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儒学或是与统治权力相结合，作为一种国家和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存在于大传统中；或是与民间日常生活相联系，作为一种基本的人伦范式存在于小传统中。它是实实在在可以在制度中和人世上看到的。然而，古今未有的大变局之后，儒学首先被剔除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接着被社会化的思想运动消退于民间，最后仅成了少数儒者苦苦持守的慧命灵根，而再难见其繁盛的枝桠。因此，今日要重新复兴儒学，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让这个灵根重新破土而出，进而成长、成熟，乃至由独木变成树林的问题。

面对这个难题，学者们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思路。比如，港台新儒家就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试图以哲学的话语来为儒家找到在新时代成立的合法性，以求让儒学以哲学智慧的形式得以继续存在。应当承认，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令儒学获得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认可。但是，哲学的方式却使得儒学变得精英化，难以与社会大众的生命真正联系起来。经过港台新儒学反哺大陆这个过程后，一部分大陆儒者针对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路，这就是建设儒教。把儒学称为儒教，是着眼于其终极关怀、社会功能和普遍认同的意义。当然，这里说的儒教之为宗教，不是西方狭义的宗教，而是一种更广义的宗教。之所以要用儒教的方式来谈儒学的复兴，在于儒学今日的复兴，首先不再可能以类似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这不仅是因为当今已有其意识形态，而且儒学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成为意识形态就有被利用、被工具化、被僵化的危险。因此，如果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讲儒学的话，目前看来，更好地是讲儒学批判什么，反对什么，而不是以之来讲一套汉代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类似意识形态的建构。相反的，儒学在民间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但是，灵根仍在，人们的伦常生活仍然还在这个范式下，只不过更加的“日用而不知”了。而且，在现代化的陷阱之迷失中，人们的精神层面有危机、社会的联系结构有断裂、整个文化的认同有分歧，这的确为儒学的重新复兴提供了机遇。所以，儒学应当也必须走民间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为民众捉供一条可以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可以实现社会诚信、可以达到价值认同的道路。显然，这就是一条宗教的道路，因此，称之为儒教是合理的。

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下，由陈明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激辩儒教》、《儒教新论》两本书，就具有了相应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激辩儒教》一书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与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录音整理而成。书中记录了当时会议中众多学者激烈的思想交锋，令我们这些未能参与其事者也有亲历的感觉。《儒教新论》这本书则是对近年来一批学者对儒教及其相关问题思考结晶的汇编，各篇论文都是学者们的精心之作，读来可以定位目前儒教研究和发展的方向。这两本书的关系也很奇妙，一本是活泼泼的言论集，一本是严谨的学术论文，就如宋明儒者既有专门的著作，也有师友对话的语录一样，可以为我们理解学者们对儒教的构想提供一个清楚的印象。如果非要将这两本书分个内外篇的话，我更愿意将《激辩儒教》作为内篇，《儒教新论》作为外篇。因为语录体更能展示学者们真实的思想见解和生命气象，而论文则是对其的一个系统化表达而已。所以，建议读者先读《激辩儒教》，再读《儒教新论》。

　　尽管有这样一个划分，但两者的主旨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以儒教的方式重建儒家思想为民众的基本信念。不过，在这样的前提下，仍有一系列问题，比如：儒教与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儒教与自由主义以及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儒教的建设方式到底应当如何的问题等。

　　事实上，儒学在历史上作为三教并存中的一教，始终是较柔和的一方，历史上比较著名的灭佛运动，很多都是由道士发动的。历代儒家自身虽然都对佛道两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却很少有实际的排挤行动，他们似乎更相信理论的力量、人格的感召和大道的必然性。所以，儒教应当也实际上是可以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的。而且，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在儒教基础上再成为另一个宗教的信徒，他们的基本人伦生活方式是儒教的，但他们可能是一个佛道的信仰者。这更表明了儒教作为一种弥散性宗教的独特性和宏大性，它本身的宽容性是他教所没有的。相反，倒是基督教的排他性是会对儒教构成威胁的，不过，在中国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而目前要建设的儒教事实上是一个平台，它并不是要由自己来构建一套政治架构或意识形态，而是要为好的政治，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它负责使民众重建道德性，重新具有责任感，恢复社会的诚信系统，使我们的文化真正具有凝聚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使民众成为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古典德性精神的真正公民。由此，公民再去参与政治建设，完成改革的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此来说，它不仅与现行政治不矛盾，也与自由主义等理念不矛盾，因为它是一个更为基础的建设良好社会的基础。

因此，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儒教自身建设的问题。目前学者们提出的几条路线，都很有意思。蒋庆认为应成立一个中国儒教协会，并以之兼及上行与下行两条路线。张祥龙则认为上行与下行路线都有问题，而提议建立一个儒家文化保护区。陈明提倡公民宗教说，这更接近于下行路线。蒋庆先生是真诚的儒家信徒，他提出的政治儒学理念对现代新儒家的反思很有意义，但是，他的儒教协会的提法和以上行为主、下行为辅的态度，不仅是太强了些，而且也过于传统和被动了。这不仅需要一个破天荒的机遇，而且也难保不会步康有为当初所建的孔教之后尘。张祥龙先生以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沟通者的身份，对儒教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他对上行路线不可能的分析也十分精到，但他对下行路线的判断和建设保护区的想法则有些武断。我承认他建设保护区的想法用心良苦，但衡之以历史，这样一种类似当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做法，究竟对儒教的建设能有多少作用，实在令人怀疑。而陈明的公民宗教说，恐怕是较为贴近现实的一个思路。尽管从儒学本身的历史来看，这个说法似乎弱了，而从其他教徒看来，此说法又似强了。但以如今的现实看，这却是比较适合儒教发展的。这是因为陈明的公民宗教说，是立足民间和草根的，是要为民众提供一个平台，一个使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社会达到沟通并实现认同的平台。这是一个使儒学灵根再植，并得到生长和传播的比较可能的理路。而蒋庆的方法，有强干弱枝之嫌；张祥龙的提法，则好像只是在保护几棵汉柏唐槐。就目前来看，大概只有以儒教为公民宗教的这一思路，能使儒教这一灵根由独木成长为森林，真正生发开来。不过，这条思路也面临自己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实践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具体的工作中去摸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