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伟大的电影导演基耶斯洛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其《十诫》（The Decalogue）的第一部《生命之歌》中，借那个没有逃过生命的偶然性之困的小男孩之口问了一个令人震颤的问题：人死了之后还剩下什么？他那位没有宗教信仰而迷信科学理性的父亲做出了精彩的回答：“他做过的事。”在一个宗教式微、诸神隐退的世界，这样的回答已是难得的深沉了。知道人死了之后他做过的事会留下来的人，就会对自己活着时候所做的事负责。他一定会三思而行，而不会像那个宣称“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法国皇帝那样不负责，对于一个不信仰宗教的人，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这已是一种十分认真的生命态度，我们还能苛求什么？

　　对于死亡的思考得出这样对生命的严肃态度，这种思考就是值得的，这也许就是“向死而生”四个字对于尘世之中的凡人所展示出了的最庄严的意义。思考死亡，其实是为了更负责地活着，让生命过得更有意义。周宁的《人间草木》一书就是以这样的视点展示了马礼逊与柏格理、苏曼殊与李叔同、列夫·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梁济与王国维这四组人物的非凡人生。

　　梁济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作为京城小吏的梁济其现世功业并不辉煌，未死之前可谓默默无闻，但是他的自杀却让他的生命变得庄严，他以自己的死成就了生命之美、道德之善，那种飞蛾扑火式的壮美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崇高。梁济牺牲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相反，是他对待生命的态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是一个彻底地守护文化传统的人，当这个文化传统受到致命摧残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的死正是认真地对待生命的态度的一种表征。王国维的自沉也是对生命的认真态度的一种表达。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使他即使不自沉也足以令后世仰慕，然而，如果不自沉，这些学术成就也可能掩盖他对生命的认真态度。他的自沉为其学术著作抹上了生命的光彩，让那些学术著作放射出生命的亮光。梁济的自沉与王国维的自沉在生命价值的层面上是平等的，尽管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远超过梁济。当然，对生命的认真态度并非只有通过自杀才能表达出来。相反，自杀无论多么崇高都是一种失败，自杀者用生命发出的人生悲叹只是一种放弃责任的懦弱行为。

　　面对人生的苦难，难道真的无路可走？对生命的态度，难道只有自杀才能表达出来？人真的非以死明志不可？列夫·托尔斯泰的选择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托尔斯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离家出走，具有重要的意义。用世俗的眼光看，他的成就和他的财产足以让他安享晚年了，但是他不是一个可以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而享清福的人。他内心所承受的苦难并不比任何一个自杀的人少，他是一个因为人世的不公平而自责的人。托尔斯泰一生的痛苦也许只在于他在找到了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方法之后而无法行动，但是到最后的一刻，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独自走向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那种意味很像耶稣上十字架时所说的话：“成了。”托尔斯泰把自己当成了圣徒和先知，用自己的出走去书写生命的赞歌。

　　“实际上，对世界上所有的思想者，那些充满探索与创造激情的人，生命的意义都是首要的问题，或者说，是唯一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在死亡面前矫正人生，什么才是值得我们投入一生热情与努力的事业？什么是存在的意义？什么是为此值得存在的意义？谁能获知这种意义，并如何获得这种意义？”这些问题不仅是马克斯·韦伯在思考托尔斯泰的自我放逐时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严肃地对待自己生命的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所谓生命意识的觉醒，就是与这些问题的相遇。与托尔斯泰的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真正觉醒相比，弘一法师的觉醒早得多，就生命的庄严感而言，他的成就超过了托尔斯泰。弘一的出家，从容中透出的坚定令人肃然起敬。因此，他有了足够时间来从容面对生命的最终时刻，最大的不同是他有权力说自己“去去就来”，这是大德高僧了悟生死之后的度人度己的宏愿。

　　然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待生命的认真态度都不必然让人摆脱烦恼和痛苦，反而可能使人陷入深深的痛苦不能自拔。这些人也可以成就尘世的功业，却难以在死亡面前得到解脱，宁毋说他们是被生羁绊，又被死击垮的人，苏曼殊和马克斯·韦伯正是这样的人。苏曼殊一生为情所困，但人根本没有真正地放纵自己的情感，总是在情爱成功的关键时刻斩断情丝，之后又旧情难忘，或新情再萌，这种情感状态成就了他的审美化的人生，却没有使他摆脱生死对抗的痛苦。他的出家人身份其实就是他对死或生命有限性的觉醒的表征。但是他并不真正信仰佛教，也谈不上持戒修行，这意味着他没有了悟生死，没有解除对死亡的恐惧。他就这样在生死对抗的漩涡中沉浮一生，痛苦一生。相比之下，马克斯·韦伯则是为理性所困，启蒙理性成就了他作为一位伟大学者的尘世功业，然而生命的意义给他带来的困扰并没有因为这些尘世功名而减弱。就他的学术成就而言，他是成功的，然而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思考方面，韦伯仍然是可怜的。他也有生命意识的觉醒，但是他却用现实的功业来推延对生命意义和价值问题的解答。他很清楚地知道，用理性无法解决生命意义问题，只能用信仰来解决。更糟糕的是，韦伯偏偏又渴望解答生命的意义问题。这种内心的冲突把他击垮了，他三十三岁就精神崩溃，到死都没有摆脱生命意义问题对他的逼迫。他在临死前说了三句话“这是一桩跟现在的我毫无关系的事”，“啊，我们会看到将要发生的事”，“啊，孩子们不要再烦恼，那样于事无补”，这三句话都是在谈论自己的死亡，理智到冷漠。

　　传教士似乎解决所有的困扰。他们首先有了基督教信仰，自我生命的意义问题已然有了答案，他们的事业就是传播上帝的福音，这使得他们在尘世中的功业与信仰以及自我生命的意义达到了统一。马礼逊到中国传教的曲折惊险经历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在尘世中所经受的考验与磨难。来中国的途中，美国记者问他是否相信他能改变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观念时，马礼逊的回答是：“先生，我不能够。但我认定上帝能够。”正是这个信念支持着他面对各种困扰，至死不渝，把自己永远留在中国的大地上。相比较而言，柏格理比马礼逊要幸运得多。他的传教生涯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不是中国政府的抑制和自己同胞的引诱胁迫，而是克服孤独和生活的清苦。他在与世隔绝的西南大山之中向苗族人传播福音，不仅给苗族人带去信仰，还为他们创造了文字；不仅拯救他们的灵魂，也拯救他们的肉体，在这里神圣的信仰与世俗的功业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个人的生命意义与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在石门坎建起了一座小学，宿舍、礼堂、足球场、游泳池和教学楼一应俱全，四面八方的学生到这里求学，成百上千的信徒到这里听他布道，这里成了一个小小的人间天国。他因此无须思考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剩下的就是全身心地投入那些具体的事务之中。生命的大限来临时，他只惦记一件事：“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虽然他死于伤寒，但这只是肉体之死。他的生命已完满，他只是因肉体的死亡而停止展示这种充满性，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充满了生命的意义，他根本不须要用肉体之死来突显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点上，他与弘一法师何其相似。在《人间草木》中，柏格理与弘一法师是两个拥有完满人生而令人羡慕的人。

　　周宁在书中写到了这八位人物的死亡，但他揭示的却是如何生的哲理。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这个问题应以死亡为视点来回答，这又是一个终极视点，超越了世俗的功名利禄。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式的执著、苏曼殊式的痴迷、马礼逊式的挣扎、王国维与梁济式的视死如归都多少让人遗憾，惟有柏格理与弘一法师式的彻悟之后全身心地度人度己才是人生最完满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