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堂”到“学校”
2014/9/6   热度:650
这些年,教育圈是非纷纭,教育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让人不由重新对百多年之前中国近代学制的新立产生兴趣。“学制”,其实是“学校制度”的简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教育制度”的代称。其间线索纷纭头绪杂乱,在我看来,从“学堂”到“学校”的称谓变化,应该算一个值得一察的历史细节。 古代的教育系统,大致可分为私塾和官学,比较高级的有如书院、太学之类。这一整个学制的体系在典定礼仪的《礼记》之中就已经有比较完备的记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里的家、党、术、国都是指不同大小等级的区域范围,而塾、庠、序、学就是指不同级别的学校称谓。当然,还有其他的称谓,比如单独出现的“校”。著名的《子产不毁乡校颂》里的“乡校”,既是乡间的学校,也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场所,兼具我们今天的学校和公共论坛的功能。与之相对的,则是前面提到的设于都城之中的“学”。 “学堂”作为学制称谓出现,比较晚近。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曾论及外国学校制度对我国学制新创的影响:“中国自道光、咸丰以来,与外人交接,总是失败。自己之弱点,逐渐揭破;外人之优点,逐渐发见。再进而推求己之所以弱,和人之所以强。见人以外交强,故设同文馆;见人以海军强,故设水师船政学堂;见人以制造强,故设机器学堂;见人以陆军强,故设武备学堂;见人以科学强,故设实学馆。同治以后,甲午以前的学堂,几乎全是这一类的。” 可以说,借鉴的渴望在这一时,表现为见一门,学一科,建一类“学堂”。这种“学堂”多是从技术上着眼,想要把西洋的诸种强大的手段一一搬进中国来。此时,“学堂”作为正式称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个学习西洋技术的标签。 甲午一败,国人多生焦急,渐渐意图变革教育,改革学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谕要求“各省、府、直隶州及各州、县分别将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其中“省城均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为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清廷首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的学校系统是: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不立年限。也就是说,如果照着这个系统一路念完,至少需要二十个学年。 因为“学堂”往往由各地书院改制而来,教的根底依然在儒家经典,纲常伦理之类,“学堂”在精神上其实还和古时候的塾、学联通着。所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立停科举”,朝廷诏谕表示同意时才会说:“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这一方面是给习惯了科举的书生们吃定心丸,另一方面,也确实道出了“学堂”一词作为学制的部分本质。 对此,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取向的民国政府当然不想也不会延受。所以,民国元年,还在南京的临时政府教育部下令改革旧有学制,第一条就是为“学堂”改名,“从前各项学堂均改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通称校长”。不久,民国教育部从南京移至北京,重新梳理了整个“学校”系统,变成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校四年,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三年,大学院不立年限。当然,中间岔开去还有职业学校、师范学校等等选择。但如果一路以学术为目标念下去的话,时间一般在十八年左右。这一时长,比之张百熙奏定的学制,短了两年,比我们今天的相当学制,则恰好长了两年。 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代名词,“学校”一称,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语境中,实际上附加了“新制度”的涵义,取“学堂”而代之,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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