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宗大师法藏洛阳事迹
2014/9/3   热度:214
华严宗大师法藏洛阳事迹 摘要:法藏生于长安,是旅华中亚胡人的后裔。他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垂青,被先后安排在长安的武周皇家寺院当僧人和寺主。这一期间,他来到武则天驻守的神都洛阳,从事带有佛教色彩的政治活动和带有政治倾向的佛教活动。他的政治活动有两件事:神功元年(697)行道作法,帮助国家军队打败内犯契丹军队;神龙元年(705)参预张柬之政变,逼迫年迈病重的武则天还政于唐中宗。他在政治活动中显得主动、圆滑、灵活,绝不从一而终。他的佛教活动是翻译和研究佛经,开展佛教的宣传教育,创立华严宗。他参与建立的华严宗学说对于宋代理学的产生起着启发和推动作用。 隋唐五代的佛教宗派,多数由地地道道的中国僧人创立,在少数由旅华外籍僧人或外国血统的中国籍僧人创立的宗派中,只有华严宗是由地处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康国人的后裔、中国籍僧人法藏创立的。按照传承系统,他被华严宗人尊为华严宗三祖。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十四日,他以70岁高龄在京师长安大荐福寺圆寂,门弟子请秘书少监阎朝隐撰写了《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晚唐时期,旅华新罗士大夫崔致远又写了《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然而北宋初年僧人赞寧撰写《宋高僧传》,却题为《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无疑是考虑到武周取代李唐时期,法藏在神都洛阳从事政治和宗教活动,并在武则天的直接支持下创立了华严宗。本文就法藏在洛阳的活动加以论述,以期从一个侧面揭示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上述三种关于法藏生平事迹的文字,以及宋僧志磐《贤首法藏法师传》、清僧续法《三祖贤首国师传》等文献,都说法藏俗姓康,因为祖上是康居国人,以国名为姓氏。阎碑还说:"累代相承为康居国丞相,祖自康居来朝,父谧,皇朝赠左侍中。"这里所称的康居,实际指的是康国,这是习惯称呼,唐代曾在当地设置康居都督府。但这样容易引起误会,因为康居是两汉时期的政权,属于突厥人种,活动范围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锡尔河(药杀水)东北;而法藏的祖籍康国,属于粟特人种,是昭武九姓中的一个国家,活动范围在康居故地的南面,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参见王素《昭武九姓及其文化东渐》,载《文史知识》1991年第3期)。印度古称天竺,又译为乾竺,这是个很大的地区概念,号称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分布着文化、信仰、习俗、语言相类的众多国家。康国邻近北天竺,受着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崔传记述法藏的族姓时说:"康居地接乾竺,人侔梵众,既饶师子,能胤法王,伟矣哉!"法藏以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十一月二日在长安出生,16岁时在岐州法门寺舍利塔前炼一指,作法供养,接着,读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成为一位受菩萨戒的居士。后来,他的佛教生涯莫名其妙地和武则天挂上了钩。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皇后武则天为刚刚去世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广树福田、追崇冥福,在长安舍宅为寺,名曰太原寺,命度僧住持,28岁的法藏被推荐受沙弥戒,隶属该寺。武则天称帝后,命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法藏口中冒出耀眼的白光,片刻腾涌如华盖。武则天于是指示十大法师为他授满分戒,因《华严经》中有位菩萨叫贤首,就特赐他号贤首。从此,法藏又被称为贤首大师,华严宗也被称为贤首宗。 法藏在洛阳的活动有政治和宗教两个方面,当然,二者并非可以截然分开,因为政治活动带有宗教色彩,宗教活动具有政治倾向。为了论述的方便,权且做这样的分类。 关于法藏在洛阳的政治活动,崔传记载了两件事。其一,神功元年(697),契丹大举入寇,武则天一方面派军队前往应战,一方面敕令法藏"依经教遏寇虐"。