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与治国之道


2014/9/6    热度:393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确处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是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道是什么?道何以要法自然?道法自然的智慧和奥秘是什么?东西方哲人是如何思辨的?又是如何演进的?道法自然对当今治国之道有什么意义?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东西方哲人提出的理念中能得到什么启示?

  一、道法自然,既包含老子的宇宙秩序观奥秘,也包含老子的政治智慧奥秘

  在人类历史上,以最少的字数成为震撼世界的经典,当推《老子》一书。马王堆汉墓1973年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共5467字。《老子》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和道家道教最著名的经典,思想深邃,内容丰富。《老子》传世2500多年,孕育了千百圣贤明哲。哲学家奉其为东方哲学的经典,政治家视其为可供借鉴的治世名言,军事家说其是一部攻防战略的用兵指南,史学家说其是一部先秦文化的结晶,阴阳家视其为推演天机的秘鉴,养生修道者视其为益寿延年之妙法,凡夫俗子谓叹其玄之又玄。老子不仅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从一定意义上看他还是先秦诸子的启蒙者,也是中国文化大智大慧、大本大源的象征。举凡春秋战国之际的九流百家,大抵都受到过老子思想的影响。大而用之于天下国家大事,小而用之于个人立身处世,无不发生深刻的影响。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一书中说:“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那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内在的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老之学,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则是儒家的文化。”尽管对南怀瑾的见解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统治者,崇道者有之,尊儒者有之,尚法者也有之,有的儒道互补,有的德法兼治,有的王霸杂用,但无不受到过老子思想的影响。

  史实表明,老子的思想上至帝王御世,下至修身处世,确实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都与黄老之术的影响有关。

  司马迁主张“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南岳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道观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么一幅对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幅对联是老子对万物生成本根的追溯,简洁地表述了老子的思想和智慧。

  “自然”是万物之自然,让万物按其本性自己成就自己,就是“自然而然”。宇宙秩序的奥秘,就是道不干预万物,万物各得其宜,万物自然造化。圣王行“无为之治”,百姓则“自然”。“道”遵循“万物”之“自然”,“圣王”遵循百姓之“自然”。就像江海之所以成“百谷王”,是因为它能够容纳百川那样,“以下为基”、“以贱为本”,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并实现垂手而治,这就是“道法自然”的智慧和奥秘。

  “自然”是老子最先使用的一个重要词句,“自然”指的是“万物”。“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是万事万物的规律,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性。“法”是“法则”,也就是“效法”、“遵循”、“遵从”、“不违”。

  王弼对“道法自然”这段话的注释是:“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法方,在圆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究极之辞也。”

  老子在上善若水、无为而治、为而不争、中成极反、中道而行等方面,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意思是说,上善之人,善亦若水,滋养万物而不夸功,身居高位而眼睛向下,顺应自然而流向低处,柔顺时滋养万物,刚猛时无坚不摧,能方能圆,可行可止,在时间上是与时俱进的,在空间上是随形而变的。能为国家承受屈辱,才称得上社稷的主人;能为国家承受祸患,才称得上天下的君主。

  二、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古希腊的自然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实用价值的理论指导

  随着近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文明进步的负面效应已经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盲目的索取,无节制的消费,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结构的失调,已成为全球性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人类文明能否健康、持续地发展?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世人面前。怎样才能走出一条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东西方哲人都在寻找救世良方,越来越多的人正把目光投向老子和希腊的自然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

  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思想是社会——自然——社会。中国哲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说就是明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包括阴阳观念、整体观念、变易观念、和谐观念,其核心是宇宙、时空、生命的系统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老子自然哲学。

  在宇宙的有机系统里,中国人最重视天和人的关系问题,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思路是“天人合一”,强调天、地、人三者共存共荣,认为天生万物都是为了人,即所谓“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儒家、道家、墨家和兵家,都把自然看作是万物化生、大化流行的有机整体,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寄予深切的关怀与同情。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模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影响了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美国著名科学家尤利坦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就是世界的和谐性和相关性。在天人关系上,中国哲学有“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感应”、“天人交胜”、“人定胜天”等主张,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天人关系的问题。

  最早见之于《易传》提出人“与天地合德”的理想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原则。反之,如违背了天道与人道,就会遭到报应。《易经》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产物,主张人按照天预示的征兆进行活动。《周易·说卦》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大传》包含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客观规律,“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给人立身处世的启迪。

