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藏传佛教瓷器


2014/9/3    热度:628   

  清宫藏传佛教瓷器

  刘伟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瓷器中,有不少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器物。如康熙红釉僧帽壶,雍正青花八吉祥罐、青花莲托八宝高足杯,以及乾隆仿金彩法轮、粉彩八吉祥、粉彩瓷塔、坐佛造像、仿木纹釉多穆壶、粉彩藏草瓶、青花贡巴壶、青花梵文高足杯等。它们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出西藏与内地渊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从中不难发现藏传佛教对清代宫廷的种种影响。

  由于清代皇帝尊奉喇嘛教,所以宫中设有专门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机构一一中正殿念经处。它成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隶属内务府掌仪司,主管宫内喇嘛念经与办造佛像等事。宫中佛堂日常念经上供,由专职的太监喇嘛负责。所谓太监喇嘛,是从小太监中挑选出来,经过学习经典,剃度后穿上黄袍,充当宫中的专职喇嘛。宫中大小佛堂很多,据《大清会典》记载,每年有喇嘛400余人次在宫中各处诵经。他们念的都是为皇室消灾克难、祈福廷寿之经,其中以《无量寿经》最多。清官藏传佛教活动,前后延续200多年,至民国时期的溥仪小朝廷时期仍有所保留。其间,宫中佛事活动逐渐形成固定的制度,并载入会典,成为清代典章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宫佛堂内收藏了许多藏传佛教艺术品,包括佛像、佛经、法器等。这些供奉之物,有些是西藏进贡的物品,有些则是宫内制造的。由于清朝诸帝,特别是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不惜人力、物力,命宫廷造力、处制造了大量佛教用品,还指令景德镇御窑厂仿制大量瓷制佛堂供器,包括八宝、七珍、贵巴壶、藏草瓶、法轮、佛像、佛前五供、佛塔及佛龛等等。

  八宝、七珍是藏传佛教的主要供器。八宝由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肠等8件法物组成,被藏传佛教视为吉祥象征。其中“轮”代表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上面的八道轮回可引导人们达到至善的道路;“螺”代表菩萨果妙音吉祥;“伞”代表张弛自由,曲覆众生;“盖”代表通覆三干净一切乐;“花”代表出五浊世无所染;“罐”代表福智圆满,具完无漏;“鱼”代表坚固活泼,能解坏结。“肠”代表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七珍则由水珠、火珠、象宝、马宝、文官、武将等佛像组成。乾隆以前,八宝仅以纹饰形式在瓷器上出现,七珍在瓷器上则未曾出现。从乾隆朝开始,才烧制单独成型的瓷制八宝、七珍。乾隆瓷制八宝、七珍,均由圆饼形镂雕制出具体器形,下面承以莲花式器座,并以金彩仿制铜镀金效果,与铜制品几无区别。有的瓷制法轮,甚至以色彩鲜艳的彩料仿造出绿松石及各种珍宝,效果非常逼真。

  贲巴壶、藏草瓶也是藏传佛教的主要法物,其中贲巴壶为密宗修行仪式中的灌顶器物。据《佛学大辞典》介绍:“竺国王即位时,以四大海之水灌于顶而表祝愿,密教效此世法,于其人加行成就。嗣阿犁位时,设坛而行贯顶之式。”瓷制贲巴壶以青花为主,也有粉彩、斗彩等品种。造型如塔状,有大小两个口,有的上面有盖,有的则无盖。小口一般曲折连于腹部,腹呈扁圆状,下承以托。它出现于康熙时期,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均有制作,晚清时消声匿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康熙青花贲巴壶,器物凸出部位如器口,流口、腹部、足部等,均以白色串珠纹点缀,腹部又青花缨络纹。此壶器型较小,但各部位比例协调,线条匀称,工艺细腻,是一件上乘的宗教艺术品。器物上的串珠纹,系由若干个凸起的小圆珠串连而成,很象偶像身上的装饰缨络。乾隆时期的贲巴壶,形式基本沿袭康熙旧制。如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乾隆青花贲巴壶,形制与上面所举康熙贲巴壶完全一致,只是腹部为莲花托八宝纹饰。香港天明楼收藏的一件乾隆青花红彩贲巴壶,形制更具雪域高原风格。如口部较大,无盖,很象西藏、青海等地寺院前的华盖。较长的颈部又呈多层宝塔状,浑圆的腹部、弯曲向上与壶口子齐的粗大的流,又象藏民煮奶茶用的大铜壶。贲巴壶的造型,可能由唐代以来的陶瓷器军持和铜器中的净瓶演变而来,也可能与西藏、青海地区的生活用具和寺庙的陈设有关。瓷制贲巴壶在官窑的大量生产,体现出康雍乾三代帝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它首先是作为皇帝的赏赐之瓷而存在的,此外还曾作为皇帝向寺庙的进献之物。如《山东泰安志》记载,乾隆皇帝祭泰山岱庙时,就曾进献贲巴壶。

