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004年经考古发掘清理后辨认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对龙的各种记载以及商周以来考古发现的各种龙造型的器物，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并不是古代文人虚构的故事。

一、龙形器的发现及其特征

　　绿松石龙形器，最初是在2002年清理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一座墓葬时发现的。这座墓葬位于二里头遗址宫城内3号宫殿基址的庭院中。墓口长2.24米，宽约1.1米，残深0.5～0.6米。墓内葬一位30～35 岁的男性，随葬有1 件鸟首玉饰，2件穿孔绿松石珠，90余枚穿孔海贝，3件漆器，分别为觚、形器、带柄容器以及爵、、鼎、豆、尊、盆等10 余件陶器，最重要的是绿松石龙形器及其铜铃与玉铃舌（图1-1）。

图1-1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

　　‘绿松石龙，造型新颖，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碧绿光亮。每片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整条龙的绿松石片原来可能是粘在某种有机物上，现有机物已腐朽，仅存碧龙。龙首部较大，为梯形，长11厘米，宽13.6～15.6厘米，由绿松石片粘嵌拼合成有层次的浅浮雕状。龙头略呈椭圆形，吻部略突出，两侧旁有卷曲弧线表现的龙须。以3 节半圆形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鼻端为整块的蒜头状绿松石，硕大醒目。眼为梭形，眼眶内另嵌绿松石为眼角，以弧凸面的圆饼形白玉为睛，形象而有神（图1-2）。

图1-2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首部

　　龙身呈波状起伏，中脊微凸，两侧下斜，从颈部至尾部以中脊线为中心，将绿松石片粘嵌出12个依次排列的菱形纹，龙尾内卷，栩栩如生。铜铃位于龙身中部，铜铃内有玉质铃舌。在龙尾外3.6 厘米处有一横向的由绿松石片粘嵌的条形饰，长约17 厘米。在龙尾与条形饰之间发现了红色漆痕。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全长约70厘米，宽应在17厘米以上，在墓中平置于人骨架的右肩部至左髋骨处，头上尾下，铜铃正处于人体的腰部。其年代属二里头文化二期，约公元前1700年前后，约当我国古史中的夏代中后期。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为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填补了从仰韶文化至商周乃至汉代以降的龙文化遗存的发展与演变的缺环，为探索中国古代龙崇拜的历史根源提供了条件。

二、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的辨识

　　二里头文化的龙遗存，在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之前早已发现，但因为其特征不明显，未能准确地辨识。现在看来，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刻画在陶器上的龙纹装饰图案，如1999年冬在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H24灰坑中出土的一件陶器盖残片（H24：1），其外表以细线刻画一龙首（图2）。对这个龙首，以往误认为是虎首。绿松石龙形器发现后，才意识到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盖残片上的兽面纹饰是龙首，因为其表现的鼻突、三节式鼻梁、梭形双眼以及龙须等，与绿松石龙形器的龙首表现的特征相同。

图2 新砦遗址陶器盖残片上的龙首纹饰

　　新砦陶器盖残片上的龙首纹饰，为新砦二期晚段，早于绿松石龙形器。根据他们龙首的形象特征相同现象推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以新砦陶器盖残片上的龙纹这种形象为摹本制作的；或是在新砦二期晚段，已经存在着与已发现的那件绿松石龙形器的龙首特征相同的绿松石龙作品，所以才产生了具有绿松石龙形器龙首特征的新砦H24：1陶器盖残片上的龙首纹饰。

　　又如20世纪60年代初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两件残陶器上刻画有龙形图案。一件刻纹较深，为一头二身，已残缺。头朝下，梭形眼，凸鼻，龙首特征与绿松石（图3-1）。另一件刻纹较细，龙首残缺，可辨有龙首部的眼，弯曲的龙身与长尾，飘龙首接近辨有龙首部的眼，弯曲的龙身与长尾，飘逸的鬣和张扬的龙爪（图3-2）。

　　这类刻画在陶器上的龙纹装饰图案，形象较为生动，可称为龙遗存的陶器装饰图案系列。

　　另一类是以绿松石片为主组合或镶嵌形成的龙遗存，称为绿松石系列。如1981年在二里头遗址Ⅴ区M4 号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绿松石铜牌饰（81VM4：5），平面呈长圆形，中部内收。在铜牌饰上面，以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组合成以兽面纹为主要特征的动物纹样（图4-1），长14.2厘米，宽9.8 厘米。1984 年在二里头遗址Ⅵ区M11号墓葬中出土的1件绿松石铜牌饰（84 Ⅵ M11：7），也是平面呈长圆形，中部内收，并在铜牌饰的正面铸成兽面纹轮廓，再以绿松石片粘嵌，长16.5 厘米，宽8～11 厘米（图4-2）。1987 年在二里头遗址Ⅵ区M57号墓葬中出土的1件绿松石铜牌饰（87 Ⅵ M57：4），平面呈圆角梯形，以青铜铸成兽面纹镂空框架，在铜构镂空框架内镶嵌绿松石片，长15.9 厘米，宽7.5～8.9厘米，厚0.25厘米（图4-3）。这类绿松石铜牌饰，还见于一些海内外博物馆的早期收藏品。

