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布莱尔聊慈善
2014/9/6   热度:154
“老是有人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那个年代,不再有理想有抱负了。但我不这么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缺乏理想和抱负,关键在于如何帮助他们去实现。”布莱尔说。 Q:对话者
这是北京的红叶最美的一天,11月6日午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与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等同台对话。
离开首相职位后的布莱尔,参与组建了三家基金会,分别有关宗教信仰融合、非洲治理以及推动体育活动。让他自得的是,每个基金会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人,“他们的特质是非常有创意,像艺术家一样,同时又是很好的商人。”布莱尔认为,作为政府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刺激社会企业茁壮成长。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谈到了有关慈善和公益的诸多问题,并向中国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创造一个更好地认同慈善价值的空间;二是创建一个允许慈善创意能被很好应用的慈善事业架构。他一再强调,“社会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希望中国在发展慈善方面,要将学习经验与吸取教训结合起来,由此有望超越英国。
登台演讲前,布莱尔箭步走过北师大的红地毯,不时向人群颔首微笑。57岁的他依旧高大、健朗。快到我坐席旁的过道时,突然缓下步子,热情地和我握手,而后径直走向了前台……
A:布莱尔
Q:如今关系到公益的话题五花八门,但当前最紧迫的,还是关于公益领袖的培养问题。对此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A:如果没有好的领导,就没有好的慈善家;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没有较好的机构组织,没有好的驱动力,没有时间、精力、资金的投入,那么就不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首要的是需要有一批公益领袖,由这些领袖来领导公益组织,进行有效率的运转。
其次,社会应该提供环境,包括政策、舆论、物质等各方面的条件,来强调慈善活动的重要性,让慈善家的工作得到社会的认可。有些比较珍重自己时间的人并非是富人,而是普通的民众,他们通过支援自己的时间,来给别人提供帮助,这些人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
再有,应该对慈善人员进行培训,将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已经或正在准备投身于慈善事业的人分享。像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这样的组织,就可以在培训专业慈善人员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极大地促进慈善的工作。
第四点,就是充分发动人员,让一切有志于慈善事业的人都有用武之地。像我们,像李连杰,像我们同事,他们都做好了准备,准备要贡献自己的时间来服务于他人。除我们这些公众人物之外,普通人一样可以为慈善贡献自己的力量。
“社会企业家”精神
Q:200多年前,马戈尔尼受英国政府委派,到中国拜见乾隆皇帝。但当时由于中英礼仪不同,造出了许多误解甚至矛盾,发生了很多冲突,再后来就产生了现在的世界格局。今天,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公益教育,共同推进这个产生更多公益领袖的时代。请问您对中英两国在慈善方面的交流与学习有什么看法?
A:我想当年英国的使臣和乾隆皇帝的对话一定是非常有趣的,那是一段历史。就目前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里,英国、中国怎么样来互相进行学习。在推进慈善公益事业上,英国在很多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还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跟着英国做,而在于能否比英国做得更好,而且具有中国特色。在此我向中国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中国需要创造一个社会空间,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可、认同慈善的重要性,以及慈善所带来的益处和贡献。因为很多人可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并不是不想做慈善,而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确定自己做慈善之后,能够产生什么样良好的影响和结果,会有我捐的钱能否真的为一些人带来益处的疑问。所以中国要在社会上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营造有利于慈善的氛围。老实说,在英国我们依然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第二,在慈善领袖方面,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像比尔·盖茨或者李连杰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创建基金会。另一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有创意,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实际工作是由那些组织、那些企业领导人所做的。他们需要培训,以确保慈善事业取得成功。
慈善事业的开展非常困难,因为有些时候一切要从零开始做起。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创建一个完善的慈善事业的架构,能够使那些有关慈善的创意顺利地付诸实践,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良好的效果。
有很多事情确实需要政府来做,比如巩固国防、制定法律法规以及建立医保系统等等,这都是政府的责任,没有任何企业或者是NGO能够比政府做得更好。但是在社会领域的很多方面,政府的反应速度可能会相对滞后,而慈善机构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那我们的研究院可以做什么呢?应该不仅仅是来研讨如何培养慈善领袖、创建良好的理念,而是要帮助领导人进行培训,以使那些领导人的想法能够具体地实行,在社会里面更好地进行具体的慈善工作。所以说,我们有很多技术、经验等,都需要学习。
再就是“社会企业家”精神。不只是在社会上做一些事情,而是按照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运作,更富有创新性,更具有创意。因此,我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有理念,还要有具体的实行计划。我们在英国这样做了,在中国肯定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说,中国并不需要跟着英国的步伐走,赶上英国的慈善事业,而是吸取我们的教训,中国是完全可以超过我们的。
慈善是一种创造
Q:作为公益领袖,行动能力非常重要,要把教育转化为行动能力、领导力,同样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提高行政的行动能力、研究的行动能力和教育的行动能力呢?您在执政期间对此有何体会?
