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再穷不能穷教育
2014/9/6   热度:338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两句豪言壮语,我们早已耳熟能详,遗憾的是耳闻目睹的事实,往往与之背道而驰。那么中国的当政人物中有没有人真的曾付诸实行呢?尽管凤毛麟角,但还是有的。曾任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的陈炯明就是突出例子。
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1918年,北京政府总统冯国璋下达对包括广东在内的护法各省的讨伐令,北军由福建攻入广东。陈炯明率粤军反击,大获全胜,收复粤境后乘胜入驻福建漳州,建闽南护法区。
1919年,正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努力开拓新式教育的陈炯明,邀请岭南学校(包括岭南大学)副监督(副校长)钟荣光赴其当时有“闽南的俄罗斯”、“模范小中国”之称的根据地漳州,任国民教育高等顾问。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
“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余在漳亟欲藉此以为试验,奈窒碍殊多。经费竭蹶,就是当头一棒,人才缺乏,亦其一因。譬如教育各科教师,人固知必择务系某校毕业者,曾学某专门者,惟对于国文则莫不取之于村中之老秀才。殊不知今日文字革新,单聘这些老先生授几首机械的古文,则与昔塾师授孩童以十三经又何异!此弊余极欲革除之,惜无相当之人才。”(《申报》1919年8月17日。)
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在不久之后把自己的计划落实了。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在聘请钟荣光为国民教育高等顾问的同时,陈炯明还任命梁冰弦为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校。陈炯明不惜经费,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校。
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闽南护法区的教育:“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1920年4月13日再报道:“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陈炯明一直谋求在华南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窃据广东的桂系军阀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他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筹集5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民国时期,“西南”一语不仅仅以方位界定,也以政治形势为分野,因此所谓“西南”往往包括广东。)
1920年,窃据广东的桂系军阀大举进攻闽南护法区,双方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粤军拼死反击,竟然扫荡强敌,一举收复广东。12月,刚刚回到广州、兼任广东省长的陈炯明,马上礼聘陈独秀来广东主持教育,厉行革新,广东教育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
是年,岭南学校向省港热心教育人士十人各募万元,建“十友堂”,并获广东省政府拨款资助成立农学院。“政府拟组织广东大学,一时未就。以岭南农科办理多年,因力助其发展、促其建成农科大学、改进南中国农务。其办法于岭南董事局(中西合组)之外,另组一岭南农科董事局(俱中国人)完全负管理及维持之责。”(《岭南大学年鉴》,1925年。)
1921年,在陈炯明、陈独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由华人自行负责的岭南学校农学院成立,独立的农学院董事会亦正式成立,马应彪、李煜堂、钱树芬、陈廉伯等五人当选董事。为使农学院有更多的土地进行农业科学实验,钟荣光拟收用比邻坟地三千余穴以建农林实验场,经省农业厅的协助,交涉成功,获得新农地900余亩。尽管财政拮据,陈炯明应允拨给30万元作为开办农科大学的设备经费,并答应自1921年起,每年提供10万元的经常费。“此等伟大计划,经费预算二百六十万。政府担任三十万,已交十万”。1922年,陈炯明被免职,旋再起,1923年初终被迫退出广州。以后历届政府,均口惠而实不至,岭南学校的政府资助从此遂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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