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2010—公益


2014/9/6    热度:234   

2010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旱灾、地震、泥石流,但公益让我们守望相助,公益是一种信仰,给我们温暖,给我们慰藉,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有公益在希望就在。这一年,因为公益,我们守望相助,一起走过。

慈济基金会:推开大陆慈善之门

  进入大陆的第20年,2010年8月,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终于在苏州正式挂牌,成为大陆第一家合法成立的境外非营利事业组织。

获奖理由:

自从20年前因救援华东水灾进入中国大陆,慈济基金会始终坚持“不谈政治,不做宣传,不刻意传教”的理念,从未停止行善的脚步,终于在今年获得在大陆的正式挂牌。20年里,它不仅为大陆送来房屋、学校和水窑,更带来了友爱,带来了先进的慈善理念。

  简介:

  慈济慈善基金会由证严法师在1966年于台湾花莲创办,是台湾乃至全球华人世界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在岛内外备受尊重。目前,它在全球拥有500多万名固定捐助者,5万多名“慈诚”“委员”等资深志工及数百万志工,援建项目遍布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

  言论:

“善门难开,好事多磨。但难开还是要开,多磨还是要磨。”——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回望慈济基金会在大陆20年的历程。

一年将尽,曾云姬的日程更加密集了,她正为慈济慈善基金会北京联络处的筹备奔波。

自从1998年在北京成为慈济基金会的志工,曾云姬一边经营自己的教育机构,一边负责组织基金会在北京地区的慈善活动。多年来,她经常与百余位基金会志愿者一起往返北京和河北涞源、易县贫困村之间发放生活必需品,还曾在第一时间到汶川地震灾区参与救援达21天。

  曾云姬发现,大陆民众的慈善意识正在增强。现在,基金会每周组织的慈善活动中,前来协助的队伍里有一半是北京普通民众。尽管他们并非慈济基金会登记在录的志工,要自付旅费,但这些北京志愿者也愉快地作为临时志愿者参与其中。

  “大陆慈善环境的改善是明显的,但不代表慈善活动已经开展得十分普遍。”这位加入慈济12年的资深志工说。“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把慈善作为个人第二份事业的‘志工’,而不是仅为大型活动临时组织的‘志愿者’。”

  好事多磨

  从参与1991年华东水灾救援起,先后有数万名台湾志工,从位于花莲的慈济基金会总部赶往大陆数十个省份的落后地区,在海峡两岸长年奔波、无偿参与当地的慈济支援项目,其中许多都是像曾云姬一样的台商志工。

  经过20年的努力与坚持,今年8月20日,在苏州,大陆方面终于正式为慈济基金会举行了挂牌仪式。目前,慈济已在台商聚集的苏州设立了联络处,而北京和厦门联络处也正在筹备中。

  实际上,基金会的“落户”计划早在2008年就获得了批准。不巧的是,正赶上汶川地震刚刚发生,慈济没有闲暇顾及形式上的挂牌,而是大规模地投入到了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中。两年来,基金会在成都、德阳、绵阳、雅安等市援建了13所学校、幼儿园和一座近百户的灾民新村。就在挂牌的前两个月,台湾慈济又与德阳什邡市签约,投资建设环保科技园项目,协助当地经济重建。

  回忆起20年来在大陆的推进历程,慈济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出八个字:“善门难开,好事多磨。但难开还是要开,多磨还是要磨。”

  20年前,慈济刚刚在大陆开展慈善工作时,上海的慈济委员邱玉芬形容是如“在水泥地上播种”一样难,甚至曾有年轻人告诉这位来自台湾桃园县的资深志工:“慈善是资本家对内心不安的反省。”

  1991年,华东五省遭遇严重洪灾,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受灾,民政部首次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援。这一年,也恰逢慈济启动海外救援。

  慈济很希望能为大陆赈灾尽些力量。慈济基金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在深思熟虑后,请王端正副总执行长代表基金会拜访了时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马英九。马英九非常赞同慈济的善良愿望,同时认为,在两岸政治隔阂之时,通过民间形式增进沟通,“陆委会”“乐观其成”,并同意提供批文。

  为了能够与大陆语境对应,带着批文前往北京时,王端正还特意琢磨出符合大陆官员习惯的汇报方式,即“一个目的,两个原则,三个不为,四类物资,五种协助”。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谈政治,不搞宣传,不刻意传教”的“三个不为”,这也恰恰成为慈济打动大陆各级政府的准则,并坚持至今。

  实际上,慈济秉持的“大爱”理念,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跨越了国界、种族、宗教的界限,即使在台湾岛内,蓝绿阵营对慈济理念也鲜有质疑。