法藏上奏道:"若令摧伏怨敌,请约左道诸法。"所谓左道,是指巫蛊、方术、诅咒、祈祷鬼神等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斜门旁道,由于认识能力受到科学知识幼稚的限制,左道被看作是危害政治的行径,一直为统治者所严禁。但这次武则天允许实行。法藏于是沐浴更衣,建立道场,设置观音像,行道作法。几天后,契丹军队所见的武周军队便成了"无数神王之众",又见"观音之像浮空而至",因而军心大乱,被武周打败。武则天下敕表彰法藏,说:"蓟城之外,兵士闻天鼓之声;良乡县中,贼众睹观音之像。醴酒流甘于阵塞,仙驾引纛于军前。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其二,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发动政变,诛杀武则天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立唐中宗复位。法藏参预政变,"内弘法力,外赞皇猷"。形势稳定后,中宗赏功,让法藏荣升三品。这对于一位不打算还俗的僧人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法藏因而再三谢绝,中宗遂转赐给法藏的弟弟康宝藏。中宗还下诏表扬法藏道:"传无尽之灯,光照暗境;挥智慧之剑,降伏魔怨。凶徒叛逆,预识机兆,诚恳自衷,每有陈奏,奸回既殄,功效居多。"前代高僧标榜出世,在行动中能够抗迹尘外,啸傲王侯,不与政界合作、来往。而隋唐时期的上层僧侣,多数都积极干预政治,交接权贵,供奉内廷,接受赐号,以"出世"而入世,实际上是穿着袈裟的国务活动家和御用墨客骚人。通过上述二事,可以看出法藏表现得很突出,显得主动、圆滑、灵活,绝不从一而终。这一方面由于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称帝,必须抛弃与封建秩序相表里的儒家学说,转而乞灵于与儒家主张不同的外来宗教佛教,法藏适应了这一需要,得以重用;一方面由于法藏是胡人血统,祖父时才来华,受着本族文化和家庭的熏陶,又一直研读佛典,可以不拘泥儒家那一套伦理道德和政治说教。这可看作是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族文化与中国原有文化的一次碰撞。 法藏在洛阳的宗教活动,是他的本色,主要表现为翻译并研究佛经,以及进行佛教的宣传教育活动。 《华严经》全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梵文原本据说有十万偈。东晋时期,梵僧佛驮跋陀罗在华首次译为中文,勒为60卷,称为《六十华严》或《旧华严》、《晋经》。这个译本不是足本,仅有二万六千偈。武则天听说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于阗(今新疆和田)有梵文足本,很想弄到。于阗僧实叉难陀闻讯,携带梵本来洛阳,证圣元年(695),奉敕在大遍空寺翻译,法藏参与其中。他如崔传所说:"本资西胤,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因而担任笔受工作。四年后,新译《华严经》在佛授记寺完成,勒为80卷,称为《八十华严》或《新华严》。新本比晋本虽有增加,但仍不是足本,法藏补进前此在长安与中天竺僧地婆诃罗共译出的部分内容,整理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新译本。这次在洛阳译经,武则天多次到译场视察,施供食馔,还写了《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胡诌了一通自己前世是男身菩萨,由佛授记,变现女身来人间当皇帝,然后夸奖新译《华严经》为"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所谓授记,是指佛对发愿修行者授与未来成果作佛的预记。武则天假托佛对她的授记,解释自己改朝换代当皇帝有来历、有依据,在洛阳立佛授记寺,就是为了说明这层意思。法藏受敕在该寺从事宗教活动,便被纳入武则天神化自己的轨道内,成为一位御用僧侣。此外,法藏还在洛阳参与翻译其它佛经,写下不少佛学著作。 圣历二年(699)十月八日,新译《华严经》告蒇,佛授记寺的僧人请法藏讲经义,武则天下令当月十五日开讲。到腊月十二日晚上,法藏讲到《华藏世界品》的"海震动"说法时,突然发生强烈地震,讲堂和寺院发出震吼之声。听众数千,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该寺僧人作为喜讯,向武则天上疏汇报。按照古代的天人感应说,上天常常因朝政失误而降生各种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这时,臣子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指摘时弊,皇帝也会下罪己诏向国人承认错误,同时减膳、录囚,减免赋税,施行仁政。