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我们的精神家园

　　刚刚逝去的2009年，在汉字的历史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11月16日，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中国文字博物馆，在河南安阳震撼开馆。这标志着我国文字保护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文字工作者，我特别感到高兴。如果有机会，希望大家都走走看看，亲身感受一下汉字五千年的文明。当我们涵泳汉字的历史长河，既“溯洄从之”，又“溯游从之”，才会真正体会到汉字的无穷魅力，无限风光。

半坡刻画符号

　　今天我就尝试给各位当一回向导，就汉字与文化做一些粗浅的讲解，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但各位若想真正过把瘾，还是要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去看一看，或者去国家图书馆，安安静静地读几本书。

　　这次讲解将围绕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汉字的结构、汉字的承载、汉字的传播展开。

大汶口文化图画符号

　　汉字是土生土长的文字

　　汉字大体来源于两个系统：一是刻画系统，一是图画系统。以图画系统为主，刻画系统为辅。汉字的产生与国家形成同时，大约在夏代。

　　在古人的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仓颉四目”((论衡·骨相篇))，“产而能书”(《淮南子·修务训》)，是说造字的人长了四只眼睛，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会写字。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天上掉谷子，鬼神夜哭嚎。试想，那是怎样惊天动地的事件啊！这些秦汉时代留下来的文字，至今仍闪烁着神异的光芒。让人肃然起敬，怦然动容。大家知道，甲骨文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然而，甲骨文已相当发达，离文字起源已十分久远。甲骨文以前的文字面貌如何？由于资料匮乏，特别是缺少正确的理论和途径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据，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无数学者孜孜以求，为此倾注了巨大的心力。

姜寨刻画符号
　

　　近代汉字起源的探索，是从古文献、民俗学、考古学等方面着手的。古文献的记载零星不成系统，时代也比较晚出，但其中一部分，如“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系辞传》)，“仓颉作书”(《荀子·解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等等，包涵了很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民俗学的角度是从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发达的民族那里，去考察他们的意识和活动对文字产生的作用，用外民族在相同文明阶段的相似性来佐证汉字。考古学是从寻找古人类遗物方面去探索汉字的源头。已经发现了刻画符号和象形符号两个系统。刻画符号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以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最为典型，是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呈几何形，数量不多，前后变化不大，往往有特殊用途。象形符号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以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最为集中。有的在不同地点重复出现，有的是复合型的，一般认为已属于原始文字的范畴。如果把上述三个方面的材料综合起来看，便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

　　汉字形成之前，汉族祖先经历了长期用实物记事的时期。

　　汉字大体来源于两个系统：一是刻画系统，一是图画系统。以图画系统为主，刻画系统为辅。

　　汉字的产生与国家形成同时，大约在夏代。

　　在汉字形成的过程中，个别人可能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这些结论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此可以肯定，汉字是土生土长的自源文字。西方学者提出的汉字是从近东两河流域成熟文明传播过来的说法，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汉字就像先民播下的一颗希望的种子，在中原文化肥沃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成为一棵参天的大树，枝繁叶茂，风华独绝。在世界文字之林，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汉字是民族文化的结晶

　　由于先民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反映出的文字面貌客观上是很不一样的。同样是为山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用三个不连属的山丘表示，埃及圣书字用两个连属的山丘表示，甲骨文用三个连属的山峰表示。

　　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1)为一团云气托着一轮红日，(2)在(1)下加山形，(3)像斧钺，(4)像锛子。(1)和(2)是自然界的景象，(3)和(4)是人类发明的工具。这些原始文字的取象都是当地先民所熟悉的事物。在近代流行的“三书”架构里(唐兰、陈梦家、裘锡圭都有系统的界说)，这些原始文字属于表意字范畴，所描绘的或者是具体事物的形象，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场景，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事件，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文解字·叙》)的。

　　《说文解字》解释“象”字说:长耳长鼻，南越一带的大野兽，每三年产子一次，像耳朵、牙齿、四只脚的样子。《说文》是汉代人的著作，说明至少在汉代，大象已经南迁到今广东一带。从考古发掘看，商代中原地区气候温暖，适宜大象生存。商人对象的驯化蔚然成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吕氏春秋·古乐篇》说“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甲骨文的“为”像以手牵象，正是服象之形，表示“作为”的意思大约是从服象引申出来的。象是先民相当熟悉的动物，服象是先民相当熟悉的行为。两字的创制都是基于先民熟悉的生活。试想，在当时交通不便交流很少的情况下，没有见过大象怎么会知道象有长鼻，并造出长鼻的象字呢!没有见过用象劳作，又怎么能造出表示服象的为字呢!