  但是在与大陆一些地方政府最初接触时,志工们还是遇到了真正的挑战。各级官员对来自台湾的这个带有佛教背景的团体仍有顾虑,加上当时对慈善事业程序的陌生,以及畏惧慈善可能带来负面新闻,慈济志工与当地官员和百姓常常产生摩擦,甚至还有地方官员指责慈济志工总是挂在口边的“感恩”和礼仪是虚伪。

  常年参与苏北地区扶贫活动的慈济委员胡蔡安回忆说,他曾深切感受到地方政府对他们的“迟疑”:地方官员总是设法避免志工们走进特困户的家,仿佛接受帮助是件丢人的事儿。

  慈善应来自民间

  但在资深志工胡蔡安看来,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民众,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洗礼后,都对慈善产生了积极的认识。他认为,《慈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中华慈善奖”颁发等一系列政府行为,都明确表达了中央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

  “国家层面重不重视,这一点十分重要。”胡蔡安说。但在他个人看来,如今几乎过多依靠的政府主导的慈善趋势也应该得到改善。

  “国家办的慈善活动规模、影响很大,但民间自发的慈善活力更大,更能遍地开花。根据海外的经验,慈善这件事的确是民间自发的形式更具有活力,所以需要更多民间参与,甚至要由民间主办,补充政府工作的不足。”

  事实上,慈济自身的发展正是这一理念的良好诠释。1966年,慈济基金会由证严法师在台湾花莲创立。最初,只是证严法师带领六名弟子,靠每人每天增产一双婴儿鞋来募捐,接下来,是30位家庭主妇每天省下五角钱,投入竹筒里,培养一点一滴行善的习惯。44年之后,慈济完全依靠民间自发的参与,不仅逐渐壮大,而且发展得更为多元,成为一家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志业,以及骨髓捐赠、环保、社区、国际赈灾等八项慈善工作于一身的全球最大华人民间慈善机构。

  大陆方面似乎也进一步意识到了来自民间的慈善力量。2004年6月1日,修改后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取代了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大陆设立代表机构首次得到了中国法律的认可,大陆对于基金会的设立主体不再有国别、地域的限制。慈济基金会也因此获得了官方注册的许可。

  但慈济仍是特殊的。由于创始人证严法师的佛教背景,基金会目前在大陆的主管单位为国家宗教局而非民政部。但国家宗教局已承诺不会干预基金会的正当慈善活动。

  现在,慈济志工继续在汶川震区继续参与三年重建计划。从震后第三天至今,先后已有1.2万人次志工赴川赈灾,各类重建项目援助资金预计将近5亿元人民币。此外,基金会仍然在为甘肃靖远、东乡等地百万人口修建水窖等抗旱设施,并为贵州罗甸、紫云、花溪等地的村民进行生态移民。

  2011年,他们还将在福建顺昌洋口镇建起“大爱村”,为400多户在今夏洪水中受灾的农户重筑家园,这个项目仅当前的预算就接近5000万元人民币。

  慈济基金会慈善活动的常态化和专业性,也吸引了不少大陆民众。

  北京志愿者马志颖便是其中之一。五年来,她在外企工作之余,坚持每个周末与北京的志愿者们一同前往河北扶贫。和许多北京的志愿者一样,她不仅参加慈济基金会的活动,还参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

  “我身边有一大批这样乐意投入公益事业的朋友,无论参加哪个慈善组织,都是同样的付出。”马志颖说。不过,她强调:对于志愿者来说,慈善活动是否专业持久、善款使用透明与否,是决定参与度的重要因素。

  如今,大陆法律虽然已允许境外慈善基金会注册,但并未许可在当地招募全职志工和募款的资格。对于慈济基金会,这就造成在大陆使用的善款必须从海外地区调配,无法形成 “取之当地、用之当地”的善款良性循环。

  不过,王端正仍然对在慈济基金会在大陆进一步开放运作的前景有信心。他表示,这一切,都可能在不远将来得到解决。

  “随着更多个案在大陆成功,我们相信更多的慈善愿景会在大陆逐步实现。”王端正表示。

陈光标

  获奖理由:

  他多年蝉联“中国首善”的称号,如今累计捐赠的款物价值已超过14亿元。在今年的玉树地震、西南大旱和舟曲泥石流大灾中,他再伸援手。他行为高调,但他相信自己的张扬会影响和带动中国慈善事业的进步。尽管争议不断,但在中国的慈善界,他做的实事有目共睹。

  人物简介:

  陈光标,42岁,江苏泗洪人,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第十届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江苏省委常委。曾荣获“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连续四年荣获“中华慈善奖”,被称为“中国首善”。

  言论:

  “我就要高调做善事,如果你不服你来做,你来和我争‘中国首善’这个称号。”

  陈光标爱荣誉

  他热衷上杂志封面,从今年年初的垒“人民币墙”到“巴比晚宴”的裸捐,种种行为被人解读为作秀,但他认为,自己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和带动中国的慈善事业

