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包容的态度看待网络影评

●面对网络文化的泛娱乐化，以及批判意识、理性价值的缺失，专业知识分子除了感叹自身被网络媒体边缘化，除了咒骂网络文化的低俗可鄙之外，为何不能放低身段，以参与网络互动的方式，将自身的学术理性、专业经验和价值导向植入众声喧哗的公共舆论呢？

●尽管网络是虚拟的，但它依然与现实世界一样，能够切切实实改变无数年轻人的生活道路。就此一点而言，如果专业知识分子放弃在网络空间发言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他对社会、对文化、对未来的责任。

最近两三个月接连参加了好几个与影评有关的会议，在不同会场总能听到同一种声音，就是人们对当下影评现状众口一词的不满和抱怨。有人说近年报刊影评阵地纷纷失守，严肃影评噤若寒蝉；有人说网络影评杂芜喧嚣，空洞偏激，充斥着炒作、恶搞和谩骂，真正有见地、有价值，能够恪守理性品格的影评文字销声匿迹了。还有人呼吁恢复报纸的影评栏目，或重建某某评论协会一类专业团体。总之，一气听下来，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今天的网络影评一无是处，不是无聊之极就是乌烟瘴气，简直就成了一个“噪音与灰尘齐飞”话语垃圾场。果真如此吗？网络影评真就如此不堪？

实际上，网络媒体取代纸质媒体，成为大众影评的最主要平台，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影评阅读的终端介质，今后也将越来越多集中在各类网络频道、影迷社区、博客、微博、影评视频上面，而不再是传统的报刊杂志。之所以如此，除了新媒体自身的技术和资讯优势以外，主要还在于互联网与观影实践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共生关系。近十年来，宽带网络逐渐为影视作品拓展了一个新的分销渠道，越来越多的网站开始为影迷提供片源下载和丰富多彩的电影资讯。大量无法在影院看到的影片却在网上广为流传，让影迷能够分享影片内容，交换观影经验。看得多了，心有所感，就免不了有了发表意见、彼此切磋交流的冲动。但在现实世界中，影迷们散居各地，沟通不便，唯有互联网才能让他们超越地理时空的分割，方便快捷地找到同好，再由共同的趣味凝聚成形形色色的网络社区。这些网络社区所能提供的群体认同与经验互动，乃至于文化趣味的归属感，恰是让传统纸质媒体望尘莫及的强大文化魅力所在。与此相应的是，影评写作主体也由传统专业知识分子变成了网络浮生的草根大众。草根影评人的崛起，一改传统影评精英权威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影评话语权扩展延伸至民间，形成了一种承载民间智慧和草根想象的公共舆论空间。

其次，从电影产业内部看，网络影评的勃发也与近年来电影产业格局、投资结构、营销模式的转变有关。随着电影产业化、市场化转型，电影投资重心也开始由单一制片环节向营销、发行环节扩张，影片营销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逐年加大。由于网媒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年轻网民，他们恰好就是电影目标市场的潜在消费群体。因此，网媒也取代纸媒，成为电影营销资本新的投放场域。

要说影评之“堕落”，则大抵与此有关。目前，但凡商业大片都会在映前投以重金开设自己的“官方网站”，或与某门户网站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不断用娱乐资讯和“影评”来吸引网民的注意力，以此达到为影片未来发行“热身”的目的。这实际上将电影工业与大众传媒结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大量网媒被电影资本招安，成为一种位于电影产业终端的促销场域。几乎所有网站业都无法摆脱商业竞争的市场生态，也必须遵循商业运作的生存逻辑，所以点击量之于网媒，正如订数之于报纸，收视率之于电视一样，成为决定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只有那些流量大，能充分吸引眼球的内容，才能为网站赢得更多的广告和赢利。既然如此，以网媒为平台的影评文字也就很难不与商业促销发生关系。凡网络影评，不论作者是谁，不论写的什么，也不论何时何地，何种态度立场观点，只要挂在网上被人浏览，就有被异化的危险。许多这样的影评，便在物欲趋势下背离了自身，化身为电影营销大合唱的一个声部。