　　由于先民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反映出的文字面貌客观上是很不一样的。同样是为山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用三个不连属的山丘表示，埃及圣书字用两个连属的山丘表示，甲骨文用三个连属的山峰表示。丁头字和圣书字山的写法和甲骨文丘相似。在古汉语里，山和丘是有区别的，山指石头大山，丘指“似山而低”的小土山。这大概和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地势平缓、山峰不高，黄河流域到处崇山峻岭有关。同样是为老造字，圣书字和甲骨文都用老人拄杖这一形象表示，甲骨文老人是长发，圣书字老人和一般人形无别。它们在反映老人不良于行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反映的蓄发习俗却是不同的。汉族祖先很早就有蓄发的传统，取象长发的表意字就有老、髟、长等，由它们构成的形声字就更多了。饮字，丁头字从人头从水，是饮水的写照。甲骨文像人抱着酒坛子，是饮酒的写照。大概和两地酒文化的差异有关。汉族祖先很早就发明了酒，汉字里从酉(酒)的字非常发达。当时饮酒成风，致有君王饮酒无度，荒废国政，祀绝国忘的记载。用饮酒表示饮，正是这种强势酒文化的反映。

　　不同民族思维方式不同，观念形态不同，反映在文字上的差异更大。都是为男女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分别用男女生殖器来表示，甲骨文用犁田表示男，用双手放在胸前坐着的女子形象表示女。丁头字着眼男女生理特征，甲骨文着眼社会特征。前者比较直接，后者比较委婉。似乎隐约折射出不同的民族性格。

　　上面所说的都是造字时的情形。实际上对汉字形体改造也是如此。表示土地神的社，从示从土。到了东周时期，出现了从“木”的写法(《说文》古文，中山王鼎)。为什么社会从木呢?周朝的礼制，二十五家立一个社，各种植那里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鲁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说，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周代用栗木。原来社旁要种植树，神主要用树木制作。社字从木，反映了社和木之间种种内在的联系。

　　汉字独特的发展道路

　　汉字适应汉语，走上了一条以形声字为主体的发展道路。这是汉字自觉的选择。直到今天，汉字仍然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适应语言新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汉字创立的时候，汉语的词是以单音节为主的，声母、韵母相同的很多。根据这个特点，先民造字着眼单音节词，一个单音词配置一个字。这样就形成了一词一字，字词对应的局面。配置的字可以是表意字，也可以是假借字和形声字。按照裘锡圭先生的解释，表意字只在意义上和它所记录的词有联系。传统六书中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型。假借字只和它所记录的词发生语音关系。形声字和它所记录的词既有语音关系，又有意义联系。这三类字中，表意字在表现极相似、极复杂的事物或者极抽象的概念时往往力不从心。假借字借音同音近的字来记录另一个词，理论上讲是可以扩展开去的，但假借太多会造成大量同音字，给识读带来困难。因此假借字也有明显的局限。只有形声字几乎可以为任何词造字，是最能产的造字方法。形声字兼具表意字、假借字的优点，声旁表义，形旁表音，字形和词的音义同时联系起来。譬如甲骨文往字，从止王声。往要动脚，用止(趾)作形旁，往王读音相近，用王作声旁。这样甲骨文往字便用两条纽带紧紧地和往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比起单纯表意和表音的字来，形声字与语言的关系更紧密，更能够多方位的表现语言。这样，形声字便从表意字和假借字里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汉字主流的构形方式。

　　在汉字自身调节过程中，形声字也有明显的优势。有些表意字废掉换成新的形声字，有些通过加形旁或声旁的方式改造成新的形声字。假借字的情况类似，有些新造了表意字或形声字，多数是通过加形旁的方式改造成形声字。

　　我们向来主张造字和对字的改造应当加以区别。当语言的词已经有了自己的书写符号时，其加工的方法便是改造法，还没有书写符号时，为了记录语词的需要，给它造一个或借一个书写符号，都属于造字，其方法便是造字法。对于某个特定的词的书写符号来说，造字在先，改造在后。改造法和造字法都属于汉字结构的方法，改造法是造字法的继承和发展。汉字自身的调节过程，主要是汉字自身的改造过程。

　　一部汉字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形声字不断壮大的历史。在商代甲骨文里，形声字的比例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在《说文》小篆里，形声字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现代汉字中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于统计的范围、角度、方法不同，统计者掌握的宽严度不同，统计得出的结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反映形声字壮大的趋势确是高度一致的。