  老子的自然哲学,类似于古希腊哲学的宇宙观,追溯的是天地万物的总和及根本,讲的是顺应自然的行为准则,在天、地、人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求得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万物的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万事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主张“天道自然无为”的老子认为自然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不停运动着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人要顺应事物自己生长变化的原则,不要生硬勉强去做。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命题,认为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道的法则是自然规律,才能在天、地、人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求得社会进步和持续发展。

  天有不测风云,地有寒暑交替,人有朝夕祸福。《阴符经》说:“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

  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思想是自然——社会——自然。古希腊思想家很早就“企图把关于自然秩序或行为秩序的反省思考组织成一个系统”。自然哲学家留基德、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原子所构成和演化的,人是宇宙的缩影,而宇宙则是人的放大。

  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原理在自然观的具体运用和表现,是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人只有首先顺应自然,然后才能改造自然。如果人为的因素超过自然生态所能忍耐的极限,自然规律就必然向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向人们发出过警告。马克思说:“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留给自己的则是荒漠。”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还说过:“人类可以通过改变自然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人类统治自然界决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的运用自然规律。”

  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加速了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进程,20世纪所取得的科技成就和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的总和。过去的100年,特别是近50多年,人类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取得空前伟大成就的同时,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人口的增长,给自然和社会造成了愈益沉重的负担。文明的巨大进步与生存危机并存的“二律背反”现象日益显露出来,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繁衍和需求的无限性,这对最大的人类生存矛盾构成了所谓“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困境”。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大世纪难题。是持续发展?还是发展停滞不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矛盾。生态平衡的破坏,意味着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地力下降、森林缩小、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物种灭绝。人是万物之灵。然而,对于宇宙大自然来说,地球上人类的存在,无论是从空间、时间,还是从绝对力量上看,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三大世纪难题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于人的行为而产生的,并对人的生存发展形成挑战的结果。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20世纪人类的世纪觉醒。在迈入新千年的时候,以广阔视野和深邃眼光,从整个人类和全球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协调平衡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先进技术手段,形成解决世纪难题的最佳方案,找到社会发展与良性生态之间的结合点,找到既保护环境又不停止发展的有效的“度”,力求做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同资源开发利用相协调,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这就是当代全人类面临的重要使命。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全面论述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胡锦涛在2004年3月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

  按照我国的发展战略目标,应在2020年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多专家预言未来30年是中国人地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短缺问题最为严重的时期,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有关预测表明,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5.33亿,峰值人口在16亿左右;2030年人口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0%,意味着城镇人口将增长到8亿多,若人均占有粮食每年按470公斤计算(其中口粮220公斤,140公斤用作饲料粮转化为动物性食品,80公斤为工业用粮。也有专家预计届时年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75公斤),全国需要粮食7000多亿公斤,全国用水量将由2000年的7042亿立方米增到2030年的10143亿立方米。

  据研究,中国目前全部土地资源的生产力,每年的生物生产量约为32亿吨干物质,其中包括近4千亿公斤粮食,合理的人口承载能力为9.5亿人。如果考虑到土地资源潜在的自然生产力,每年最大的生物生产量为72.6亿吨干物质,按温饱计算,其理论最大人口承载能力约为15—16亿人。

  1999年10月12日全世界人口达到60亿,2001年11月11日第五届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人口为129533万人,中国现有耕地只14.24亿亩。未来中国人能养活自己吗?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敲过“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警钟。他认为,2030年中国需进口的粮食将超过目前世界2亿吨的粮食出口总量。那时,即使中国有足够外汇,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供这么多粮食,中国的粮食危机将波及世界,促使粮价上涨,使世界进入缺粮时代。

  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相对贫乏。基础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1公顷土地养活4口人,发展中国家1公顷土地养活1.8口人,而中国每公顷土地至少必须养活10口人。中国的人口这么多,人均资源这么少,生态又这么脆弱,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才是必由之路。

  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能够同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当代的努力,能够同人类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本地区发展的努力,能够同为其他地区共建共存的努力相平衡时,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通过平衡、自制、优化、协调,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公正。要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动态平衡,把握好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的平衡点。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无一例外地必须有序地通过三个基本台阶,实现三个基本目标,在理论上称之为三大非对称性零增长,唯此才能真正进入可持续发展的门槛。第一台阶是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人口质量的极大提高。第二台阶是实现物质和能量消耗速率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第三台阶是实现生态和环境恶化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生态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中国只能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全世界是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照搬照抄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必须先后实现三个零增长。即:争取到2030年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争取到2040年实现物质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争取到2050年实现生态和环境恶化速率的零增长,全面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精通治国之道者,一生最高使命是从混乱中整理出秩序