陈光标很高调,不像是一个企业家。

  与其他企业家名片上只留办公电话不同,陈光标从不隐匿自己的私人联系方式,并主动告诉别人他那两个充满个性的有六位同一数字的手机号码。采访陈光标因此也不是难事,无须通过秘书,抓起电话拨号即可享受直达待遇。

  陈光标已记不清接受过多少次采访,但对于自己的成绩和荣誉,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今年捐了2.37亿元,占公司净利润的50%。“现在我有荣誉证书1700本,锦旗3000面,哈达上万条。”

  希望更多的人用真金白银来作秀

  “陈光标最爱荣誉了。”和著名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对自己的称呼方式一样,陈光标爱用“陈光标”称呼自己。

  在他北京住宅的客厅里,他自己集结成册的媒体报道集俯拾皆是,其中一本“裸捐”的媒体剪报合集最厚,还分成上下两册;茶几的玻璃板下压着李连杰、王传福、熊光楷等各界翘楚的名片,桌上摆着两只印有“中央纪委”字样的白色茶杯;电视里,反复播放着陈光标的慈善短片,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灾区与其握手交谈是其中最重要片段。

  陈光标的高调很出名。今年1月23日,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会议厅里,陈光标以10万元为一捆“砌”了一座3300万元的“人民币墙”。这些是他准备在2010年春节给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发放的红包钱。

  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召开当天,陈光标耗资20万元,在《人民日报》以两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全国道德模范陈光标2009年的“特殊成绩单”》专题报道。他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采用这种方式会给官员一定的压力,让他们也想一想,这一年里给百姓做了哪些实事,让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陈光标的眼中,他的高调会让更多人关心、关注慈善,会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的队伍中来,同时也是给富人压力。“本来感觉他多有钱,理直气壮的,现在炫不起来了,再炫你像陈光标那样捐啊。他们有压力,看我这今天捐明天也捐,他吹不起来了。”

  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今年9月5日,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公布了一封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信。信中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此信的起因是,两位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拟共同访华,并邀请50位中国富豪参加一场“慈善晚宴”。此前,二人曾在美国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因此“巴比”的中国之行,也曾被解读为“劝说中国富豪参与慈善募捐”而让中国富人感到压力。

  “中国富人需要像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富人来制造一些压力,然后将压力转化成做慈善的动力。”陈光标说,“虽然盖茨、巴菲特这次来不会劝捐,但我已经准备好主动回应他们,向他们承诺捐款,会在见面时把自己的承诺书交给他们。”

  与大部分企业家婉拒晚宴或低调回应相比,陈光标依旧保持高调,他是所有赴宴的人中唯一进入宴会前接受采访、并在宴会后也面对媒体的富豪。

  他还对“巴比”提出,希望二位能把他推荐到世界上最好的慈善学校学习,并想去美国设慈善宴会。

  就这样,会客厅的茶几玻璃板下,又多了一张陈光标与比尔·盖茨的合影,以及“巴比”晚宴的邀请函。更进一步的收获是,“中国首善”之外,陈光标又多了个“中国祼捐第一人”的头衔。

  质疑作秀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但陈光标不在乎:“我做了十年慈善,有七年都被人家说是作秀。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来学作秀,跟我学拿真金白银来作秀,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他的方式或许真的有效。裸捐事件之后,一些企业家见到他时也表示要祼捐。每遇此景,陈光标都会盯着人家问:“你有多少资产?”晚上回到家再把数字记在小本上。“到现在为止,企业家向我口头承诺裸捐的总额已达3000亿。”

  陈光标认为,统计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姿态,是唤醒人们的良知、道德感和尊严感。“如果还有人盯着我裸捐多少钱,这说明人的思想境界还没有提高。”他补充说,有人曾建议他成立基金会,但他觉得,走基金会之路太慢,目前中国需要的,是能拉动慈善这辆列车的火车头,是榜样式人物。

  “那就是陈光标。”他对自己的作用似乎非常满意:“因为陈光标的大力推动,中国慈善事业进步了几十年。”

  今年9月,他注册了微博。短短数月,便两次引起轰动。一次,他表示将骑车上下班——虽然作为董事长,他几乎不用上班——若网友发现其乘车,一次奖励一万元。另一次,他将与央视某女主持人一起骑车的照片发上微博,请网友指出主持的名字,并为前十名向其指定的学校捐赠5台教学电脑。

  “仅用了三分钟,我就输掉了50台电脑。”他当然不觉得是“输”,网友的积极参与似乎让他体会到了另一种被关注的快乐。

  “首善”也有苦恼

  但陈光标在生活中却未如此大方。他说自己消费不高,一块五毛钱的肉丝面就能填饱肚子,从来没去过歌舞厅、夜总会、桑拿房。采访中,他不慎摔碎了那个“中央纪委”的茶杯盖,他盯着碎片,啧啧叹息。当然,他在中国房价最高的几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房产,北京的坐驾是一辆宝马X5,这些是不能算在消费里面的。

