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面对生态和环境的现状，无论何种层面，何种研究都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人与自然万物何以共存？文明的发展与生态和谐是否势不两立？文明在不断膨胀，生态系统能不能无限度地承受其挤压？人类将走向何方？

　　这些问题听起来稚气十足，然而正如童话《皇帝的新装》所说的那样，无忌的童言常常把真相一语道破。梭罗甚至说：“我一直懊悔，觉得自己没有生来时聪明”。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也许充满梦幻色彩的童话反而与自然更接近，更具有揭示真实的透视力。虽然是超现实的创作，却往往折射出被遗忘的哲理。

　　文明对生态的入侵，以文化为旗帜。文化属于成年人。启蒙时代以来，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文化常常站在大写人性的立场，以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宏大叙事，为工业文明文过饰非。在文学的丛林中，童话却卓立于成年文化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对于反思文明对生态的功过是非而言，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可以透视自然状态的视角。对《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渔夫和他的妻子得而又失的过程的注视，可以让我们追思并联想生态系统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脉络，追问着那句生态批评的名言：“我们到底在哪里走错了路” 。

　　生态批评是继人权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之后，因对环境恶化问题的关注而应运而生的文学批评潮流。我们生存的环境正在日益恶化已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噪音包围，空气中弥漫着威胁生命的污染物，垃圾以淹没城市的速度堆积；现代化带给我们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生态环境，破坏着万物生存的家园——地球。

　　科技的发展加速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行为，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范围和规模，创造着人超越自然的神话。但自然果真就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吗？人与大自然、与周围环境、与生存在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的关系果真是征服、控制的关系吗？

　　当环境危机、生态危机已是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已经渗入到我们呼吸之中，当生态、生存、生命已经岌岌可危，反观生活的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英国利物浦大学的文学批评教授乔纳逊·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写到：“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被过渡浦捞，沙漠迅速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文学批评怎么能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究竟从那里开始走错了路？” 美国学者密克尔在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指出批评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它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挖掘文学所反映的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他尝试着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比亚以及当代一些文学作品，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这一术语。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一个试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并尝试着用生态学的概念论述文学批评，提出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他在文章中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如何用文学作品中蕴藏的能量、创造力、知识和前瞻视野来解决生态学所展示的人类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造成巨大破坏的诸多问题？”生态批评最现实的意义是在反思与批判中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的主编格罗特费尔蒂指出，生态批评的首要任务是考察文学作品中不在场的自然意象，唤醒生态意识，通过对自然意象（如伊甸园、处女地、原始荒野、毒气及沼泽等）的再现，提醒人们对大自然生态的关注，学会倾听自然的声音。

　　文学批评不等于对文学作品的思想转译，批评不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中介，当然也不能是作者和编辑之间的中介。批评本身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思考，是一种思想。文学批评不仅应该去理解和阐释文本，而且应该不断地挖掘文本解读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批评的对象绝不局限于生态文本，而是在重新阅读的基础上，建构并努力传递一种生态批评的视角，一种生态批评的思维方式和阅读方式。作为对生态理念的呼应，生态批评不能等待生态文本的出现，也无法以某种准确的尺度鉴别出生态文本。生态批评本身就应该是一种生态主义的创作，生态主义阅读视角对经典作品的重构性创作。这种创作以生态主义的立场阅读，并在这种写作性阅读中发现、确认、建构和丰富自身的生态主义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