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
2014/9/6   热度:290
曾仕强认为,西式管理太过理性,中国式管理强调人情,可与之相补充
“30年前,当我高举中国式管理大旗时,很多人笑话我,因为当时世界500强里没有中国公司的影子。但现在看来,我是对的。”
在日前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培训论坛上,“中国式管理之父”、中国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颇为自得地谈起自己的管理思想。
他指出,“西方管理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过理性,但管理的主要对象———人,却并非总是理性的。这就需要中国式管理与之补充。”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刚一开讲,曾仕强就抛出其理论的核心:中国式管理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企业管理,能极大地发挥个人能动性,有助于企业进入最佳发展状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曾仕强举例说:“如果你的同事升职为经理,大家表示祝贺时,那人一定不会说自己早已盯上这个位子;相反,那人一定会礼貌地自谦几句,内心暗喜但却会显得一脸淡然。”
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对这样一幅职场素描都不会陌生。“如果那人当时不知趣地表现出自己更强的进取心,一定会惹人反感。简言之,就是要摆出一种‘不争’的姿态。”
他接着指出,眼下许多公司由于受西方管理思想影响,都以在中国做大、做强为目标。但真正掌握了中国式管理思想的企业家都知道,如果你“争”的意识太强,把竞争对手全吃掉了,那么自己离关门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争’心太强,容易做出赶尽杀绝之举,那样不利于自身的持续发展。而且企业如果把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打垮了,自己也将暴露在一些全球企业尤其是外资巨头的视野下,极易与其发生正面冲突,商业风险高了许多。”
“犹太人被公认为天生的生意人,但我一个犹太朋友却坚持认为,最会做生意的其实是中国人。”曾仕强解释说,“这位朋友认为,犹太人的生意头脑举世皆知,因此绝大多数人一见犹太人就心生警惕,导致谈判异常艰辛,赚钱也非常不易。中国人虽然从来不说自己会做生意,但事实上很多中国商人在世界各地都赚了大钱。”
曾仕强补充说,类似这种“不争而胜”的中国式企业战略其实还有很多,“只要仔细研究中国文化,就能从中发现更多高明的管理方法,如果善加应用,企业一定会受益匪浅。”
不战而屈人之兵
曾仕强的发言在现场引起了热烈反应。参与此次论坛的另一位传奇人物、世界首位男子乒乓球单打三连冠得主庄则栋,也回忆起自己的赛事经历,感叹地说:“中国式管理理念对中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譬如在乒乓球比赛中,取势、攻心比战术发挥更重要,它体现的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庄则栋介绍说,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发明了弧圈球,一时间横扫世界乒坛。当时中国队曾想出各种克制方法,他本人也自创了一套新的打法,并凭此称雄国内。但当他第一次出国比赛时,由于过度紧张,在气势上输给了对手,结果屡战屡败。
此后,他在心理上作了调整,采用一切手段毫不留情地压制对手,结果屡战屡胜,一路杀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他由此深深地体会到:“气势很重要!”
庄则栋还回忆说,在一次世界大赛的半决赛上,中国队遭遇朝鲜队,胜者将面对日本队。中朝比赛期间,日本队员全都会到现场观战,研究中国队的打法。所以赛前开会时大家议论纷纷,商量如何既能战胜朝鲜队,又能隐藏实力。
但庄则栋却极力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应该毫无保留地打击对手,而且是越狠越好,让观战的日本选手望而生畏,还没比赛就在心理上输掉。“半决赛时我拿出了所有看家本领,以大比分战胜朝鲜队队员。这样一来,决赛时日本选手非常紧张,结果连犯低级错误,我轻松取胜。由此可见,取势、攻心是何等重要!”
对此,曾仕强评论说:“让对手紧张、望而生畏,从而不攻自破,其实就是《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具体表现,它同样也适用于现代商业竞争。《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看似与管理无关的中国典籍在现代企业界大受追捧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与传统文化“无缝对接”
不过,曾仕强也承认,中国式管理并非完美无缺,在实践过程中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来继续说明。
在本土企业里,如果一名员工频频受到公开激励,那他(她)以后的日子可能不太好过。因为“树大招风”,别的员工可能因妒生恨,想办法给此人“泼脏水”。
对此,惯于采用中国式管理方法的领导通常会把该员工叫到办公室,私下给予奖励;同理,这类型领导在批评某个员工时也会尽量选择非公开场合,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面子”比“里子”还重要。
曾仕强表示,这是中国式管理缺陷的一个典型表现。因为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员工激励制度应该要体现为一种透明式的管理,才能显得公开、公平、公正,赏罚分明。但碍于“面子”,中国人往往不习惯接受公开批评,也担心“招忌”,不太适应当众受褒奖。
“这就是中国式管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进行‘无缝对接’。”眼下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要在过于制度化的现代企业管理中,调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之处,增添更多的灵活性、合理性元素,让管理更有柔性和弹性,更富人情味;同时还要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弊端,使之更适应现代社会与现代企业。”曾仕强最后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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