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尊奉太上老君为教主，以“尊道贵德”教义为核心，强调重生贵命、济世利人，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追求身心和谐、社会和谐、自然和谐，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核心价值观念以及人类生存必须处理好的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个基本关系的行为方式。所以，研究中国道教的基本教义理论基础，对当今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以“道＂为本体的顺生理论

　　“道＂是中国道教教义的理论基础。《道德经》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是什么东西？按照上引的内容，概括地说：“道”是空虚无形无声浑然一体的东西，它在恍恍惚惚中包含着形象实物，它极为精微，自行往复，最为真实可信，而且用之不竭。它是“万物之宗”、“天下之母”。《道德经》进一步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说：“道＂作为“万物之宗”、“天下之母”，是依靠自己内部的力量自然发展，由无形到有形，由单一到繁多，从而衍生出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的。“道”衍生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是“道”的自化过程中的显现。因此，“道＂是宇宙世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本源、存在的依据、统一的本体。

　　关于“道”与“物”的关系，《道德经》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王弼注云：“物生而后畜，畜而后形，形而后成。何由而生？道也；何由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势也。唯因也，故能无物而不形；唯势也，故能无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则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及之，亦至道也；随其所因，故各有称焉。”又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尊，失之则害，不得不贵也”。“由”，即由来、来源。物由道生，道寓于物，物有万千，至道唯一。万物得道之体而成形，故道呈现于万物之中便是德了。物是有形象的，名以定形是可以称名的；道则虚无混成，无形，是不可称名的。故《道德经》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之化物，“随其所因，故各有称焉”。所以道与德(物)的关系，是由一而多、由全而分、由隐而显的关系，宇宙万物，从无生无识的非生物，到有生无识的生物，再到有生有识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都是“道法自然”的化生、显现。

　　道教大德和道家经典，对于《道德经》的道化思想和顺生天地万物的过程，都有精辟的演绎和描述。五代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谭峭(字景升，南唐时福建泉州人)在其《化书》中就说：“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又说：“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顾盼，而顾盼化揖让，揖让化升降，升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别，分别化冠冕，冠冕化车辂，车辂化宫室，宫室化掖卫，掖卫化燕享，燕享化奢荡，奢荡化聚敛，聚敛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乱，悖乱化甲兵，甲兵化争夺，争夺化败亡，其来也势不可竭，其去也力不可拔。”还说：“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太上老君开天经》对“无形大道”创造宇宙万物的过程从未有天地之时的自然空玄，到世界始分的洪元之时至于万劫，再到混元之后的百成，继之始有天地万物受一气而生的太初，都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总之，以道为本源，自化顺生万物，这是道教教义的理论基础，道是道教的最高信仰，与道同体乃是道教徒安身立命之所在。

　　　　 　　 二、返朴归真的逆修方法

　 宇宙绵邈，人生有涯，无限的客观世界与有限的主观个体生命，是人类面对的永恒矛盾。因此，如何解决生死实现超越，便成了宗教家哲学家千百年孜孜求索的终极关怀问题。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认为无分男女，只要信主行善，皈依上帝或真主，多做善事，灵魂都可以得救进入天堂得到永生。佛教认为形体本是因缘幻合实非真有，只能通过觉悟进入“涅槃”，这才真正超越生死得到解脱。儒家(或称儒教)则立“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以有限的生命做出最大的努力，以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人格的力量长存于人间。道教认为包括个人生命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道法自然”的化生显现，“道”是具体存在和人生的根据，从那里来，也可以回到那里去，沿着顺生的路，把握正确的修炼方法，返朴归真，回到生命的根源，与道合一，那就超越生死，与天地同寿，长生不老。所以，“长生成仙是道教的核心信仰，是它区别于别的宗教的特质之所在，是道教理论和方术的基础，缺少了这个核心和基石，道教也就不成其为道教了。”“老而不死曰仙”，长生成仙是道教徒修炼得道追求的理想。也是人类生存追求生死超越的普遍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理想，道教作了长期的探索，经历了曲折，也付出了代价，但也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在秦汉时期的前道教成仙模式主要是以寻求天然的长生不老之药作为通向仙境的阶梯，从而达到长生的愿望，但并未获得成功，于是转向外炼成仙模式的探索。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以服食人工炼制金丹大药，希望借助金液、还丹永不败朽之性“假求外物以自坚固”来达到“举形升虚”羽化登仙的目的，这便是外炼成仙的模式，这种模式也称作外丹道。外丹道长生成仙的探索在道教化学制药学和道教服食养生学方面作出了贡献，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但因服食外丹大药而付出生命代价的也不尽其数，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等唐朝皇帝，皆因服长生药而丧命，外丹道遂遭社会怀疑和非议。经过隋唐五代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施肩吾、崔希范、陈抟等的努力，由北宋张伯端集大成的内丹道修仙模式确立了起来。　　

