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起源。有人认为起源于人类对数量关系的认识和思考，因为宇宙由“一”到“多”的演进关系，《易·系辞上》也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但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和”字历来都有很多解释，许慎的说法比较流行，认为“和”是个形声字，指人声附和、响应。其实“和”的理念，最早孕育于远古的巫术礼仪之中。人类早期的这种原始文化形态后来逐步分化形成了“乐”与“礼”。而“乐”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和”是一种参与的一致性。《书·舜典》就有，舜的乐官典乐要做到：“诗言志，歌永(通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古人已发现音律能生出和谐的乐理，不乱其序，人与神便能达到一种中和的境界。

　　中和思想的本质是什么？中和思想的价值是什么？如何实现中和思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追求的终极目标。《中庸》对于“中”的意义作了充分发挥。“中”和古希腊亚理士多德所主张的“中道为贵”思想很相近。所以有的人错以为，主张中道就是凡事只求其半，行其半。其实，“中”的真正含义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先秦诗人宋玉曾经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绘一位美人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文选》卷十九)这里描绘的一位美女，身体和容貌都恰到好处。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中”。时间在“中”这个概念里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说冬天穿皮大衣是“正好”，但在夏天，就成为笑话了。因此，儒家往往把“时”与“中”联系起来，如“时中”，含义是懂得“适当其时”、又“恰如其分”地行事。孟子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正是因此，所以孟子称颂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中庸》第一章也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意思是人的感情还未迸发出来时，内心里无所谓“过分”或“不及”，这时称为“中”。当人的感情倾泻出来，而保持恰如其分，这时也仍然是“中”。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和”来自“中”，“中”又是调和各种心情所必需。所以说中和思想是先秦时期的主流思想。这个思想适用于人的感情，也同样适用于人的欲望。个人的行为或人的社会关系中，都有一个中点，使人在表达感情和满足欲望时，知乎所止。当人的感情和欲望都表现得合乎分寸，他内心便达到一种平衡，这是精神健康所必需的。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种人都懂得对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适度地满足，这时，社会便达到和谐、安定、秩序井然。

　　“和”是协调分歧，达成和睦一致。《左传·昭公二十年》曾记载齐国大夫晏婴的一段话。他仔细地分析了“和”与“同”的区别：“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些调料合在一起，便是酱的味道。“同”则如同以开水作调料，产生一种新的味道，既不是醋、又不是酱的味道。在汉语表达里，“同”意味着单调一律；不容许有任何不同。“和”则意味着中和，它是承认不同的，把不同联合起来成为中和一致。这种中和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各种不同成分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这就是“中”，“中”的作用就是达成“和”。

　　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有各种不同才能、不同行业的人，各有自己的地位，完成不同的作用，各得其所，彼此没有冲突。一个理想的社会，也是这样中和的一体。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第三十章)

　　这种中和，不仅是指人类社会，它也渗透到自然，构成“太和”。易乾卦《彖辞》有“大哉乾元，……保合太和，乃利贞。”就是说，乾的生发力如此浩瀚，联成一气，就能保持至高的中和，就是大吉大利的境界。

　　实现中和理想境界的路径，儒家认为首先要通过道德学养达到自身的中和，进而推广到人与人的中和，人与自然的中和，自然与自然的中和。也就是说，儒家构建“中和”的路径是：由自身的“安身立命”，到“推己及人”，再到“民胞物与”，最后臻于“保合太和”而“与天地参”的境地。

　　中国古代先贤曾经把“中和”作为处理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内心等关系的理想范式，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普遍原则，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和行为特征，成为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综观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会发现古代先贤对中和的理解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一种大中和：“天人合一”讲的是人与自然的中和；“人和”是人与人的中和；“吾养吾浩然之气”是人内心德性的中和，“万邦协和”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世界间的中和。

　　人与自然的中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儒家自然观的基本思想。既然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人类就理应善待自然，尊重自然秩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而不能破坏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论语·阳货》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什么是天?天就是春夏秋冬皆按照规律运行，自然界的各种生物生息不至。儒家认为“天”就是自然界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荀子·天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忘。”《礼记·中庸》也讲：“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则可以与天地中和并立。