  藏草瓶又称甘露瓶,为密宗修行仪式中插草供佛之物。形制一般为小口,细长束颈,腹部扁圆,覆盘式足。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称:“其器……唯乾隆有之,嘉道数载,藏僧既罕来朝,此式遂不复制。”此说并不确切,因为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雍正时期的油红彩藏草瓶。当然,清代藏草瓶的制作仍以乾隆朝为盛,其釉色繁多,有斗彩、粉彩、矾红彩、青花等多个品种,纹饰则有缠枝莲花纹、八宝纹等。上面有书“大清乾隆年制”款的,也有不书年款者。在清代,藏草瓶一方面是朝廷赐给西藏僧侣的特别器皿,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乾隆皇帝修炼密宗时的专用器皿。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时期藏草瓶,以白地矾红彩居多,器物的口沿、颈部凸起处及底足部位常涂以金彩,以示华贵。

  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宫中亦大量仿制与藏蒙地区生活习俗有关的瓷质器皿。主要有:仿金属盛酒器僧帽壶、仿银质盛乳汁或酒的多穆壶、仿铜质酥油灯的高足杯、西藏喇嘛僧侣用的木质碗等。现分别介绍如下:

  僧帽壶 以瓷器仿制西藏喇嘛使用的金属僧帽壶,可能始于明代永乐年间,宣德时期也有制作,其后的明代各朝便不再仿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僧帽壶又大量出现,晚清以后复又消失。清代僧帽壶首先是仿明永、宣器物,有些甚至直书“大明宣德年制”款。如康熙红釉僧帽壶从造型到釉色,与永宣旧器几无区别,其仿制水平之高,使人难辨真伪。对个别因年代久远、其盖破损的永宣僧帽壶,康熙时期还特意配上新盖,以示珍重。康雍乾时期的僧帽壶,品种十分丰富,如康熙时的素三彩,雍正时的粉青釉、白釉,乾隆时的青花、斗彩、黄釉、粉彩、松石绿釉等,几乎所有著名品种中部有僧帽壶的制作。在雍正时期的一幅《后妃图》中,作为背景的多宝格上即绘有一只红釉僧帽壶,说明当年的僧帽壶不仅是赏赐藏蒙僧人的物品,而且也是宫内的陈设用品。

  多穆壶 也是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器皿,系仿藏蒙少数民族地区盛放乳汁的银器、皮革器而制。早在元代,景德镇就开始用青白瓷仿制多穆壶,当时的器物较为粗矮、厚重。清代从康熙时期开始,多穆壶的器身向秀丽修长发展,品种有洒蓝釉、粉彩、素三彩、五彩、黄釉等。康熙,乾隆时期的多穆壶,造型虽大体一致,但风格上略有不同。康熙多穆壶略显粗扩,尚有草原游牧民族遗凤;乾隆多穆壶则华贵雍荣,极具宫廷风格。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康熙洒蓝釉多穆壶,壶身呈桶状,上部呈僧帽状,修长的器身遍施洒蓝釉,上有4道微微凸起的弦纹,仿出银器的箍痕或皮革制品的接缝痕。器身一侧为流,另一侧无柄,但上下有两个凸起的狮子头。狮嘴有孔可系带,壶身无盖。乾隆时期的多穆壶一般都有柄,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多穆壶,造型与康熙壶相似,风流龙柄,盖隆起呈台阶状。

  高足杯 除僧帽壶、多穆壶这两种特色非常鲜明的器皿外,乾隆时期还有一种高足杯。这种杯的杯身较深,直壁,多以青花为饰,造型与传统的高足杯、高足碗明显不同,可能仿自藏民所用的铜制酥油灯。

  仿木纹碗 乾隆时期还有一种仿木纹碗,碗身较浅,其中一种里外均为木纹釉,另一种内饰金彩,外施木纹釉。其造型与西藏僧侣所用木碗一致,乾隆御制诗中称之为“扎古扎雅木”。

  这些具有鲜明雪域风格的瓷器,是藏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虽然其精巧秀雅的装饰与藏传佛教器物的雄浑豪放相去甚远,但藏传佛教文化渗透于清代瓷器的制作过程,无疑为瓷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八吉祥纹、云鹤八吉祥纹、结带八吉祥纹等,都是清代瓷器上出现的新纹饰。雍正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一件青花壶,八吉祥甚至呈立体形式,如:壶盖呈半圆形白盖状,上绘青花纹饰又成宝伞、莲花状;颈部塑成法轮;腹部刻串珠纹及弦纹形成法螺;壶柄为盘肠;壶流为金鱼;壶身为宝罐……可谓构思巧妙。此外,藏文和佛教中的忍冬纹、莲办纹、回字纹,以及“阿弥陀佛”、“佛日常明”等文字,也成了瓷器上的常见纹饰。这些纹饰在绝大多数瓷器上,主要成了一种吉祥的象征,宗教意义已不十分明显。

  总之,藏传佛教艺术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构成了中华艺术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宫廷中的深刻影响,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还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因为清朝皇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全面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对藏文化也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从而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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