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作用是什么，它体现谁的利益？法体现的是道德宗教与文化中可成文宜操作的部分，它必须表达民众的利益，或者说抽象的个体的人的利益，而不应该根据人的某些易逝特性（如：财富，地位，职业等）而有所区别。在特殊历史时期，国家的危难时刻，法体现国家整体利益是必然的，而其远期目标还要落到抽象的人上。

　　法体现国家意志与利益是造就强秦的主体因素。铁器时代的到来，导致各国征服能力的膨胀，诸侯争霸而耗费巨大资源。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东周时期，中国的政治现实与道统礼制相背离。导致姬周封建制度的解体。秦国一统八荒，以郡县代封建，成时势所应。在国家整体利益成为首要目标的时代，韩非子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成为正统。然而，执着于人本道德的儒家依然占据着国家的文化领域，对唯体现国家利益之法构成最严重的威胁。最后，儒法矛盾为淳于越尊古非今阻遏郡县制的提议引爆，方有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这种法制体系专注于国家霸权与物质利益的帝制是过于偏狭的，因为缺乏另一侧人文宗教的支撑而难以稳定。帝制于始皇时并不成熟，经历了数百年的修正与补益才最终稳定。反面有汉景帝平定的七国之乱，和导致西晋覆灭蛮族入主中原的八王之乱。正面是武帝独尊儒术的一锤定音之举。分封制是组织形式，儒教是人文根本。同为循古制，淳于越以速败结局，而武帝定中国两千年基础。古制宜循，但必须溯本求源，知何者为千秋不易的人文之本，何者为局限于经济现实的制度枝叶。淳于越之败固然警示我们莫因循守旧；而秦之毁灭更昭显了妄求无本之源，醉栖无根之木的危险。六国破灭，邯郸为郡，诸侯内耗的危机消失了，国家之要务必然从急功近利回归到社会与宗教之本，在中国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历史在这一时刻出现了悬崖式的绝无仅有的急转弯。

　　此处旧案重提，皆在于儒家文化发展沿革在历史轮回中的相似性。拙文《宗教在中国的二律背反》曾论及：“相对于儒家的没落和保守而言，战国末期和秦代的法家所表现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可能比来自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所表现的更加强烈与纯粹。”

　　当我们论及上世纪中国人民的苦难历程，挞伐之声甚重。固然，其中的一些错误决策伤害了人民也伤害了国家，本是可以避免的损失。而从正面上看历来的主体政策，立国强国的强烈愿望掩盖屏蔽了人民在其他方面的诉求。抗日战争的胜利，世界上有哪个普通华人不欣喜若狂呢？同时也有国民政府巨大的通货膨胀？志愿军日逐美军八百里，签板门店之约，哪个华人不扬眉吐气？这与共和国初建的积弱积贫形成巨大的反差。两弹一星成功的诸多时刻哪个华人不欢欣鼓舞？并行存在的景象是饥殍遍地和传统文化的毁灭。神舟二号神舟五号成功之时，哪个华人不振奋雀跃？却有领导者好大喜功之嫌。国家危难与初立之际，民众付出多而消费少，终至富国强兵。然而，光阴荏苒，沧海桑田，形势今非昔比，所面临的困难也有天翻地覆之异，法向人本道德的回归已是驰箭难收。这一时刻与秦末汉初独尊儒术之前的情形又何其相似。

　　孔子悲于礼崩乐坏，欲恢复周天子儒家之礼，而秦王重用法家遂专制六合。同是中央集权之路，夫子专注于永恒之道而不能达，秦王陶醉于开合天地反速崩颓。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不付出代价的发展是难以企求的，而付出代价又沉湎于一时之功偏狭之路而阻绝万世之道也是无法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