　　汉字适应汉语，走上了一条以形声字为主体的发展道路。这是汉字自觉的选择。直到今天，汉字仍然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适应语言新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汉字所走的路，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民族文化决定了它的走向，赋予了它无穷的生命力。虽然西方的拼音文字曾无情地冲击它，许多人跃跃欲试，要把它改成拼音文字，但它至今仍然活跃着，成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字，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汉字承载之重

　　汉字通过记录汉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十分厚重，是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主体部分，没有汉字，继承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汉语和其他有声语言一样，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话说完就消失了。在录音机发明以前，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于是当社会发展到人们要把话记录下来，或者传播远方的时候，文字作为一种交流思想的语言的辅助工具，就适应着这种要求而产生了。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书面语言，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语言，只能从书面语入手。大家知道，古代书面语言是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文化的最直接最丰富的资料。西方学者根据圣书字，进入了古代埃及的世界，认识了伟大的埃及文明。我们要了解中原古代的文明，也必须从古代书面语言入手。

　　譬如要了解西周春秋的诗歌，不能不看《诗经》；了解夏商周三代的政事，不能不看《尚书》；了解古代礼制，不能不读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了解古代卜筮，不能不读《易经》；了解西周春秋的历史，不能不读《国语》《春秋左氏传》。汉字通过记录汉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十分厚重，是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主体部分，没有汉字，继承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由此看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实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汉字形体结构本身所蕴涵的，一是汉字通过记录汉语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后者比前者要丰富得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一波汉字研究的热潮，越过世纪，至今不衰。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未能很好地区别文字与语言，把文字结构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所反映的文化现象混为一谈了。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希望能够汲取教训，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汉字——文化传播的使者

　　世界文字可以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都是表音文字，只有汉字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仍然属于表意文字。汉字的这个特点，是由汉语决定的，是由民族文化决定的。

　　土生土长的汉字，不仅能够出色地记录汉语，而且承载着灿烂的中原文明，对周边民族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大约从夏商时期开始，汉字就从中原向四周传播。影响所及，南边有楚、吴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壮族、苗族、瑶族、侗族、傈僳族、水族和越南，北边有白狄、匈奴、西夏，东边有朝鲜、日本、琉球。西南有古代巴蜀、彝族、南昭和大理，东北有高句丽、渤海国、契丹、女真。汉字在外族的传播有一个基本模式：第一阶段，当地人说汉语、用汉字，把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工具和盘接受；第二阶段，用汉字假借字或者自造汉式字来标记本民族语言；第三阶段创制民族文字，全面标记本民族语言。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越南、朝鲜和日本。在经历了漫长的第一阶段以后，越南把现成的汉字或汉字偏旁重新组合来记录越南语，创造了喃字。经过喃字、汉字并用，汉字、喃字、拉丁文并用，20世纪中期开始，汉字和喃字被废，拉丁文成为越南的通用文字。在日本，为了使汉字适应记录日语的需要，用汉字音来记录日语音，用汉字字义来表示日语中的同义或近义词，形成了所谓“音读”和“训读”。后来又利用汉字单字或半字创造了纯表音的片假名和平假名。在朝鲜则是用汉字或汉字变体来标记朝鲜语，出现了所谓“吏读”、“乡札”、“口诀”，又利用古篆字形和反切原理创造了纯表音的“谚文”。越南、朝鲜、日本从没有文字，到引进汉字，改造汉字，最终都确立了适合自己的拼音文字。越南用拉丁文，朝鲜和日本用脱胎于汉字的自创字母。但除越南语完全不用汉字之外，日语中至今还保留着两千个左右的“常用汉字”，韩语中一些特定场合也在使用汉字。

　　回溯汉字传播的历史，总是以中原文化为先导，中原的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方式，物质文明先行进入，然后才是汉语汉字跟进。汉语汉字的传播，使得中原文化的传播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牢固。长期浸润的结果，在受汉字影响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汉字文化圈。在这个圈子里，对我国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烈的认同感。

　　改革开放以后，出于经贸的需要，学习汉语汉字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国内的许多大学办起了以教授汉语汉字为主的留学班，在国外办起了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即便这样，仍然不能满足外国人学习汉语汉字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作为传播文化的使者，汉字承续光荣传统，正在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令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需要注意的是，汉字也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实壮大自己。据俞敏先生研究，汉字中的歹就是来源于藏文的。

　　我们知道，世界文字可以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都是表音文字，只有汉字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仍然属于表意文字。汉字的这个特点，是由汉语决定的，是由民族文化决定的。通过上面的讲解，相信大家对此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赵平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文字学、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出版过《隶变研究》、《〈说文〉小篆研究》、Chinese Characters then and now(合著)、《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王懿荣甲骨学研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