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美国历史学家艾恺博士向梁漱溟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文化的要义、核心的实质，还存在吗？哪一些儒家思想还保留在中国人的心中？”

　　梁漱溟说：“不能说一扫而光啊，还是有些个遗留……所留下的还就是那个家庭伦理方面。”

　　其实，我特别想听到梁漱溟先生做进一步的阐述，也想弄清楚，家庭伦理的力量对现在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大？

　　前不久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何先生的自传似乎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梁漱溟的看法。何炳棣先生在书中多次说到自己立愿宏大一类的话，其实是家庭激励的结果。

　　何炳棣的堂兄何炳松先生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个留美学者，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还担任过暨南大学校长，他是何家的英雄，也是何炳棣少年时代崇拜的偶像。何先生的堂侄何德奎也是留美学生，担任过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总办”，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

　　这两位家族里的“成功者”不仅仅是给家族带来了荣誉，成为激励其他成员的榜样，他们同时还要在家族承担接济扶持、报答反哺的任务。这两位成功者甚至有分工，谁帮谁家。何炳棣也就是从中得益，通过堂兄的资助完成学业的。而何炳棣获得成功以后，又按照这种家族传统，去帮助有需要的其他族人。

　　家族给予人的影响是一生的。何炳棣认为，家族的主要目的是在制造“成功者”。而成功者对家族的意义是深远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是一人兴，家族兴；一人败，家族败；它能产生强烈的联动效应。

　　不可否认，当一个社会的救助系统、福利保障系统还不完善的时候，家庭和家族行使了社会的保障功能，它为许多人渡过难关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当代中国，家庭的凝聚力好像在式微，但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那里，“家”和“家庭伦常”，仍然是他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和终极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