内丹道修仙模式是以人自身体内元真、元炁、元神“三宝”为药物，以“神”的力量(意念导引)使之在人体内“鼎炉”循环烹炼，在体内凝结成丹，“炼形合道，弃壳升仙＂，达到与道合真，超凡为仙。内丹道是以道为本体，以道委之以气为现实的根据，修道即修气，通过道的中介物质气的修炼，寻求回归本体的道，达到与道合真超凡神仙的目标，这完全具备了可操作的实践意义。因此，按照钟吕内丹道的旨要，只要掌握修性炼命的工夫和手段，最后达致天人合一、与道同体的神仙境界是完全可能的。 　　

修性炼命，也叫性命双修，既修性又炼命，通过修心炼性、炼气修命，使人的精神和肉体产生根本变化，脱胎换骨，返老还童，永葆青春。若以世俗的语言表述，也可以说是通过修炼，达到个体生命，包括生理和心理的高度平衡和谐，保证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达到延长寿命的长生目的。

　　中医学界有人遵循中华民族“化繁为简，以简制繁”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中医中药的平衡定位学说，其内容就是“中医中药调平衡，平衡释放潜能，潜能自愈百病。”认为“百病皆源于人的身体内部脏腑阴阳失衡。因此，治本需调理阴阳平衡。”所谓“失衡”，归根结底就是人体内部中枢神经和内分泌发生紊乱，不协调，导致各种疾病发生；所谓“平衡”，就是从根本上恢复体内中枢神经和内分泌的协调运行机制，使其释放出抵御和克服各种疾病的潜能，恢复体内脏腑的正常运行机制，实现人的身体健康。在道教看来，既然人生的根源在于“道”，循“道”而行，与“道”合一，就能保持自我身心的最高和谐，通过修炼，回到生命的根源，保持这个和谐自然便能长生成仙了。但是，在现实中，人生常是背“道”而行，迷于名利荣禄。“七窍徇于好恶，则精神驰骛而不守；志气糜于趣舍，则五脏滔荡而不安。嗜欲连绵于外，心腑壅塞于内，蔓衍于荒YIN之波，留连于是非之境，而不败德伤生者，盖亦寡矣。”针对“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状况，按照“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逆修道路，“去甚、去奢、去泰”的方法，通过性命双修，反朴归真，实现个体生命身心的高度和谐，达到长生成仙的最终目的。

　　 三、建德而抱一，及之家国天下的途径

　 道教徒修炼本着“尊道贵德”的教旨，重生贵命以追求个体生命的逍遥自在、长生成仙为第一目标，有人说这是个人主义的，其实不然。道教徒不仅追求个人生命的身心和谐，而且从以道为本、道法自然的基本理念出发，也追求社会和谐、自然和谐，把追求生命身心和谐作为第一诉求，只不过是强调从我做起，以身作则罢了。