面对这样的网媒生态，假如影评人再不看重自己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心甘情愿地从制片商、发行商和媒体那里领取犒赏，进而为其充当师爷和代言人的角色，那么“红包影评”、“关系影评”也就势所难免。事实上，当下网络影评饱受诟病的结症正在于此。骨子里，这些与“封口费”、“润笔费”挂钩的所谓“影评”，不过是些为贩卖影片而聒噪的廉价吆喝，与泛泛的八卦炒作了无区别，其背后真正的推手，并不是影评或影评人自身，而是电影与媒体的资本合谋。在这样一种媒体生态中，你拿传统影评的独立性、主体性、言说道德，以及影评的价值理性和学术品格去要求它，那你自己岂不成了东郭先生？

基于上述网络媒体的现实，网络影评呈现出一种与传统专业影评截然不同的文化姿态。比如它的语体十分随意、率性，不像专业影评那样讲究立论行文的学理逻辑；再如网络影评的互动性很强，一个标题党有时也能引来成百上千的回帖。有时网友“灌水”甚至比影评自身更有趣味。当然，网络影评中也充斥着各种话语暴力，网友间的相互“拍砖”“拉黑”更是随处可见，大有一言不合就“杀”将起来的草莽气。难怪有网友戏称“网络影评已经进入黑社会时代”。

但是对于这种充斥网络的乌烟瘴气，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解读。正如陈凯歌的《无极》遭胡戈视频恶搞所揭示的那样，网络“水军”的存在，可被视作面对文化市场精英霸权的一种挑战。从陈凯歌放弃前卫艺术追求，委身于商业大片那一刻开始，其作为高雅艺术家的精英姿态就已不复存在，而胡戈的恶搞，无非是借用一种网络流行的“恶趣味”，把这一事实在公众面前曝光而已。一些学者更愿意从积极的立场来看待网络话语暴力，他们把这视为是草根文化对文化权威的一种“对抗性表演”，是“对抗互联网时代、DVD时代，大片泛滥时代受人操控的电影文化”的一种颠覆性力量。

事实上，无论人们如何理解评价网络话语暴力，它仅仅只折射出网络影评的一个侧面，如果人们单单把目光聚焦于此，就很可能会忽略网络影评风光无限的另一面。就我个人目力所及，网络上的“世外高人”绝不在少数。他们对某些电影局部资讯、知识的掌握乃至贡献，甚至毫不亚于专业学者。譬如，由于原始资料匮乏和国际交流的局限，国内电影史学界对上海沦陷期华语电影的研究始终成果寥寥。日本发行家川喜多长政，乃是当时华语影片生产重镇“华映”的掌门人。国内史学界对他的了解十分有限。前不久，上海一年轻网友在自己博客上连载了他从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川喜多自传。让许多专业人士汗颜的是，这本重要研究文献的中文版，竟是以这种带有反讽意味的方式首次出现在国内。这似乎印证了美国学者扎克•坎布尔的一句话：“网络上既有写作和思考都很业余的专业人士，也有对这一细分市场或那一类型比专业人士更为精明的业余写手”。

这一例子足以让许多专业知识分子对自身在互联网时代的角色、价值和文化实践进行更深入的反思。比如，面对当代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泛娱乐化，以及消费文化批判意识、理性价值的缺失，专业知识分子除了感叹自身被网络媒体边缘化，除了咒骂网络文化的低俗可鄙之外，难道就找不到自己可做的事情了吗？为何不能放低身段，像普通网民那样去开设自己的博客或微博呢？为何不能以参与网络互动的方式，将自身的学术理性、专业经验和价值导向植入众声喧哗的公共舆论呢？

互联网的基本结构形态就像浩瀚星空，是一片没有中心、没有边界的虚拟世界。但即使在这一片星空中，也会有一些星座或个体显得格外夺目。他们正是那些隐身于网络江湖的影评达人。他们的网络ID也享有如同影视明星一样的人气、口碑和声誉。一些业已完成身份转换，适应了网络化生存的专业知识分子，已经或正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以自身扎实的专业素养、平易活泼的文风、开放平等的态度，个性张扬的言说，在互联网这个“非正式教育系统内，帮助初学者打开眼界，进而让别人在乎自己的意见与文化创造”。尽管网络是虚拟的，但它依然与现实世界一样，能够切切实实改变无数年轻人的生活道路。就此一点而言，如果专业知识分子放弃在网络空间发言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他对社会、对文化、对未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