫和超脱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