　　《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清魏源《老子本义》对此段有如下诠释：“天下之物，建于外者，外物得而拔之；抱于外者，外物得而脱之；恃外有之固者，其固终不可恃也。若夫建德而抱一者，建之于心，抱之于内，初无建抱之形；苟我不自拔且脱，谁得而拔脱之乎？盖非徒固之于一时，并且固之于后世。世之建抱者，以智术邀结，则假于外者非己有；圣人惟修其一身之德，则足于内者无所假于外，故其真也。取人人所同具者，而独全之。夫谁不在所建所抱之中乎？推而及之家国天下，亦不过此德之所余，以长之、丰之、普之而已，一德之外无余事，一真之外无余修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这同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学道、修炼首先是用于自己身上，而“世之建抱者”则与“圣人”不同：前者“以智术邀结”，是假于外而非己有；后者“惟修其一身之德”，乃足于内无所假于外。故前者之修道其德非真，其根不固，易于拔脱；后者之修道其德乃真，其根乃固，即使身后仍可相传不绝。道教本着先修己，由己及人，由近及远，度人济世的原则，以己所修推而及之家国天下，实现社会和谐、自然和谐。

　　道教从创教开始就有一个以医传道，借医宏道的好传统。道教徒重生贵命追求长生成仙，但把度人济世及之家国天下也看作是自己的使命。早期道教一开始就把“治身长寿”和“治国太平”视为一体，把天人关系视为一体，始终把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看作统一于道的整体。《道德经》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即自我、社会、自然，同法于自然之道，道是三者和谐统一的基础。

　　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之一。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的道教，最为充分地体现中华民族的这一核心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在浩瀚的道教经典中，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作和谐社会楷模的仙境描绘，可谓比比皆是。作为道教最高经典的《道德经》，其社会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反对压迫、反对战争，提倡社会公平；要建构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安居乐业、自适其乐、恬静和美的和谐社会。《道德经》主张通过“七反”“三无”实现“玄同”世界。所谓“七反”就是反战争、反压迫、反重税、反干涉、反奢侈、反贫富不均、反少数人霸占社会财富；所谓“三无”就是无欲、无为、无事，也就是遵循大道，返朴归真。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就以“太平”命名。何谓“太平”？“太者，大也：言其积大于天，无有大于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又说：“太者，大也；平者，正也。”这就是说：“太平”就是普世的公正、公平。《太平经》为建构“万世太平”的和谐世界，提出了以道气为核心的太平理论体系：道(也叫“一”)——元气——三气(太阴、太阳、中和)——太和——太平世界，而且还具体提出了实现“万世太平”的条件和措施。

　　道教追求的和谐世界，不仅限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道教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然则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故天地之道，非阴则阳；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柔则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世界万物，人与自然，皆相辅相成，依赖共生，人应该顺应天理自然，与自己生存的环境保持和谐。《太平经》说：“夫天以要真道生物，乃下及六畜禽兽。夫四时五行，乃天地之真要道也，天地之神宝也，天地之藏气也。六畜禽兽皆怀之以为性，草木得之然后生长。若天下施具要道焉，安能相生哉？”在道教众多的戒律中，有大量正确对待天地人类、动植物生态环境以“戒杀生”为大戒的戒律，把“戒杀生”作为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例如：“不得杀伤一切物命”、“不得烧野田山林”、“不得妄伐树木”、“不得妄摘花草”、“不得妄凿地毁山川”、“不得竭水泽”、“不得渔猎伤煞众生”、“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等等，这许许多多的戒律，规范了道教徒“守仁不杀”行为，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持人与自然和谐起了积极作用。 　　

道教对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想的追求，更多地反映在诸多道教经典中对神仙世界美好憧憬的描绘上。《道德经》有“小国寡民”；《南华真经》有“至德之世”、“赫胥氏之时”、“藐姑射之山”；《通玄真经》有“至人之治”；《太平经》有“万世太平”；《冲虚真经》有“华胥氏之国”、“终北国”等等。对这些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正是反映了道教本着建德而抱一，及之家国天下由己及人，由近及远最终实现玄同和谐世界的襟怀和理想。 　　 　　

