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

　　最早提出“人生佛教”理念的是太虚大师。20世纪初，针对当时佛教某些腐败行径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太虚大师毅然担起佛教革新的重任，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他在致力于整理僧伽制度实践的同时，努力回溯佛法本源，以寻求推进佛教革新的根本性依据。最迟在1915年，太虚大师就找到了大乘佛教之源：人乘法，主张通过提倡五戒十善，使佛法深入民间，以改良社会、政治、风俗（《人乘正法论》）。1920年，太虚大师又提出“圆觉之乘，不外大智慧、大慈悲之两法，而唯人具兹本能”。“唯此仁智是圆觉因，即大乘之习所成种姓，亦即人道之乘也。换言之，人道之正乘，即大乘之始阶也”（《佛教之人生观》）。1921年，太虚大师进而认为，当今之世 “下者可渐之以五乘的佛法，除恶行善，以增进人世的福乐；中者可渐之以三乘的共佛法，断妄证真，以解脱人生的苦恼；上者可顿之以大乘的不共法，即人而佛，以圆满人性之妙觉”（《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同年，针对不少佛教徒偏于厌世，昧于大势的情势，太虚大师指出：中国“从来为佛教徒者，大都只知‘享受福乐’或‘静定理性’为果” 。“无论重理解，或重证悟到如何圆妙，都只空想，不成事实，至近代乃更厉行。一般知识阶级中，或认佛法为达到本体的哲学，或则但认一句禅谜，或则但守一句佛名，或则但以佛的经书、形象、数珠、木鱼、蒲团等项为佛事，而不悟盈人世间无一非佛法，无一非佛事……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为皆佛之因行” 。他大声疾呼：“吾人学佛，须从吾人能实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习。尽吾人的能力，专从事利益人群，便是修习佛的因行……废弃不干，便是断绝佛种”（《行为主义之佛乘》）。以此为理论基石，太虚大师开始构建“人生佛教”理论体系。其基本内容大略可分为四大方面：

　　第一，契合真理的人生佛教。按照他的观点，那种以为佛教的真理与特色，“唯在解脱生死的小乘”，大乘佛教并非佛法正统的看法，对佛教的危害最为严重。佛法的根本精神是在解决生活问题而非生死问题。

　　第二，契合时机的人生佛教。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生佛教应当暂置“天”、“鬼”不论，从追求人生之完成而至发展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涤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于各个时代背景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的圆渐的大乘佛学”。

　　第三，人生佛教的目的。人生佛教的目的，则重在于人间改善与法界圆明“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修学菩萨胜行，“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

　　第四，人生佛教的层创进化观。第一层为“无始无边中的宇宙事变”； 第二层为“事变中有情众生业果相续”；第三层为“有情业果相续流转中之人生”；第四层为“有情流转中继善成性之人生”；第五层为“人生向上胜进中之超人”；第六层为“人生向上进化至不退转地菩萨”；第七层为“无始无边中之宇宙完美人生——佛”。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的本质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并非如流俗习惯误解为玄虚而渺茫的。具体说就是，“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地向上进步，才是佛教的真相”。所以，人生佛教正是体现了佛教的本质。

　　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探索，直到太虚大师圆寂前夕，终于为中国佛教界建立起一套“人生佛教”理论体系。但是，囿于当时的主客观环境，太虚大师的这套理论体系，每当进入实践，往往就会受挫。尽管如此，太虚大师开创的“人生佛教”事业，在其后继者的弘扬下，已赢得了中国佛教界越来越多僧侣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变为一系列“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社会实践。