  这个自认为是中国慈善火车头的人偶尔也会觉得有点独孤求败。“不能今年首善是陈光标,明年还是,要有人接替。”他说他幻想着中国出现三五百个“陈光标”的时代。“那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时间都会提前好几年。”

  议论陈光标的慈善是否作秀之余,人们不免也会对另一个问题感兴趣:首善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说起企业,陈光标立刻变得严肃起来。陈光标从1997年开始做企业,最初经营一家电子医疗器械公司。2003年,他投身环保产业,成立了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专业拆除公司,专业从事可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和再利用。他将自己定位为中国赚钱最难的企业家,“比吃屎都难”。他说,因自己不遵守潜规则,95%的业务都是二手的,没有直接从政府拿过超一万块钱的生意。

  “说一分钱没送也不客观,一般也送领导两瓶酒、两条烟或一条领带。”陈光标以此表示自己的坦诚。

  但据他说,从1998年到2007年,每年都有相关部门查他的企业。这让他很伤心。在他看来,这就是没有遵循潜规则的结果。“幸亏我的公司一点儿事儿都没有,否则我早就进去了。”陈光标说,可能因为他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捐赠行为,2008年和2009年都没有查,但听说今年又要来。”他眉头紧锁,“做好事为什么这么难?谁来保护陈光标?”

  “首善”也有苦恼。他说,他在南京投资1.3亿修建防灾减灾培训中心,免费对市民进行灾害避险自救的培训,投入使用时想请领导剪彩,可连一个副区长都请不来。

  苦恼还包括,他曾想在某大城市买几亩地建办公楼和培训中心,但怎么努力都拿到不到一手地,只能买二手的。“为什么拿不到地?” 陈光标向空气中打了个响指,“还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商人的苦恼最后都通过慈善的荣誉抵消了。最近,他又荣获“CCTV中国年度品牌奖”和“北京市孝星”的称号。他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把这些荣誉晒了出去,并附上领奖的照片:平头,精致的西装,微胖的面庞满是笑容。

  陈光标毫不掩饰对荣誉和宣传的向往。他说,上小学时,如果表现好而老师没有奖励他小红星,放学后他就会到老师家去吃饭,以示抗议。

  有时候,他还会给别人出题:如果面前放着两亿人民币和一本荣誉证书,你会选什么?“我宁愿选证书。”斩钉截铁的回答后,他还会替不知如何作答的人选择:“你肯定会选人民币。”

  眼下,陈光标已开始计划明年的慈善活动。他打算与300多名企业家带上一亿多现金,去为莫拉克台风中受灾的台湾特困同胞发红包。不管社会上的议论如何,没人能否认,他的确屡屡把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放到需要的人手里去了。

  2011年,陈光标注定继续高调。这位喜欢被媒体报道,热衷上杂志封面焦点人物,对于质疑将继续不以为然。“中国的慈善,怎么做都不为过。我就是坚持自己的特点,把有限的善款通过媒体的宣传达到无限的效果。”

黄福荣

  提名理由

  一个香港青年,带着简单向善的愿望,来到内地中西部偏远之地,为了帮助别人,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当下社会,即使是追逐财富和安逸生活大行其道的时候,他的行为提示我们,还有这样的人,愿意做力所能及的善举。他是一个货车司机,很平凡,但有不平凡的人格。

  人物简介

黄福荣,生于1964年7月6日,香港居民,原是一名集装箱货车司机,2002年开始在中国内地做慈善工作。2010年4月14日在青海玉树地震中,他本已经脱险,但返回孤儿院抢救三名孤儿和一名教师后,在余震中不幸遇难。

  言论

“人就是这样,只要你用心的去对人好,他们是知道的。”

  慈悲阿福

  没人说得清,他为何如此执著,独自远行,异域他乡,行善9年。有人引用他博客上的话说,“如果我们志愿者为公益死在路上,是上天给我们的幸福”

在香港义工黄福荣曾经工作过的玉树慈行喜愿会里,朋友们都叫他阿福。

  会长木兰是这个组织里少有的会汉语的。11月22日这天,记者打电话过去,木兰正在乡下为孩子们忙碌着。

  提起阿福,木兰唏嘘不已。

  4月14日,玉树地震发生那天,在慈行喜愿会孤儿院里,是黄福荣带着孤儿院的孩子们从教室里面逃了出来。但很快,他发现废墟下还掩埋着三个孩子和一名老师,立即又一次冲进了废墟。就在这时,6.3级的余震来了。

