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儒林外史》，诸暨县知县派翟买办去请王冕画画，翟买办“飞奔下乡”，从县城跑到乡下(《儒林外史》第一回)。匡超人要从杭州回温州乐清县的家中，表示“只这几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我难道还想坐山轿不成？”也是走着回去。(《儒林外史》第十五回)

　　在《水浒传》里，走路简直成了最常见的情节之一：高俅发迹前在临淮州发配，被赦免后回老家东京，是一路走回来的；吴用要拉阮氏三兄弟入伙劫生辰纲，从晁家庄到石碣村，近百里路程，是“拽开脚步”走着去的，从三更走到晌午才到；鲁提辖打死镇关西以后急忙潜逃，“一道烟走了”，也是徒步；李逵从梁山去沂水县接娘，还是走路；晁盖等生辰纲案发后逃跑，也是凭着两条腿跑，并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骑着马；第三十四回，宋江和花荣等人骑着马、领着队伍准备投奔梁山，路上接到一个假凶信，爹死了，宋江居然把马给了别人，自己跑着回去奔丧；第六十四回，打大名府时宋江得了背疮，生命已经岌岌可危，张顺到建康去请神医安道全，那么远的路，张顺也是“冒著风雪，舍命而行”，靠的还是两条腿。

　　上述人士中，刘姥姥、翟买办、匡超人、高俅应该都属于雇不起车、也没马骑的。我们奇怪的是《水浒传》里的好汉——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的，照理应该骑马往来，分析他们当时的条件，也绝不是无马可骑(最明显的是宋江奔丧)。

　　其中原因，我分析可能有两种解释：

　　一是当时政府规定平民不准骑马。这一点很容易理解，马作为军备物资，历来都是国家专设机构管理牧放，就算是民间养马也大多是替国家养，属于差役，躲都躲不及。到了清代，干脆禁止私人养马、贩马和买马了(《清史稿·马政》)。一句话，马是武器，所以禁止普通百姓使。当然，明确的法律、文件，我现在还没看到，这一点只是我的推测。

　　第二种解释是国家虽然没有明确禁止骑马，但是因为马在当时非常金贵，骑马这种行为就像现在开着悍马走在大街上，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我们知道《水浒》里的好汉不是要去从事犯罪活动就是杀人后潜逃，要么就是通缉犯，自然不敢做骑马这么拉风的行为。

　　当然，也不能排除某些好汉是真驴友，以徒步为乐，比如武松要到城外的快活林去打蒋门神，施恩牵出马来让他骑，武松不屑地道：“我又不脚小，骑那马怎的？”(怪不得他后来外号“行者”)

　　对大部分普通百姓来说，徒步出行的唯一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字——穷。比如汉朝有个蔡义河，做门客的工作，“家贫常步行，礼不逮众。门下好事者相合为义置犊车，令乘之。”(《汉书》)因为穷，养不起马、驴、骡、牛，也雇不起车，当时也没有公交设施，所以在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通百姓出行只能靠走路。对他们来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绝不仅仅是一句励志名言。至于乘车、坐轿这些出行方式，都是有钱人才可以享受的，如《红楼梦》里的老爷小姐们出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逗乐了贾母，获赠的礼物堆了半炕，回去的时候就是坐着王熙凤安排的车；《儒林外史》里翟买办去请王冕没请动，知县亲自去请是坐着轿子；就连《水浒》里的好汉，有了条件还是偏爱坐轿，如林冲在梁山山南水寨厅火并王伦，跟晁盖、吴用等人回聚义厅，想来也没几步道，竟然是坐着轿子回去的。

　　出门只能靠步行，这极大限制了古人的生活空间，反映到建筑上可以看到，古代城市规模都比较小——因为要保证居民走不长的时间、耗费不是很多的体力就能到达城市边缘。判断古代城市的大小有一个常用的标准就是城墙的周长，有学者指出，清代省级城市城墙的平均周长也不过10973.16米；府级城市平均5195.7米；县级城市平均2850.7米(成一农《清代的城市规模和行政等级》)。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当时城墙的长度也就是现在二环路的长度——32.7公里，据说飙车党们13分钟就能跑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