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绵延2000余年的华人“大节”，曾经被我们的民族赋予太多的寄托，国运的昌隆、家族的凝聚、神灵的护佑?

　　100年前，当新生的共和政府改传统农历的元旦为春节至今，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战乱、革命、运动和变革。旧风俗的消失、新风俗的确立，世俗和物质主义的盛行，使得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在当今一些人心目中，也变得平淡，不复记忆中的厚重。

　　近30余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变革让中国人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范围迁徙流变。一代、两代、三代的中国人，离开自己的父母之乡，在外面的世界打拼、奋斗，寻求机会、财富和成功。在21世纪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新春之际，我们停住匆匆的脚步，回顾、追念那些曾被我们疏远、遗忘的家庭、先辈、家族的足迹，希望在血脉的追忆和凝聚中，重建我们个人、家庭、家族的心灵家园。

　　无法确知，这种对个人、家庭、家族先人的追念是否是可以重新赋予春节以独特人文标识的传统资源，还是只是一代人漂泊之后的慰藉之法。但已经看到的是，春节、家庭足迹的追寻、先人的追念、祖先的拜祭，也许可以让我们这一代饱经漂泊、诱惑的心灵得到慰藉、温暖和皈依。

一代中国人的家园足迹

　　30余年来，中国人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流动和迁移，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超过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时期。在此过程中，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经历着断裂与绵延、故乡与他乡、漠然与眷恋?

　　北京

　　蒋高明：在故乡与异乡之间

　　蒋高明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从哪里来

　　1985年9月，刚刚考上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生的蒋高明把户口从济南迁到了北京，以那个时候为起点，他恋爱、结婚、买房、生子，做了超过25年的北京市民，从一个怯生生的学生慢慢变成了植物所的首席研究员。在漫长的时间中，蒋高明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北京，但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却还是习惯说：“我是山东平邑人。”

　　今年春节，蒋高明打算带着家人回平邑过。父亲至今仍生活在沂蒙山下那个叫蒋家庄的小村里，70岁了，还是闲不下来，在地里种点花生、山药、生姜！

　　蒋高明曾多次把父亲接来北京，但老人过不了多久就会在北京的高楼中想念自己村里宽敞的平房，想念他那依然烧着柴火的土灶，父亲是平邑县蒋家庄人，这一点已经永远不可改变。而蒋高明正在读大三的女儿，却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北京人，说话带着京腔，温馨动人的童年回忆是春天的北海而不是蒋家庄里的金线河。蒋高明有时候想给她讲讲家乡，但永远是说者有意、听者无心。只有蒋高明，被时空尴尬地卡在北京与平邑之间，不管身处哪里，他都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在故乡，还是异乡？

　　渐行渐远的家乡

　　蒋高明第一次真正离开家乡是在1981年，17岁的他考上了山东大学生物系，这是村里第一次有人考上了重点大学，远远近近的乡亲像看大熊猫一样过来围观。被热热闹闹地围观了一个夏天之后，他独自一人来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大城市：济南。

　　济南显然不是他的家乡，蒋高明哪里都不敢去，因为去哪里都要花钱，他总想回家。第一次放寒假，晚上五点的火车，因为怕错过列车，蒋高明早上四点就起了床，然后坐在候车室里痴痴地等啊等。那段如今开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那个时候要在火车上坐十几个小时，没有卧铺，火车走走停停，又总是误点，沿途疲惫不堪，但他还是想回去，想把在城市的见闻告诉家人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他们中的大多数，连火车都没见过。

　　但是真地回到家乡，蒋高明又开始感觉这些那些的种种不适，村里怎么什么都没有？他渐渐觉得，自己就像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家林，他与家乡，已经渐行渐远。

　　从1989年到2002年前后，蒋高明几乎没有回过平邑。1985年，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然后又顺风顺水地继续读完了博士，他从大城市济南到了更大的城市北京，生平第一次坐了地铁，一号线车票一毛钱，人不多，不像今天的一号线要猛吸一口气才能挤上去。他出国待了一段，有两次春节都是在国外过的，在这13年中，他忙着结婚、生孩子，在竞争激烈的中科院里提副研究员再到研究员，压力大得让人很难有闲情愁绪，除了在家的父亲，他甚至很少想到家乡。

　　一直到2002年，他被山东省评为“泰山学者”，在科研需求的刺激之下，他被重新唤起了对家乡的情感。蒋高明开始思念村里高高的树林和窄窄的金线河。小的时候，他在金线河里游泳，在河边沙滩上抓鸟抓知了，他说“如果真的一直不回去，可能就慢慢淡忘了，但是我又不甘心”。然而等到他阔别多年后回到家乡，却发现又什么都和记忆中出现了偏差：村子多了个臭烘烘的养殖场，大树被砍得差不多了，金线河再也不是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村里人说，现在连喝的水都已经发苦了。

　　2006年，蒋高明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弘毅生态农场”， 名字来自《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农场里种几十种生态蔬菜，养牛养鹅养鸡养狗，还养蝗虫给鸡吃，他父亲也过来参观，但是怎么都不理解：“种菜怎么能不用化肥不打药呢？”

　　大家族下的寂寞家庭

　　想到今年能在村里过年，蒋高明有点儿说不出的兴奋。很多个春节他都是在北京过的，邻居们互相不认识，所谓过年就是跟全国人民一样看看春节联欢晚会，放几百块钱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通乱响。前几年他们还去去庙会，但是越逛越觉得没意思，“不就是买东西吗？”他记忆中的春节不是这样的，春节应该跪下来给老人磕头拿压岁钱，村里以前有个老陵，蒋家所有祖先的坟地都在里面，年三十的时候村里每个人都会去烧纸，正月十五则是去点灯，把胡萝卜挖个洞，放上花生油，插根黄草棍就成了一盏灯，灯火在每个坟头上闪烁，灯前则是跪拜着和先人们说说话、祈求来年幸福的村民。

　　蒋高明并不那么明确地知道属于自己这个小家庭的坟都在哪里，他知道的祖先，只到了“打过日本鬼子”的爷爷辈儿，再往前数，他就有些糊涂了：他们是更早时候的迁徙者，在四五辈之前曾经举家迁到别的村庄，到了父亲这一辈才又重新选择归来，真正的近亲们都没有跟着过来，在看似一个庞大蒋氏家族的庇护下，却是他这个小小家庭的孤单。最近村子里有人在张罗着重修族谱，把家家户户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蒋高明兴高采烈地打算凑进去帮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从哪里来。不过他也有点迷茫，“老陵早被平了，现在都是农田，现在回去还想点灯，也找不到坟头了”。

　　蒋高明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当是“父母在，不远游”，然而现实看起来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归到那样的程度，蒋家庄也就不到一千人口，却已经走出去了一百多人，离开的人，都没有再回来。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幸运，起码工作可以允许他两地奔波。在村里他盖了一栋三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上了抽水马桶，屋前屋后种了二十多种树，洋槐，苹果，李子，杨树，雪松，银杏，他想象着到他退休那一天，他能常常回去，坐在院子里看着故乡，而身旁已是大树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