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管理活动中，“经”指基本的管理原则，“权”指随机应变的管理技巧，二者相结合，就是所谓“执经达权”。这里的“执”指“坚持、遵循”，“达”指“通达事理”。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既要坚持管理中那些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通晓变化的道理，即知道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左右逢源，无往而不通，把管理活动提升到一种艺术的境界。

儒家执经达权的基本原则有四条：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

适其时，是指要适应时间、地点、具体的条件，而不要生搬硬套，做事若只坚守原则，不知通权达变，必招致失败。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三国里有一个失街亭的例子，就是只坚持了孔子兵法里面做战的基本原则，而没有依据当时街亭之战的各种具体情况做出变通。

战国时期，著名的“长平之战”也一样，秦国改打赵国，赵王打算起用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当时赵国宰相蔺相如劝助道，“赵括只是读了他父亲留下的兵书，没有带兵打仗的实际经验，更不懂通权达变……”。赵王不听，结果，赵国四十多万军队，在长平之战中全军覆没，这也是“纸上谈兵”成语的来历。

关于“取其中”，是指儒家“中庸”思想的原则，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客观存在的道理，在管理中执经达权而取其中，就是既要坚持中正之道又要打破常规。比如关于在推贤用人方面。孟子举例说：舜，管夷，孙叔敖，百里奚，这些治国干才，他们在上任前有的是农夫，有的是泥水匠，有的是盐贩子，还有的是犯人……根本没有什么固定的成长模式，管理者若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也就懂得了“执中有权”的管理思想。

关于“得其宜”，这里的宜是指恰当、合理的意思，儒家的合理就是符合“义”与“仁”，即为合理，但在孔子管理哲学里，“义”与“仁”也有权变，而不是教条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相传古代有一个叫尾生的人，他与自己的情人相约于某日某时在一座桥下见面。可到了那一天，河水暴涨，姑娘没有如约前来，而尾生信守诺言，抱住桥柱坚持，等待，结果被不断上涨的河水淹没而亡。

另外一个执经而不得宜的例子是“宋襄之仁”。宋襄是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有一次宋国与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而楚兵正在渡河，宋国将军认为楚兵多而宋兵少，请求此时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将军又请求出击，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所以，一直等到楚军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这里，宋襄公讲“仁”而不合时宜，执经而不知权变。违背了“战争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最大的“仁”、最大的“义”的真理，必然遭到失败。

关于“合其道”，也是一样，在儒家哲学用语中，道具有方法、技艺、规律、事理、学说、道德等多种含义。但不管怎样，即使合其道，仍要知权变。在《春秋》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郑庄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忽，庶子名突。庄公死后，按照宗法原则，理应拥立忽为继承人，但，突的母亲是宋国人，立突对宋国有利，因此，宋国要求立突为国君，否则就要兴兵消灭郑国，并派人将郑国当时有决策权的宰相祭仲抓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祭仲只好接受宋国的要求，拥立突为国君，孔子很赞赏这种权变的行为。

总之，孔子执经达权的管理思想就是要让人懂得管理是实践的活动，是不断地面临新问题。因此，我们在管理中，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懂得适时适宜地变通。所谓管理，就是要“管得合理”。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执经而达权，这就是儒家管理方法论的精髓。

六、孔子的管理层级思想

通过对孔子管理思想的疏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关于仁、义、礼、智四个层级不同等级不同境界的管理思想。但是，他自己没有对此叙述过，他的这一思想是通过老子表述出来的。

孔子管理思想，以仁义礼训为基础，老子很轻视他这一管理思想，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实际上，老子的这一段批驳正好指出了孔子的管理层级思想。

我们知道，“仁”是孔子管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倡导管理的最高境界。在孔子的学说中，他最重视“仁”，他一辈子奋斗不止的愿望是劝导统治者施行“仁”政管理。

什么是“仁”，在汉语中，“仁”是二人合一为“仁”。在古代，二也指多，如果我们能将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个团队思想统一成象一个人，世界上又有什么事做不到呢？但怎么才能做到多人为一呢？那就是我们必须无私地去爱别人，“仁”者“爱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在孔子看来，如果你爱别人的爸爸象爱你自己的爸爸，爱别人的儿子象爱自己的儿子一样，这管理天下的事就象管理自己手掌中的东西一样那么容易。

所以，孔子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仁”。

但，要施“仁”政，管理者必须先有“仁”人的品格，这就需要“修身”。这就引出了儒学的“圣人、君子、小人”三层境界的人生哲学。“圣王之治”是“仁”政的基础和保证。

其实，如果我们将儒学讲深一点，孔子的“仁”相当与老子的“道”，“义”相当与老子的“德”。

因此，在行为管理中，“义”就比“仁”低了一个境界。“义”即是孔子倡导的“克己服礼”，“义”就是“忘我”、“利他”，就算自己的利益受损，也要顾及他人的利益，这仍是以德为管理基础的思想，只是“义”在“德”的范筹，还达不到“道”的境界。“义”比仁的内涵要窄，但其核心仍是“德治”。孔子说：“以义待人，就能获得感恩；以诚信待人，就可以统摄勇士；宽厚公正，就可以容纳大众；勤勉廉洁，就可以得到上级的信任”，这些“义”理的内容都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不可缺少的。一个管理者若能做到这些，也是值得赞许的。

比“义”又低一个境界的是“礼”，“礼”就是我们现代管理中称为制度、规矩、准则的范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理是要讲规矩的，但无论规矩、制度、准则制定得多么的周密，如果人的心理问题没解决，他们总会找得到管理的空隙可钻的。任何管理都是有成本的。“礼”法管理也一样，它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下策之管理。

但，更下策的管理是想凭着个人聪明的“智”去管人管事。他比“礼”的境界又低一级。因为“礼”的管理方法是利用组织，利用制度，利用规矩，利用法律。“智”是利用个人的行为，利用经验，利用人力去管理，这是最愚蠢的管理，最低级的管理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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