　　印顺大师

　　印顺大师（1906－2005），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论的坚决拥护者和当代台湾佛学大师。20世纪40年代末，印顺大师进入台湾后，一直以弘扬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论为己任。他对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念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印顺法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一文中说：“从经论去研究，知道人间佛教，不但是适应时代的，而且还是契合于佛法真理的。从人而学习菩萨行，由菩萨行修学圆满而成佛──人间佛教，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现在不过将他的重要理论，综合的抽绎出来。所以不是创新，而是将固有的‘刮垢磨光’。佛法，只可说发见，不像世间学术的能有所发明。因为佛已圆满证得一切诸法的实相，唯佛是创觉的唯一大师，佛弟子只是依之奉行，温故知新而已。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一切圣教。这一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佛是我们所趋向的目标；学佛，要从学菩萨行开始。菩萨道修学圆满了，即是成佛。如泛说学佛，而不从佛的因行──菩萨道着力做起，怎能达成目的？等于要作一毕业生，必定要一级一级学习起，次第升进，才能得到毕业。学佛也就是这样，先从凡夫发菩提心，由初学，久学而进入大菩萨地，福慧圆满才成佛。菩萨道重在实行，不单是赞叹仰信究竟的果德就成，而要着重在学习一切菩萨行。”印顺大师在他的佛学思想中，从五个方面继承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论：一是同样直仰佛陀，“不属于宗派徒裔”；二是认同菩萨道是佛法正道，菩萨行是人间正行；三是中国佛教应有世界胸怀，“不为民族感情所拘弊”；四是拥护净化社会，建设人间净土目标；五是赞成佛教适应现代社会，关怀社会，进而提升社会（《游心法海六十年》）。

　　可以说，大乘佛法，印顺法师主张性空，兼摄唯识与真常。 “人生佛教”，是太虚大师针对重鬼神的中国佛教而提出的。“人间佛教”则是印顺法师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异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回到现实的人间。

　　因此，印顺大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从两个方面对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论有重要发展。

　　第一，他把太虚大师由做人而成佛的论点扩展为严整的体系。印顺大师指出：“人间佛教”的第一个出发点是现代“人”而非死人、鬼神，是由“人”出发浩浩荡荡地向菩萨、佛陀的境界前进。“人间佛教”的理论原则是“法与律合一”，“缘起与空性的统一”，以及“自利与利他的统一”。“人间佛教”所适应的时代倾向是“青年时代”，因而要重视青年工作；是“处世时代”，因而要入世“传播法音”，以利益人类；是“集体时代”，因而僧团组织“要更合理化”（《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居士也“可负起弘扬佛法的责任”，但应有健全的组织，以入世为导向（《教制教典与教学》）。人间佛教的修持“应以信、智、悲为心要” 。

　　第二，他在基本继承太虚大师“基佛世之淳朴，握持马鸣、龙树、无著之一贯大乘”的理论前提下，进而提出“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以龙树为菩萨典范，但须防梵化之机），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的取向（《印度之佛教》）。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论，经过印顺大师的发展，其教理依据已立于磐石般不可动摇的根本之上，厥功甚伟。

　　赵朴初

　　赵朴初（1907－2000年），是当代杰出爱国宗教领袖、前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青年时代，在中国佛教会从事佛教社会公益事业时，便结识太虚大师，并受到器重。1947年3月7日，太虚大师于圆寂前10天，在上海玉佛寺召见赵朴初，“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即赵朴初）今后努力护法”（《挽太虚》）。赵朴初没有辜负太虚大师的嘱托，即使在解放后前三十年的特殊形势下，也尽力护法。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确定和实行，赵朴初开始公开提倡“人间佛教”理念。1981年，他撰写的《佛教常识问答》在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上发表，其最后一节即是“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198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初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提出将“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方针，获得了广大佛教徒的拥护。此后，赵朴初不断发表言论，对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念进行阐释，并使其简明平易。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提倡菩萨行；二是学佛要从五戒十善做起，由四摄六度扩充，进而得大解脱、大自在，达到永远常乐我净的境界；三是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佛教常识问答》）。

　　赵朴初的最大贡献是将“人间佛教”理念放在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间佛教”理念的普遍意义，并积极地实践于大陆佛教的恢复与弘扬。主要表现在：首先，将“人间佛教”理念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这对于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次，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佛教协会不仅在培养继承发扬“人间佛教”理念的僧才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开拓了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而且还创办与出版了一批以弘扬“人间佛教”理念为宗旨的佛教书刊，使“人间佛教”理念的宣传普及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第三，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积极支持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在回报与关怀社会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中国佛教四十年》），得到了政府的充分肯定。

　　世纪之交，赵朴初逝世后，在新一届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下，广大佛教信众继承赵朴初老会长的遗志，继续以“人间佛教”理念为指导思想，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不断加强自身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和组织建设，积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确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勇猛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