四、道教教义和谐理论的救赎意义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在世纪之交，在西方享有盛誉、被认为是论述中国古代思想最好的一本著作《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作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hwartz)教授在ｌ999年11月逝世前37天完成的一篇遗作，题目为《中国与当今千禧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原拟题为《新科技•经济千禧年主义》或《“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文中向世人提出严正告诫、具有警世意义的观点：“中国实在没有理由为了当今西方的千禧年主义感到兴奋。”西方的“千禧年主义”，就是按照基督教历法，在一千年结束的时候，整个人类处境将有一次末世救赎的转化：用佛教、道教的说法就是度过千年劫难。史华慈说：“当公元第一个一千年末或第二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正值中国文明的高峰。如果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内，于中国高等文化或大众文化找到末世救赎论的倾向，这些倾向是佛教或道教的关注的焦点。”史华慈说的“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或第二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即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之交，正值我国北宋真宗咸平(公元998年—1003年)年间，此时距五代动乱不久，政局尚未安定，外有辽兵，边境不宁。宋真宗继承宋太宗赵光义“清静以致治＂的政策，推行黄老之道，大力崇奉道教，宣称：“至于希夷之旨，清静之宗，本于自然，臻于妙用。用之为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由其介福。”企盼由此达到“镇服四海，夸示戎狄”，“安亿兆之民”、“致乎升平”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国在第一个千禧年的救赎论，是以道教的关注焦点“遵五千之训，安亿兆之民”为主要内涵的，是倾向于文化的、人文主义的。在第二个千禧年降临世界的时候，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即如脱缰野马般失控的消费主义和物资主义正向全球扩散、蔓延，因此出现了“新科技•经济千禧年主义”，亦即“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这种救赎论认为：只要专注于新科技和经济，人生的所有紧张和痛苦都可以得到解脱，充满矛盾和纷争的世界也就可以得救了。

正如史华慈所说：“就物质力量在一定程度内确实能够，于不予限定的未来，减轻受苦难的人类的种种苦楚而言，这种力量当然受到欢迎。不过，物质力量绝对不能代替人类依据人文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其自身的幸福所做的长久以来的努力。”他指出：科技及经济改良主义在19世纪就已出现，而“科技的进步，毕竟没能阻止屠杀犹太人的大浩劫，前苏联集中营，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惨痛。恰恰相反，它把古人已有之的恶推向恶毒的新极致”。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激发人的贪欲，让人失控“使得自己削弱人的力量并导致人自身的堕落：诸如对于即时快感的疯狂崇拜，对于名气(无论多少)的渴求，以及经由不断扩大财富的积累所取得的对于更高名气的崇拜等等”。史华慈认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好像让人觉得已经找到了一种“似乎可以持续奏效，不会产生焦虑”的“百忧解”，“就在这里，我们的确有了一桩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但是“‘百忧解’所带来的片段的满足，到头来并不能防杜一个人与其家人之间在人文关系上的不愉快”。所以他要人们充分估量在世上传递下来的人文传统中的资源的意义和用处。

　　史华慈的遗文是有启迪意义的。环顾宇内外的现实，在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论泛滥盛行之际，人文缺失，物欲横流，资源滥用，环境污染，战争不断，恐怖横行，人的身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严重失衡。世纪伟人孙中山在1921年就说过：“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何谓救世？即宗教家之仁……皆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盖其心以为感化众人，乃其职，因此而死，乃为光荣。此所谓舍身以救世，宗教家之仁也。何谓救人？即慈善家之仁。此乃以乐善好施为事……抱定济众宗旨，无所吝惜……舍财救人，慈善家之仁也。何谓救国？即志士爱国之仁，与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术，而异其目的，专为国家出死力，牺牲性命，在所不计。”中国道教以道立教，以教化人，以尊道贵德、和物济群为纲，以和同天人、与道合真为最高境界，构建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世界为最终目的。所以，弘扬道教教义中的和谐理论有净化人心、净化社会的救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