  烟尘四起,阿福没有能从废墟里出来。

  很憨、爱笑,怎么逗也不恼

  “我是货车司机,没有很多钱来捐助同胞,就来出份力。”黄福荣说。

  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次到了一个陌生之地,他总会如此介绍自己。

  阿福祖籍广东鹤山,五个孩子中,他排行第四。中学毕业后,曾入伙一家运输公司,后来单干,开一辆货柜车谋生。家里人不叫他“阿福”,因为家中男丁都是福字辈,他们叫他阿荣。

  他去的多是内地中西部小县城,这些地方,一向闭塞,交通不便,各自生长在熟人社会,往往对这个满嘴港味的青年心存戒备。

  不过,一顿饭的工夫,当地人就会明白,眼前这个消瘦的高眉骨深眼窝的青年,是个好人。

  很憨,爱笑,怎么逗也不恼。

  然后,这个阿福,就不再是香港人阿荣,而是某个县城某个村里的阿福。挑水、劈柴、送药、陪老人闲聊、与孩童游戏,他乐得其所。

  初见他的人,很少会知道,他是个病人,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需打胰岛素。

  没人说得清,他为何如此执著,独自远行,异域他乡,行善9年。有人引用他博客上的话说,这是个热爱公益的英雄,他说过:“如果我们志愿者为公益死在路上,是上天给我们的幸福。”

  但是,他的姐姐黄月秀却说:“我比较抗拒‘英雄’这个字眼,阿荣不过在做想做的事情而已,很简单,不要拔高。”

  “是什么推动阿福做这些事?我想是爸爸的教导,他在朋辈及乡里之间落力及尽心助人的榜样,一定自小已经在我们心中植根;他常说,国内人可以住的地方,可以吃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能住,不能吃?因此,我们各姐弟自小已能极为弹性地接受不同的生活条件。”黄月秀说。

  博客里,阿福用“傻人有傻福”来称呼自己。从他的日记能看出,他享受行走和助人的过程,见每一个人,帮每一个人,他都觉得是福。

  有人说,这是个把自己低入尘埃的人才有的心态。

  2001年5月,37岁的阿福在内地旅游时,无意中看到一本书《挑战死亡——白血红心走天涯》,书的作者是一名陆军少校,叫隋继国,自述了自己先后患脑癌和白血病之后,骑自行车走遍中国,为无偿捐献骨髓作宣传的经历。

  阿福联系出版社,找到隋继国。两个身患疾病的人,很快聊在一起,成了好兄弟。彼时,隋继国从北京至深圳的“徒步走神州义务宣传骨髓捐献”已到后半程,阿福坚持加入,一起走。

  “如果明天就死去,今天能留下遗憾吗?”那时的阿福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是年7月1日,他们走到深圳罗湖关那一刻,阿福觉得“充满了神圣感”。

  2002年1月1日,阿福决定再次徒步宣传,为香港与内地的血癌病人筹款,从香港尖沙咀出发,“行路上北京”,他的口号是:“敬重生命,善待人生。”

  此时,隋继国已病重得无法行走,阿福便独自上路。历时半年,行毕全程2800公里。姐姐黄月秀说:“我们一家人,连同刚刚学步的孩子,与他浩浩荡荡地一起走完卢沟桥至北京市的最后一段路。”

  然后,黄福荣将自己仅有的12万元存款拿出来,全部捐给了中华骨髓库,并担任了中华骨髓库的形象大使。瞬时,媒体和荣誉纷至沓来。

  但黄福荣并没因出名而高兴。

  没多久,隋继国离世,又有几位朋友因筹不足药费医治白血病而去世,他颇受打击,再加上糖尿病需要定时用药,这些都让他觉得“事事不顺心”。直至他听从姐姐的劝说,开始练太极拳,身体慢慢好些,也有了新朋友,才不那么消极。

  汶川,你让我干活就可以了

  2008年,汶川地震。

  阿福给朋友写信:“每天看到新闻都在哭,晚上根本睡不着,有时闭上眼就好像看到很多人希望有人可帮到他们。”

  此时的黄福荣,除了糖尿病,还患上了肺结核。他要去汶川,家人都来劝阻,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阿福还是出发了,依旧一个人。

  2008年5月31日,阿福到了成都,当上了抗震救灾志愿者。

  在什邡洛水镇,阿福交了很多志愿者朋友,其中一个叫牟强锋,他对牟说:“我千方百计地来到这里,就是想为灾区服务的,你让我干活就可以了。”

  牟强锋觉得这人很逗,便开玩笑地说:“没事儿,你跟着我,活都让你做。”

  在灾区,阿福情绪很差,话不多,给人木讷之感。但沉默的青年不闲着,在洛水的日子里,他每天都会为废墟下早殇的孩子们上香。

  因为患病,因为看了太多病友离去,他很敏感,也多思,且忧郁。他把自己看得很低,总说自己是“无用的人”。

  “这一大班好友、兄弟使我的人生中充满了一点点的光辉,也是因为认识这么多的好人,推动着我继续为有需要的人尽我每一分一毫的力量……也希望上天给我多些时间,让我可以用这无用的躯体再去帮更多的人。”阿福说。