  法国思想家孔德有一句名言:“观念支配世界;否则,世界就是一片混乱”。

  今天,世界已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正在从一个地球走向一个世界。当今的现代人,应当具有不逊于先人的大智大慧,既要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也要有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能力和办法。

  当代学者赵鑫珊在《人类文明之旅》一书中提出:秩序是人类文明的灵魂,世界因为有秩序才成其为世界。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政治家都是偏爱和追求秩序的人。精通治国之道者,一生最高使命就是从混乱中整理出秩序。

  世界有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人的精神秩序,人类文明是五大秩序的总和。五大秩序编织成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每个文明人都挣脱不了这张网。五大秩序是人类文明的大纲,“一引其纲,万目皆张”。世界大舞台是由这五大秩序搭建的,人世间的大小故事无一不是在这里演出的。日来月往,斗换星移,幕启幕落,有哭有笑。

  自然秩序是永恒不变的,道法自然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人类及其文明是自然秩序的特定产物,没有四个人间的秩序,自然秩序照样运行。世有万古不易的自然律,无一成不变之人间法律。

  政治秩序,是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系统。人类文明史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神(或叫精神、或叫思维)的四种关系总和的历史。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司马迁说:“制国有常,利民为本”;苏辙说:“政无旧新,以便民为本”;曹操说:“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中国先哲寥寥数语,闪现了政治哲学智慧的永恒之光。人性恶动乱,人性思有序。所谓政治,就是确立起一种所有社会共同体都遵守的,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政治秩序。

  经济秩序是政治秩序的基础。管子说:“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司马迁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也是丰富多彩的。美国人本心理学之父马斯洛的人类基本动机理论把人类的欲望或需要分成低级需要(生理欲望)和高级需要(心理或精神欲望),第一层次是生存的需要,填饱肚子是第一需要。英国著名经济思想家马歇尔说过:“经济学一方面研究财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人性的某些部分。”人性的普遍趋势是“故食必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过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全社会的经济生活有序地运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这“一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两只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才能使国民经济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地运行。

  社会秩序的建立,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各得其所、各得其宜的准则和环境。“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一直是中国古代贤哲有关社会和世界秩序的理想,也是当代整个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管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王充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刘禹锡说:“天之能者,生万物也。人之能者,治万物也。”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度”,才能平衡,打破了这个“度”,失去了平衡,便是混乱。超过了一定的极限,就会变利为害,转福为祸,反之亦然。

  人的精神秩序,包括思维、欲望、心理状态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地球上之所以有当今的人类文明,是因为地球上有了人。人何以能成其为人?何以能区别万物而卓然挺立?人是社会性产物,是社会人,单个人是不存在的。 叔本华说过;欲望和挣扎是人的本质。一个欲望满足了,下一个更大的欲望又在那里张开大口等着。所以人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孔子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提出过三戒:“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说过:“地球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冯友兰在《新原人》一书中提出过人生四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是圣人。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胡宏还提出过“达则兼善天下,穷则兼善万世”的圣人信念。这种境界比“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贤人信念更为高远。天地境界的圣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去认识宇宙或自然的永恒和无限,视域高超,襟怀博大,情志深邃,人我和谐。视域高超之人,能够“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

  治国之道,德治为先;德治之道,教育为先;德治不足,辅以法治;法治之道,刑罚从之。文治与武攻是打天下、治天下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西汉陆贾发出过“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警句。成吉思汗把儒者看作是最高级的工匠——“治天下匠”。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及窝阔台提出过:“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和“天下虽得之马上,而不可以马上治”的建议。精于动天下之心的毛泽东青年时代就说过:“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中国历史上称夏、商、周三代最高统治者为王。董仲舒对“王”字作过非常有哲学味的解释:“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者有通天道地道人道的杰出本领,所以是理所当然的国家最高统治者。

  中华民族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大禹信奉“民成父母”的亲民理念,把百姓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关爱,为政以德,故天下大应,万国为治。老子提出过“爱民治国”的主张,他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还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党治国理念,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并举,力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民为所系,利为民所谋”,若能持之以恒,中华大地必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升平盛世。生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盛世的治国者,应当精通治国之道,“以有为之人,逢有为之时,据有为之地”,超迈前古,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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