　　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出土的这三件绿松石铜牌饰，器形、大小基本相同，在墓中的位置大都位于人骨架的胸腹部，也都有铜铃与玉质铃舌，并且在绿松石铜牌饰的侧边两端分别有孔钮。所以，这种绿松石铜牌饰大概是穿系在人体的胸腹部位，与铜铃配套使用的。这与绿松石龙形器的使用方式大致相同。

　　以往对这种绿松石铜牌饰的兽面纹含义，没有识别其真面目，有认为是犬，有认为是虎。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明确了这种绿松石铜牌饰的使用方式与绿松石龙形器的使用方式基本相同，都是与铜铃配套使用的，佩戴在墓主人身上。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兽面纹含义自然与绿松石龙形器相同，象征着龙，是龙纹的一种，只不过因为在年代上有早晚之分，绿松石铜牌饰是绿松石龙形器演变发展的一种形式，所以，在绿松石龙形器发现之前，不易辨识绿松石铜牌饰的真实含义与使用方式。

　　这类以绿松石片为主组合或镶嵌形成的龙遗存，制作工艺复杂，图案变化灵活，是二里头文化中上层社会的文化遗存。

三、中国古代龙遗存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龙文化遗存，种类繁多。以前发现的商代至明清时期的龙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早期的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蟠龙纹铜盘（图5）、西周井叔墓地出土的青铜牺尊上的龙铸件（图6）、东周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青铜龙凤案（图7）、汉长安城出土的龙纹瓦当（图8）、西汉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帛画上的龙图案（图9），等等。汉代以后的龙文化遗存更是丰富，如帝王穿戴的龙袍，清光绪年间将龙图案作为国旗图案等。而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也较多，如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蚌壳摆塑龙（图10-1）、良渚文化的龙首玉雕（图10-2）与龙纹陶器（图10-3、10-4）、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的彩绘龙陶盘等（图10-5）。仅是缺商代之前、陶寺文化之后的夏时期的龙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以及一批龙文化遗存的辨识，填补了这个缺环，使得中国龙文化遗存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至现今的连续发展演变的线索，得以清晰地揭示。

　　如西水坡的蚌壳龙、良渚文化早期的玉雕龙首与中晚期的刻画龙纹陶器，其龙形象的原形，都是鳄鱼，即扬子鳄。陶寺文化的龙形象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可以看出与良渚文化晚期的刻画龙纹的形象有发展演变关系。由陶寺彩绘龙向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的发展演变形式，大概是陶寺彩绘龙→新砦陶器盖刻画龙纹→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81VM4：5铜牌托衬的绿松石龙牌饰→ 84 Ⅵ M11：7铜牌托衬并以铜铸兽面纹轮廓的绿松石龙牌饰→ 87 ⅥM57：4 铜铸兽面纹镂空框架的绿松石龙牌饰。由二里头文化向商代发展演变的龙文化遗存，以及由商代向周代乃至秦汉及其以后发展演变的龙文化遗存，线索很多，不再赘述。

　　以上简单说明了公元前4000 年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龙文化遗存的发展演变线索，既表现了龙形象的发展演变，同时也反映了龙遗存制作工艺的发展演变。

四、中国古代龙崇拜的历史根源与真相

　　对于中国古代龙崇拜的历史真相，以往由于未能辨识龙文化遗存由古至今的发展演变线索，存在着种种误解。现在因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而连接了中国古代龙文化遗存发展演变的线索，使得我们对中国古代龙崇拜的历史根源及其真相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中国早期的龙形象，是模仿鳄鱼这种动物的。如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壳摆塑的龙为鳄鱼形象，与另一个蚌壳摆塑的虎一起，分别摆塑在一具人骨架的左右两侧。人骨架为成年男性（图11）。这具人骨架和蚌壳摆塑龙、虎，被认为是一座墓葬。在这座墓葬附近还发现有两级由蚌壳摆塑的似各种动物形象的图案，有龙（鳄鱼）、虎、鹿以及人骑龙、奔虎等形象。鳄鱼与虎都是凶猛的动物。以鳄鱼与虎的形象陪葬，表明该墓主生前可能曾制服过鳄鱼（龙）与虎，他死后，人们为了歌颂纪念他，在他身边用蚌壳摆塑了龙与虎。或许还要举行某种仪式，所以在该墓附近还摆塑有其他动物形象与场景。一个人能够制服鳄鱼或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必定是力大无比、有智有勇的人，也必然会受到当时氏族社会全体成员的拥戴和崇敬，是当时有威信的人物。蚌壳摆塑龙、虎与这位人物相伴，自然也就沾上了“威信”、“力量”、“能力”等社会含义，由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对“龙”的崇敬之意。这大概是中国早期龙文化意识起源阶段的龙崇拜的根源。

　　良渚文化时期，龙崇拜的社会含义可能与此相同，只不过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龙图案可能已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徽标装饰。