  在灾区,当地的志愿者大姐给他写信,和他交流经验,他每次看着信,都会流泪,身边的人说,这个不说话的青年其实很脆弱。

  他也是一个简单的人。“在这么辛苦的路途中我遇到这些好人,加上在路上看到很多小孩对着我们的车队挥手,什么辛苦也忘记了。”他这样在日记里写道:“人就是这样,只要你用心地去对人好,他们是知道的。”

  玉树,听说那里的孩子很穷

  四川地震后,阿福参与了国内一些民间团体及个人自发的灾后支持工作,比如在什邡帮忙重建图书馆和寺庙。这些志愿者活动,也让他重拾以往的干劲及热诚。这期间,阿福结识了西部爱心公益网的朋友,开始对玉树等地有了了解,便想去那里做点事。他与朋友辞行:“听说那里的孩子很穷,吃不上饭,穿不上衣,刚好这段时间有假期,去两个月,扶贫。”

  2010年3月29日,阿福再一次离开香港,这一次他要做的工作,是到青海玉树慈行喜愿会孤儿院当义工。离开香港前,黄福荣特意和全家人一起吃了早茶。他显得很兴奋,告诉三姐黄月秀:“我要去的那家孤儿院位于青海省玉树州,玉树是三江之源,很美!”姐姐回忆,最后一次和阿福通电话时,他已经到了兰州,仍未出发去青海。他和姐姐还商量,如何把收集好的衣物和大姐做的40多个书包寄到玉树。

  4月8日,黄福荣到达玉树慈行喜愿会孤儿院。孤儿院秘书长阿周回忆说,初见阿福,他背着大包,靠在墙角边休息,便上前开玩笑:“咱们都姓阿,缘分啊。”

  第6天,地震来了。

  后面的故事,被媒体一遍遍报道,但阿福自己已看不到了。

  与他生前努力保持的低调不同,在香港举办的公祭会上,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交部驻港特派员以及驻港部队司令员纷纷到场鞠躬致哀,逾千香港市民在门外排队等候,要向这个46年的不平凡的生命致敬。

  阿福家人后来发起了“黄福荣传爱基金” 用于帮助内地伤困人群,众多热心港人响应并捐款;很多香港大中学生,在阿福精神的感召下,自发组成“阿福义工队”,去传承阿福未竟的事业;至今,仍有许多人点进黄福荣生前的博客——“傻人有傻福的空间”,留下纪念他的文字。

  香港特首曾荫权说,阿福的网名让他想起《圣经·马太福音》里的话:“慈悲的人有福了。”

  提名理由:

  玉树地震后,则热福利院志愿院长李星陆迅速通过网络爱心征集、网友志愿接力的方式,将十多名无家可归的孤儿接到北京生活至今。一个人做一些善事,救助几个孩子并不罕见,但李星陆在七年的坚持中,好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亲人、朋友、同事等两百多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并在更多人心中埋下慈善的种子。

  人物简介:

  李星陆,1968年生于辽宁鞍山,北京里维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海省玉树州则热福利院志愿院长。曾就读于丹东大学(后退学)、北京广播学院,2003年起开始从事慈善事业,2010年在则热大爱公益团队基础上参加发起成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则热大爱公益基金”。

  言论:

  “是孩子们在慈善我,我觉得他们是我的恩人。我自己内心每一天都在想他们的变化,想他们是在回馈我,温暖我。如果他们没有接受我的好意,我去哪里奉献我自己呢?我遇到了他们,他们给了我机会。”

  李星陆:守护玉树孤儿

  七年了,李星陆只有一项“事业”:为青海玉树的藏区孤儿找到一个家

“妈咪!妈咪!”12月的一天傍晚,当李星陆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教育机构时,一群刚下课的孩子们笑着叫着,冲进她的怀里。

  对每个孩子,她都会微笑着注视几秒。

  “如果你看了一个孩子,那么其他的孩子你也都要看到”,李星陆体贴着孩子的敏感,“因为孩子会记得。如果你没有看,她(他)可能就会受伤。”

  他们都是玉树孤儿。地震前,他们的“家”是李星陆参与创办的、位于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的则热福利院。福利院在地震中损毁后,她将无人投靠的15名孩子接到北京,首先安置在一处度假村里,之后来到市区内这家愿意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里上课。

  来京7个月,孩子们的变化让她欣喜。个子又长高了,说话时开始抬头了,能对着陌生人善意的眼神微笑了。离开大楼时,他们大声向保安说“谢谢”,排着队伍等着和她吻别。

  “对于生活,我已经想得透透的了。它在我的面前,与慈善是一体的。”

