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气未分，浑沌为一”之时，寓“浑沌”之中已蕴涵万物，且是相互差异的万物。这些相异的万物逐渐从浑沌中分化出来，慢慢地，人们也就在自然界中生成了。当“我们”即“人”、“人类”蹒跚学步的时候，看到周围是深不可测的大自然，“我们”只能靠自己的肌体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逐步地靠一些简单的工具狩猎，仅仅利用动植物资源捕鱼、采摘、收集等，获取一些现成的食品，以充饥、生存，“我们”利用自然的能力很弱。在那个古老的年代，“我们”处于一个很少打上人类活动印记的自然状态，自然界也就是自然的“自然”。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极低，而且对于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无法解释，故而，对“自然”异常恐惧，盲目地服从自然，屈服于自然，自然界在主宰着“我们”。

　　在这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被马克思称之为“狭隘的关系”。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征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因此，“我们”也就更加依附于自然，崇拜自然，它在“我们”的心目中神秘而神圣，从而表现出对自然的“友善”，特别地“亲和”大自然。这是人们和自然相处“和谐”的原始态。

　　由此，在天人关系上，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表现出人对自然的一种极为朴素的“关爱”，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融为一个整体，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原始、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这是人类初始的意识水平在哲学理论上的反映。

　　就“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古人作了不同观念的阐述。《庄子·秋水篇》论道：“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人在整个宇宙中是极微小的，是天地的附属品。从中也包含着人是从自然而生，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思想印痕。《老子·上篇》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与天地同为一大。不过老子强调了人之“大”。《孟子·尽心》上中说：“上下与天地同流”，论述了天人相通。在《吕氏春秋·贵生》篇中指出:“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人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物、我同属一体，相互贯通，把主体和客体浑然一体。董仲舒提出了”人副天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张载认为，“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来为一的。这是”天人合一”的“合”的前提。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界万物皆为朋友，所以，对人与物要一样地予以尊重。程颐认为，天道人道，所言不同，实际上天人只为一道。等等。

　　上述“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了“我们”与自然浑然、相融为一，这种“天人和谐”观是人与自然相互统一的原始的主要思想形式。虽看到了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但暗含的是“自然的人类中心”的思想。

　　“天人合一”的观念反映出原始朴素、模糊的主客体互包、相融的思维方式。由于当时“我们”这一主体还处于“自在”阶段，面对周围自然界不知所然，因此谈不上去支配自然，更多的是成为了自然的“奴隶”，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把天、人一律加以对待，平等、相爱，形成了“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原始宇宙观念，从而尊重自然，给予自然，不破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甚至人就是自然界，自然界就是人，通过对自然(天)的肯定，达到对自身的肯定，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一面。所以那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不辨的，只是感性经验直观地区分“我们”与“自然”，人、物一体，互为主体，混淆了人与物，人类自身内部和周围外部环境的根本区别。既然如此，也就不可能从现代的哲学意义上区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不能把自然视为认识的对象、认识的客体，当然也就不可能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达到对“自我”的“自我意识“。当把“我们”主体融入于“自然”客体合而为一时，“主体性”是不会完全地“释放”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不能显现出来，人们摆脱不了固定的血缘关系和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排除重重阻力，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人类主体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相反，自然客体以极大的力量制约着我们，我们与之抗衡的能力极其有限，我们的命运受之于自然(“天”)的支配和主宰。在我们难以摆脱这一屈从的地位之时，在思想认识上就是“天人和谐”，共生共存。因此，主、客不辨，物、我不分，共融其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当时主要思维向度。

　　这种“和谐”是“感性的和谐”。这也就是人类初始的“我们”中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