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前来参加会战的建筑专家们，哪一位不想在祖国的心脏留下一座不朽之作？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于是分歧在所难免；统一大家的思想也就贯穿于大会堂设计的全过程；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成了那个特定时期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凝聚着国内顶尖高手的心血。

　　为了解决大会堂设计中的分歧，根据张工程师的回忆，1958年11月初，周恩来总理在御河桥交际处召开了专家会议。

　　御河桥交际处，即原来日本大使馆强迫袁世凯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的所在地。到这里开会的各方面专家共有40多人，有从冶金部请来的钢铁方面的专家邓恩诚，有参加过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的专家汪菊潜和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等，还有梁思成教授带领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研组的专家成员。

　　中选方案的设计者赵冬日和沈其因为避嫌，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梁思成首先发言。他先在周恩来总理的面前画了一个头大身子小的娃娃，以说明大会堂在原设计上所犯的错误，同时指出，大会堂“西而古”，没有时代精神。王华彬则再一次对原方案“大而无当”提出了批评。

　　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梁、王二人的意见，却对大会堂的安全问题不能释怀。他对梁、王二人谆谆嘱咐道：“大会堂的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不要在大会堂里试验新结构。要考虑眺台上的观众拥到前排欢呼的场面。另外，万人大礼堂、5,000人宴会厅的紧急疏散，必须认真计算，保证在短时间内清场。要门多，路畅。”

　　在场的几位冶金专家和桥梁专家，都向周总理保证，两层眺台悬挑出14-16米，结构钢材没有问题。

　　关于大会堂方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有益而无害。他转述了彭真讲过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大意是，很久以前的民间供奉的观世音菩萨，是一个留着两撮胡子的印度男人形象，老百姓不接受这个形象。后来画家把这幅画张贴在集市之上，自己则躲在画像后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然后吸取了大家的意见，才形成了现在为大家所接受的观世音菩萨的模样。画菩萨当然要比设计大会堂简单多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针对大家对中选设计方案的批评，周恩来含蓄地说：“从丝绸之路开始，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有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印度的塔传到中国之后，形神都有所变化，但未离其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应该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古今中外，一切精华，含包并蓄，都应拿来为我所用。如果大家还不满意的话，好在我们的建设量将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

　　见周恩来如此一说，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会后，设计方案又经过了一番认真的修改。

　　1958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工程和天安门广场改扩建工程的问题。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等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做了总体介绍，万里、赵鹏飞在简要汇报了各项工程的具体情况后，退到休息室，等候领袖们拍板。

　　会议结果比较乐观，一致同意天安门广场规划和国庆工程的大体方案。

　　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对等在外边的万里和赵鹏飞，高兴地说：“通过了，通过了！你们可要抓紧施工啊！”

　　国庆“十大建筑”和天安门广场改造工程的总体框架通过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万事大吉。1959年1月6日，关于大会堂的具体设计方案，再一次被提交专家讨论。

　　这一次由国家城市建设委员会出面，地点选在了北京科学礼堂，主持人是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齐燕铭，规格比上一次高出许多。

　　齐燕铭开门见山地说：“由于时间紧迫，所以大会堂在设计上存在一些缺点，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希望各方面从爱护这一建筑的角度出发，大家共同努力，把它搞得更好！”说罢，齐燕铭将目光转向梁思成。

　　由于梁思成是公认的建筑设计权威，上一个方案又是以他的意见为主修改的，因此梁思成不再客气，首先做了发言，对修改之后的方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经过修改之后的设计模型，‘西而古’的东西去掉了不少，虽说仍有改进的余地，但毕竟比原来的设计方案要好多了。”

　　接下来的讨论，从大会堂的外形，转到大会堂内部的结构。

　　建筑专家王华彬谈了自己的看法：“人大会堂的特点是面积大，尺度高，柱子多，窗子少，声音、通风都不好解决。”王华彬不紧不慢地说。“建筑面积从原来的7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17万平方米，是否有浪费？柱子高达26米，看起来还很细；礼堂30米高，人在里面，好像坐在天底下，天苍苍，野茫茫，人显得太渺小；从大会堂门厅到里面，要过5关，一点亮光也没有。柱子多达180根，无用而挡光，还是存在形式不能表现内容的问题。”

　　王华彬建议，中央大厅要开天窗，用平顶玻璃采光。为了增大面积，可以采用挖院子的方式。两旁柱子可以取消，做成贴墙柱，美观而又节省。

　　另一位专家朱兆雪表达了同意原设计方案的意见：“还是原方案朴素大方。试想，如果大会堂取消了柱子，雄伟气魄还会有吗？我看就像个大工厂的车间了。”当他说到没有柱子，大会堂就像大车间的时候，有的专家不禁想笑，会场上紧张的气氛有些和缓下来。

　　专家们各抒己见，对梁思成提出的“西而古”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这种论调是用一种概念来约束人的创造力。

　　“西洋建筑中有的东西，不见得中国建筑就不能有了；同样，有了廊和柱不见得就成了西洋的。”中选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女建筑专家沈其说。

　　刘开渠、钟灵等美术专家也都提出了同意原中选方案，认为新的、民族风格不见得就排斥西洋建筑。在建筑艺术上，不管是西洋的还是中国的，都可以去粗取精地来应用。

　　有的专家建议，在不变更原结构形式的前提下，大会堂的建筑面积可减少一些，中央大厅挖院子，这样可以解决附近厅舍的自然采光问题。还有专家认为宴会厅的大楼梯设的位置不合适，直接跑上去太不舒服，建议改在两旁。

　　讨论十分热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最后，专家们对大会堂的平面布置、面积使用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对大会堂设计上的争论，由于争执不下，不得不提交最高层裁决。

　　1959年1月初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和彭真，把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朱兆雪等直接负责大会堂设计的领导和专家找到办公室，听取对于大会堂设计方案的汇报。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专家们争议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例如大会堂的顶棚设计，因为不仅涉及到建筑学，而且设计到声学和光电学，一时间让设计人员无从着手。音响方面的专家认为大会堂设计空间太大，声音没法处理，要想保持高质量的声音，必须对空间大加压缩。

　　还有一些艺术家认为，大会堂的会议厅太高，开会的人坐在里面，会显得十分渺小。汇报到这里的时候，彭真问道：

　　“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

　　周恩来总理启发大家，用商量的口吻说道：

　　“我们站在天底下而不觉得天高，站在海边不觉得水远。我看咱们不如采取这样的办法：俗话说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大会堂的屋顶圆曲而下，应该从舒适开朗着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协调，水天一色，浑然一体，你们说好不好呢？”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叮嘱大家：“你们可以先做个模型，咱们来看一看实际的效果。”

　　周恩来总理从写字台上，抽出了一张用过的草稿纸，在背面的空白地方画出了一个扇形结构，然后拿给大家看。

　　这是大会堂后边结构的形状，从周总理勾画时一气呵成的熟练程度来看，他在大会堂形状方面的考虑已非一日，早已经成竹在胸。

　　在场的人们不禁感叹起周恩来总理的远见和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