  奢侈品成了羞耻品

  尽管只有42岁,李星陆却已经亲身经历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人生。35岁以前,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生的“负意义者”。歇斯底里、自大疯狂、贪心无度,一个亲妹妹见了都吓得哆嗦的女人。35岁以后,她被朋友们形容为“脱胎换骨”。美好、高尚、典范,这些曾经最不可能出现的词语被安到她的身上。

  变化发生在35岁那年的西北之行。在第一次进入青海藏区以前,李星陆甚至从来不曾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入睡。或者家人,或者保姆,绝不让她孤单。她还有洁癖,有时很难跟陌生人同桌吃饭。

  这些恐惧,被青海高原上“如同世界尽头般”的美景驱散。“秋日的午后,草原的芳香在阳光下淡淡地飘送,金黄色的青稞在山岭那一边的红叶间编织起迷人的彩带”,她在一篇随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然而,她的泪水却不够用了,她看到藏民们将捡来的方便面盒一次又一次地洗干净了再用,一家七口人的年收入只有1200块。即便如此贫寒,淳朴的乡亲们还是将她当成最尊贵的客人招待,给她珍藏的食物——一碗酸奶。

  “人怎么能那么苦难呢?”围绕着李星陆的个人世界似乎就在一瞬间坍塌。要知道,她的生活一直与苦难无关。

  她出生于辽宁鞍山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所在的鞍山钢铁公司享受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红火与富足。长大后,她在北京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策划人,1998年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承接一些舞剧演出和其他文化项目,生活自此无忧。

  李星陆从小爱美。上小学时,向爸妈说声“我上学去了、再见”之后,她转身就到卫生间里把喇叭裤换上,再把肥裤子塞到门口的菜篮子里。成为“比大多数人都有钱”的人之后,她一度将爱美天性发挥到极致。在还没有信用卡的年代,她将储蓄卡带到香港“刷爆”,“连下个星期的方便面钱都不剩”。十几万块的手表,几万块的钻石,全是取悦自我的礼物。

  “这些奢侈品,在面对高原孤儿的那一刻,顿时变成了羞耻品。心从没有过的疼,与生俱来的悲悯和善良在那一刻显得苍白无力”,在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医院的高原部落,这位都市享乐主义者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挑战。

  她看到有家的孩子们都穿着大人的衣服。而那些无人照顾的孤儿,有的被铁链拴着脚、链子陷进皮肉里去,或是饿得没有力气、只能睡在地上。他们头发凌乱,有着苍凉而渴望的眼神。“震动、震撼,我才知道我要救谁了。”李星陆说。

  从青海回来后,李星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之前她和丈夫租住在酒店,一个月6万块——一天的租金就抵得过高原上那户人家一年的费用。她还宣布,要和当地活佛则热仁波切一起,建立一所儿童福利院。

  可是,没有人相信她。亲朋好友们只是怀疑与好奇,想知道这个喜新厌旧的有钱女老板会“玩”到什么时候撒手不干。

  只有李星陆自己才真正明白青海之行对她的意义。其时,她厌倦了自己成为自己的重复,渐渐陷入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当一个人想玩的都能玩到,想要的都能要到,那个时候就会越来越质疑,生活中每一个细小事情的终极意义”。

  她再次走进青海,开始了对藏族孤儿的寻访。

  “野孩子”的“妈咪”

  到2005年则热福利院建成、2006年起正式接收孤儿时,被李星陆“捡”回来的孩子,都曾是高原上的流浪儿、乞丐或童工。“生活的经历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阴影,刚来的时候表现更多的是暴力、犹豫、怯懦、自私。”

  一开始,他们讨厌这个将他们“束缚”住的福利院。他们分帮结伙地打架,女孩把对方的衣服剪成碎条;他们在深夜翻墙逃跑,宁可去翻垃圾,也不吃福利院的干净食物……这是一群放养在草原上的“野孩子”。

  然而,李星陆从来不觉得他们有多坏,因为她自己小时候“也是淋漓尽致的坏”,打架、逃学、不听话,天性叛逆。然而,父母还给了她另一个似乎矛盾的评价,“心肠出奇地好”。

  她攒钱买冰棍,自己不吃,要给隔壁穷孩子;每天帮最小的妹妹打扫班级卫生,把作业本撕碎了帮妹妹生火,就是为了让她在班里不被欺负。

  李星陆相信“顽劣孩子的内心可能都是非常真诚善良的。他们是因为不知道好坏,所以在试探大人的底线”。

  她也被这些孩子试探着。有一个男生常常故意问她:“妈咪,我叫什么名字?”这个男生最让李星陆心疼。他身上有几大块疤,是在流浪时被别人剜掉皮肉后愈合的伤口。直到现在,阴天下雨还会隐隐作疼。他特别爱打架,也特别会打架,在福利院里打成了老大后还在学校里为院里其他孩子出头。

