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2014/9/6   热度:186
明清徽州家谱的渊源 庆元詹氏宗谱(乾隆50年) 明清徽州家谱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 首先,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对于史表尤为重视。崇祯年间吴士鹏在《临溪吴氏宗谱》中写道:“昔龙门氏之业开于谈,而成于迁、固,后世家谱之宗也。”清乾隆时张元泮在《甲道张氏统宗谱》中说:“仿龙门世表,经之纬之,明昭穆以别尊卑,使数十代之世系昭然在目,千里之云礽了如指掌,厥功伟矣。” 其次,从具体修谱方法看,明清徽州家谱继承了欧、苏谱法。欧阳修、苏洵在北宋时各自创立了家谱,他们所使用的编修方法被称为欧、苏谱法。明永乐年间赵文在《环溪朱氏谱序》中说:“若宋欧阳公、苏老泉咸作谱以稽先世,以贻将来,良可尚也。”吴道宗在《临溪吴氏宗谱》中也说:“近谱则莫于欧、苏二氏良,欧以世经人纬法史氏之年表,苏以系联派属如礼家之宗图。”由此可见,欧苏谱法在徽州地区的影响,对当地家谱体例有直接的借鉴作用。明清徽州家谱在编修过程中不仅继承了史表、欧苏谱法,同时也有所创新。程敏政编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即被徽州家谱编修者称为是一大变革。如《新安许氏世谱》说:“古今修谱之例有三变,始如道统图体者;中如欧、苏谱体者;至程篁墩谓欧、苏谱体,一图一传,不见统宗之义,乃变为《汉书》年表、《唐书》相表体。” 再次,从家谱编修的前后延续性看,明清徽州家谱亦是对宋元时期徽州家谱的继承。两宋时徽州地区修谱活动已较频繁,如据《柳川绩邑胡氏宗谱》载,该族家谱仅在南宋就修了三次。这些宋元家谱当是明清徽州家谱编修的主要依据。 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 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左右,其中明代家谱约有400部左右,多为古籍善本。明清徽州家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如宋代胡舜申、元代陈栎、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二是家谱种类繁多。明清徽州家谱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徽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总之,明清徽州家谱是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此外,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家谱为徽州宗族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为徽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形成发挥了导向的作用。 明清徽州家谱具有独特的徽商文化特质 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一些地域特色,具体而言便是徽商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使明清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 汪道昆在《太函集》中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这种“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在家谱中表现为对商业行为的宣扬与重视。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同族人许西皋也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 第二,为徽商立传,体现了不轻视商人的文化理念。 不少家谱通过设立家传,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基于这种理念,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如《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 第三,将家谱作为经营活动中的交际手段,体现了家谱在商业活动中的文化交流功能。 作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稳定的居住区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但徽州地区却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与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点相矛盾,为了弥合这种矛盾,利用编修家谱将“十七在天下”的族众聚合起来就显得尤其重要。利用家谱的“收族”功能,能有效地将各地流动经商的族人凝聚起来。 另外,徽商在经营活动中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编修家谱进行联宗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可以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如《绩溪西关章氏族谱》载章必泰,“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尝因收族访谱,遇福建清浦江宗人名汉者于吴门,道及南峰宗柘重建事,于是相与刊发知单,遍告四方诸族”,“厥后诣浦城,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作为商人的章必泰“遍告四方诸族”,一方面固然与收族的目的有关,另一方面其利用宗族关系减少商业活动中的竞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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