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忍受清贫是文人们的一大共性，也是一个真正大师的精神追求。尼采说“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日本艺术大师秋田雨雀曾风趣地说：“我穷得手里只剩下三粒豆子，不知是煮了吃还是炒了吃”。肯尼迪总统请住在偏僻的农庄里的福克纳吃饭时，他说：“就为吃一顿饭让我跑到白宫去啊？太远了，我走不动。”更绝的应该算萨特了，他以“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为由谢绝了世人望眼欲穿的诺贝尔文学奖。

　　众多的历史组成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伟大的学者们，往往诞生在一方面精神上的极大富有，一方面物质上的极度贫穷的环境中。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钱穆说：“心生命。”基督回答：“生命不是面包主宰的。”两者异曲同工。让我在欲望的都市里坚守清贫，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在物质之外承受生命之轻。清贫，这个字眼看上去叫人揪心，但又是文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日本作家中野孝次在《清贫思想》中说：“清贫不是一般的贫穷，而是由自己思想与意志积极创出之简单朴实的生活形态。”其意义如同中国的诗句“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品读那些光耀千古的清贫文字时，不断共鸣。我感觉那些文字正是我想要说的话，心中悲戚之感顿生。

　　面对而今的喧嚣和浮躁，有人说这是一个“只有感性的泛滥，没有理性的积淀，全民浮躁的社会。”看着一个个从苦难的打工大潮中走出来的清贫文人，我发现其文字后头都有一个淡泊的精神世界，或坚贞自守，或安贫乐道，或充实自信，或知足不争。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殆穷者而后工也。”看来文字千载而下，竟也息息相通。

　　喧嚣的世界依旧，所幸，还有清贫的文字做伴。在文人宿命里，注定了它要给我及时扫去心灵的尘埃，寒冬里供我疗伤，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