  到北京后,李星陆带孩子们去游乐园。其他孩子都玩一种叫做激流勇进的游戏,偏偏这个男生不敢,“他说我害怕”。

  “你一下就知道这个孩子的爱打架、会打架不过是因为自己胆小,他所有的煎熬是来源于他的恐惧”,李星陆的泪水瞬间充盈眼眶,“你要是不跟孩子们在一起,你就不能了解他们的内心。”

  地震前,李星陆每年夏天都到福利院和孩子们一起住上一两个月。他们到北京后,她有了更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谁种的花儿开了?或者,小芽长大了?”李星陆将孩子们一大一小地编组,发给牵牛花、鸡蛋花的种子来养。她带孩子们参观北京、参加志愿者活动;她不允许孩子接近那些将来回到玉树后不会有的东西,比如可乐等饮料。

  “那么多孤儿,你保护得过来吗?”那些意外于她能坚持这么久的好友们,曾经这样问。

  这个问题确实让李星陆为难。成立5年来,则热福利院陆续收养过五六十位孩子,可这仍然是个微小的数字。寻访中,对那些有传染病的、亲戚不乐意送的孩子,除了留下一些药品和钱,她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今年,因为一个名叫卓玛的女孩,她甚至一度感到绝望。

  从卓玛6岁起,李星陆便每年为她拍张照。镜头里,女孩渐渐长大,成为一个小美人,然而在今年夏天,才13岁的卓玛突然做了妈妈——孩子的父亲,竟是卓玛的继父。

  “做慈善真的要过自己的关。在你看了太多的困苦之后,内心反而要平衡”,在艰难平复下来后,李星陆告诉自己、也回答朋友说:“先不想还有多少孩子没帮着,我能帮一个是一个。”

  擦亮内心的“珠宝”

  “我要当孤儿的妈妈。拉着他们的手,一起看刚圆(升)起来的月亮,在新下的雪地上踩脚印。”高中时的李星陆已在日记里这样幻想。她把这段话念给好朋友听,好朋友愣了半天说:“你钱从哪儿来?”

  李星陆想了半天,“那就挣呗。”

  25年后,她付出了文化公司的大部分利润,每年几十万至百万不等;她付出了7年的精力与健康,因为腰痛和其他一些病症,朋友偶尔会见她坐着轮椅行动……

  然而,她说自己得到更多。比如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的美国丈夫开玩笑说,这个老婆“买一赠一”,以前那个打起架来拿菜刀的火爆女人、现在这个在孩子们身边微笑的温婉女人,“两个都爱”。

  她还得到一个两百多人的志愿者团队:丈夫、母亲、父亲、姐姐和妹妹,以及他们的同事朋友;她自己的朋友;为福利院做法律顾问、设计宣传册的……年纪最大的80多岁,小的只有五六岁。

  一位美国朋友的女儿,捐出拍卖玩具的一千多块钱;同一栋写字楼的某公司老总,就在大堂等着她,塞给她沉甸甸的一笔钱;更多的志愿者们,送锅炉、送图书、送水果、送班车……

  “太多意外的惊喜了”,李星陆形容这就像初恋的甜蜜,“初恋的甜蜜不持久,很快就在锅碗瓢盆中暴露了,但是帮助孤儿带来的甜蜜可重复可复制,我就一直在感恩和甜蜜里。”

  “她能感动很多人,她的爱心能够凝聚很多人,”她的好友周春兰说,“她的这种力量来自于那种润物细无声的行动。看到她是那么坚定、祥和,就会让人觉得,和她一起走在这条道路当中,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与更多的人走在慈善这条道路上,在玉树地震后,李星陆体会得更加深刻。在为接孩子进京而进行的“网络爱心接力”过程中,开车进入玉树的、主动担当藏语翻译的、帮忙买火车票的、接站的……很多网友的姓名,李星陆到现在也不知道。而在北京,天使妈妈基金、学而思教育集团、大旗网等机构,以及难以尽数的朋友,都在关心着孩子们。

  李星陆曾经把慈善看成一种个人行为,不愿公开;得到如此多的厚爱后,她决定不再那么低调,考虑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公开筹募,以帮助更多孤儿。

  今年8月9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则热大爱公益基金”正式成立。基金会正在筹资扩建则热福利院,工程将在明年底完工,预计可以收养300名儿童,是地震前收养儿童的10倍。李星陆准备好了更多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更多的朋友准备加入。

  大旗网的一些员工,在救助福利院孩子们后,自发开办了公益频道,创立了爱心俱乐部,坚持参与社区环保、孤寡救助等活动。

  这正是李星陆理解的善行,它并非是由她个人的影响力所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珠宝,蒙了尘,就看不出是什么了,跟石头没有区别。但有一天看到别人把珠宝亮出来,他(她)说‘我的心里也有珠宝啊’。于是把珠宝亮出来,擦亮了,璀璨了,世界就是这样美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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