　　人与人的中和。儒家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进而追求形成以中和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论语·子张》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宽厚待人，与人中和相处，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论语·子张》中还有“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意思是让人们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孟子·公孙丑下》更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更是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儒家强调人际关系“以和为美”，进而提出的仁、义、礼、智、忠、孝、爱、悌、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目的还是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中和，并把这种普遍的“人和”原则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去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推己及人”、“与人为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礼记·坊记》)；“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礼记·礼运》)。

　　人与自身内心的中和。在心与身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人之身心中和，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荀子认为欲望是“知所必出也”。儒家重视人的身心中和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中和统一的基本途径。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肯定人的正当欲求。《论语·里仁》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述而》也有“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并不笼统地排斥富贵，而是承认合乎道义的富贵。儒家强调“欲而不贪”(《论语·尧日》)，反对放纵欲念。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换句话说，人们在追求情欲上，在喜怒哀乐上，在追求物质利益上，要掌握中和的原则，要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孔子的“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反映了他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和对精神享受的追求，避免因对金钱物质的过分追求而导致人的异化。孔子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意思就是培养坦荡荡的心胸开阔、仁民爱物的君子。这些都是实现社会中和、天人中和的基础。

　　世界的中和。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儒家主张无争无讼，平等待人，和谐共处，协和万邦，重视睦邻友好，互利互惠。《尚书·尧典》说：“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段文字颂扬了帝尧以其超群的修养和光辉的人格去亲和本族，辨明其他各姓部落之责，以至于万邦和睦、民众和悦的盛世景况。“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尚书·精义》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王道平平，是大公之道，天下之常道也。”《周易·乾卦》的“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说的就是主万邦团结，和睦共处的意思。

　　《论语·颜渊》讲“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论语·季氏》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可见儒家一直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这种以和为本，以诚信为德，以礼法为手段的“和为贵”的外交文化，所体现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关中和的文化精髓。《礼记》所描述的“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的“天下观”，说的就是先秦儒家圣贤政治的理想，“天下一家”、“天下大同”。

　　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对构建现代社会的和谐，还是很有启示作用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在人的这个层面上的作用（2）在文化这个层面上的作用（3）在社会这个层面上的作用（4）在自然这个层面上的作用。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优秀的中和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一定有着积极作用和价值。

　　中和思想的现代价值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应该得到理性的呼应和重新阐扬。如果人和自然不能处于“中和”状态，对自然的开发失去应有的“度”，有背“中庸”，那么就会丧失平衡，这些都将是危险的。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求得共同发展，达到终极目标——义利合一，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社会中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丰富的物质、精神、政治与生态价值。

　　中国古代的人际中和思想，在构建现代和谐人际关系上同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传统中和思想通过把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在人性这一根本上统一起来，处理好人际关系。因为“仁”是对人际之间双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自立、自达；另一方面还要立人、达人，有一种助人共进的豁达胸怀。“以和为贵”，对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失衡，有效地消解身心之间的隔膜，涤除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使人们更客观而又达观地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更平静、更和善地解决各种问题有着重要价值。在一定的意义上讲，中和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境界和心灵期盼，一种生存力量和精神依托。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出中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为贵”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讲的就是，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且，小人盲目苟且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才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所以，当阴阳互补、五行相馈、刚柔相济、动态平衡、中庸和谐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就能达到和谐平衡。《论语》有：“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功用就在于达到和谐。孟子又进一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如何实现人际中和的方法上，儒家还是主张推行“仁”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到底就是孔子所说的，对待人、帮助人要真心诚意，同时要有宽容精神。孟子又进一步发挥，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实现社会中和的具体方法。

　　总之，在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内心的中和以及与世界的中和过程中，儒家传统文化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中和思想内容，这些思想可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只要我们坚持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发展，克服其片面性和缺陷性，剔除其思想杂质，结合新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就一定能够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发挥积极的思想与理论功能。

　　作者简介：王继训 男，山东临沂人，文学与史学双博士后，山东经济学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山东大学合作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