A:在我任职期间,我认识到,慈善是一项非常需要创造力的事业。也就是说,你有了某个创意之后,决定要做一些事情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比如说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一定要有一个人、一个领袖,他非常具有创造力,能够基于这个创意建立一个社会企业,然后再为这个社会企业融资,之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非常困难的,实行起来很不容易。并不是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成功的,失败者不乏其例,所以还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当然也有一些领导人,他们经验丰富,做得很成功,我非常信任他们。因此当我卸任后,我就开始做基金会。一共有三个基金会:一个是关于宗教的,第二个是关于非洲的,第三个是关于推动体育活动的,尤其是为青少年,为那些受社会歧视,或者有困难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体育活动。非常幸运,每个基金会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人,他们都很敬业,在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的特质就是富有创意。我认为这些社会机构的领导人,他们既像是艺术家,又像是成功的商人。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还要有强劲的创造力,能够跳出他原有的思维框架,产生出更好的创意,从而推动社会发生改变。这也正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慈善家,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原因所在。
在英国,现在有一些慈善机构,从零开始,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建立基金会。他们已经发展成非常大的机构,其很多行动是非常具有创意的。所以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是的,我在任的时候,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那些实际的工作是由在政府之外的人,或者是说其他人做的。这不是首相一个人的事,这也是慈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政府和私营机构,所做的工作完全不同。这些社会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在这方面的创意做得非常好。我相信,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具有创意的社会企业的负责人。
作为政府,作为首相,要给他们适当的激励,帮助他们的企业更好地成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做得更好。
重要的是给年轻人机会
Q:在英国,怎样鼓励年轻人参与慈善?
A:我们针对年轻人提供一些慈善项目,让他们做社区的服务,或者公益的事业,我觉得要做的可以很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像我的孩子,他们就参与这些项目。很多年轻人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她)同时也应该是个社会企业家。一个好的社会,要重视社会企业家。两者之间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关系。老是有人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不再有理想有抱负了。但我不这么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缺乏理想和抱负,关键在于帮助他们去实现。公益领域就应该给年轻人提供实践的机会。
Q:英国的社会企业建立最早,我们想知道英国社会企业的立法,对中国青年有什么启示,让他们更快推动历史的发展?
A:我觉得一部分是管理和制度的问题;另外一部分是这种企业架构的问题。你需要有一定的管理,以提供这种保障,让公益事业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你可以设立工作的标准,但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这样的组织架构,给年轻人机会。
政府要有合适的税收的体系,来支持公益的发展;我们也需要有合适的舆论环境,来认可慈善事业,让人们在捐赠善款时,知道他们的行为应该得到认可和赞赏。
Q:有些人认为,公益事业不单单是要提供传统的服务,还包括你应该要提高公民性,要培养社会基本,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仅有传统的老人儿童服务是不够的?
A:我们在学校里面开展了公益社会的教育。在我们的学校系统里面,我们还教授年轻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机会。那之后我们发现了有一些事情很有趣,那就是尽管我们非常努力地从政府这一块来提供,比如说公民教育,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的企业,在这方面教育项目做的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也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协议,我们和社会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最后这个协议里面包括不仅是政府应该怎么样做,还包括社会机构应该怎么样做。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最后我们发现,其他的组织甚至比政府做的还好,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这项事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另外,你接触慈善家的时候,他往往认为可以给钱,但要给对钱。所以“给对人”是慈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确保社会企业所获得的钱,正好能够用在所设立的用途上面。因为慈善家的钱解决一个问题、救助一个灾难,希望见到钱能够奏效。
(吕留平女士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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