　　陶寺文化的龙遗存，开始脱离原本鳄鱼的动物形象而图案化，其蕴含的社会意义，因社会的复杂化发展而变得复杂了。

　　目前在陶寺文化中发现的龙遗存，即彩绘龙陶盆，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件，主要出自几座大墓中，一墓仅一件。这些大墓，墓坑较大，有朱砂，有棺木，随葬品有玉器、陶礼器、漆木器、整猪等，而且墓葬分布较为集中。这类大墓的数量，仅占陶寺墓地已发掘墓葬数量的不到百分之一。陶寺墓地中有彩绘龙陶盘随葬的大墓的墓主，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贵族阶层，也许是当时社会最高阶层—“王室阶层”的组成部分。龙，只能是这部分人员使用的，应是当时“王室文化”的内涵之一。

　　陶寺遗址的各种考古发现表明，当时具有文明社会的特征，已处于我国古国发展阶段的后期。当时的一些王室阶层的成员将彩绘龙陶盘作为一种特殊的礼仪用品使用，表明陶寺文化的彩绘龙陶盘具有表现拥有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而据对文献记载的分析（见下述），可能还与彩绘龙陶盘拥有者具有特殊的技能，即驯养龙有关。这种技能的肇始，原本是制服鳄鱼，而发展到陶寺文化时期则是驯养鳄鱼。这种技能可能被当时的王室阶层所控制，所以，只有在王室成员的墓葬中才能使用象征此技能与身份的彩绘龙陶盘随葬。

　　龙文化遗存，在陶寺文化时期，因与“王室文化”有关，所以具有了王室权威的社会含义。这说明当社会的发展进入到文明社会初期，龙文化遗存的社会含义复杂了，上升到社会统治集团的权威。

　　二里头文化的龙文化遗存，社会的覆盖面可能更宽泛些，所以龙纹陶器较为多见，少数中型贵族墓随葬了绿松石铜饰。其社会含义，可能更为复杂。

　　从绿松石龙形器与绿松石铜牌饰在墓中的位置等现象分析，绿松石龙形器与绿松石铜牌饰都是墓主生前使用的物品，与铜铃一起佩戴在身上，标志其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身份与技能。因绿松石龙形器与绿松石铜牌饰的象征意义都是龙，所以这种特殊的身份与技能必然是与龙有关。据先秦文献记载，我国在舜虞及夏时期都曾畜养过龙。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回答魏献子的话：

　　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

　　这则文献记载说明我国古代在舜虞及夏时期曾有过驯养龙的史实，其驯养的龙，应是鳄鱼。这种驯养鳄鱼的情况，还见于青铜器纹饰上。如收藏于日本的一件战国青铜卣上有豢龙纹图案（图12），其龙图案应为鳄鱼；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一件商代龙形铜觥，为鳄鱼状。（图13）。

　　从绿松石龙形器或绿松石铜牌饰与铜铃共出的现象分析，其墓主可能与驯养龙有关，或是与驯养龙的事务有关。铜铃可能是系在墓主身上，也可能是驯养龙时系在龙（鳄鱼）身上的，应是驯养龙的工具。

　　另外，从随葬绿松石系列龙遗存的墓葬规模看，比普通墓要大一些，随葬品也较为丰富，墓主应是当时社会的贵族，但并不是君王或是未达到王一级的统治阶层。如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02VM3 号墓位于宫城内3 号宫殿基址的庭院中，其身份显然不是君王，而可能是与宫殿事务有关的人员，即与王室活动有关的成员，所以被埋在宫殿的庭院中。

　　绿松石龙形器拥有者的身份以及绿松石龙形器的标志性含义表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龙文化遗存是当时与王室活动有关的成员的一种文化标志，可能也是当时一般贵族生活活动使用的一种装饰。当时可能驯养龙（鳄鱼），其目的应是服务于王室的，因为为王室服务而使用龙的标志，所以龙文化遗存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受到社会的敬重。

　　商代和两周时期的龙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多见于贵族使用礼器的装饰构件或纹饰方面。一方面，是以一种工艺来表现一种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体现拥有者的尊严与威力。另一方面，鳄鱼本身的生活习性与雷雨、河水有关。如在商代甲骨文中经常有龙与雨的卜问。《甲骨文合集》13002：“乙未卜：龙亡其雨？”29990：“其作龙于凡田，又雨？”等等。由于雨水与龙有关，雨水又与农业收成有关，于是逐渐形成了龙与农业有关的吉祥的象征符号。这方面的龙文化意识的发展演变，逐渐成为我国古代龙崇拜意识的主流。

　　而与农业有关发展起来的天象知识，很自然地引入了龙的概念，并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元素之一。我国古代天文学知识的发展以及在民间的传播，成为我国古代龙文化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至于将龙与君王、天子联系起来，最初是西汉司马迁所为。他为提高当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出身，在编写《史记》时，以社会上广为流行的龙文化意识为基础，编造了刘邦母感龙附体而生下刘邦、刘邦故为天子的故事。从此之后，龙与天子的关系，如胶似漆，愈演愈烈，至明代达到了极盛，并衍生出许多令人费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