这无疑是借助于老天爷的权威,对皇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使皇帝有所收敛,成为时政改弦更张的一个契机。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统治天下,遇到的挑战更多,阻力更大,更需要同中国固有的说法对抗。《资治通鉴》卷203记载:垂拱二年(686),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在洛阳临朝称制已经两年多,雍州上报新丰县(今陕西临潼)东南涌出一山,武则天下令将县名改为庆山县。有人上疏批评并警告道:"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这次地震,本来又是一次批评武则天的机会,但因为法藏讲经的缘故,反倒被看作是吉兆瑞应。崔传载:武则天对僧人的上疏御笔批答道:"开讲之辰,感地动而标异。斯乃如来降祉,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动!披览来状,欣畅兼怀,仍命史官,编于载籍。"在这件事上,法藏再次表现出乖巧的品质,向武则天提供佛教文化,去同中国传统文化抗衡,使她在解释地震是六道众生为如来佛降福而欢欣蠢动的同时,以假装谦虚的方式美化自己,顺利地避开了一次受批评的机会,化险为夷,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武则天还命法藏为自己讲解新译《华严经》。华严宗以此经立宗,义理极其深奥复杂。武则天听后茫然不解,法藏就以宫殿前的金属狮子为教具,撰写《金师子章》来开导她。这一直观教学使艰深的义理变得径捷易懂,武则天遂豁然开悟。《金师子章》不足一千一百字,却囊括了华严宗的基本理论和判教说法,真可谓有咫尺万里之势。所以能这样,除了法藏具备高度的概括能力以外,还由于他以实物为例,舍弃了很多论证过程。这里不妨引证一点内容,以见一斑。华严宗把宇宙万有称为"色",又称为"事法界"或"一切",认为色非实色,即现象是由因缘条件和合而成的暂时的假有,虚幻不实,没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它又把宇宙万有的本体称为"空",又称为"理法界"或"一",即所谓真如佛性,认为空非断空,即真如佛性不是绝对的空,而是湛然清净超越时空的实有,必须通过现象的假有来体现自己。既然现象和本体互相融通,互不妨碍,那么也就是色空无碍。为了说明色空关系,《金师子章·辨色空第二》就以金体比喻佛性(空),以狮子相比喻现象(色),说:"师子相虚,唯是真金。师子不有,金体不无,故名色空。又复空无自相,约色以明。不碍幻有,名为色空。"秘密隐显俱成门是华严宗十玄门之一,以为现象有色和空两重内容,人们看到假有的一面而看不到假有所体现的实有这一面,假有显而实有隐;人们看到实有的一面而看不到假有的一面,实有显而假有隐。虽然或隐或显,但隐显二相同时成就。《金师子章·勒十玄第七》解释说:"若看师子,唯师子无金,即师子显金隐。若看金,唯金无师子,即金显师子隐。若两处看,俱隐俱显。隐则秘密,显则显著,名秘密隐显俱成门。"法藏很善于利用教具,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进行直观教育。为了说明事事无碍法界,即现象和现象之间圆融无碍的关系,他概括出因陀罗网境界门。他为武则天和那些理解力低的人准备了十面镜子,安放于八方上下,镜面相对,各距一丈,中间安放一尊以火炬照着的佛像。于是,每面镜子中都重重叠叠地现出佛像和其它镜子映现佛像的样子。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一佛教理论。《宋高僧传》卷5《法藏传》总结他以实物从事教学活动时指出:"藏之善巧化诱,皆此类也。"舍弃宗教目的和佛教说法中的错误成分,单就教育方式来说,应该承认法藏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可惜各种版本的中国教育史著述都不曾论及中国佛教的教育活动,使他失去了应有的一席地位。 不久,法藏迁至长安大崇福寺担任寺主。据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4记载,长安有3所崇福寺。敦义坊东北隅有隋代的灵觉寺,唐初废,乾封二年(667),武则天为其姐贺兰氏复立为崇福寺,但仪凤二年(677)即改名为福田寺,玄宗初废。义宁坊南门东边有隋代的真寂寺,唐初改名为化度寺,但直到大中六年(852)才改为崇福寺。那么,这两所崇福寺都不是法藏当寺主的寺院。他所在的崇福寺位于休祥坊东北隅,即当年武则天舍宅而立的太原寺,载初元年(689)改称为崇福寺,由武则天亲笔题写飞白体寺额。因此,该寺可以看作是在长安的武周皇家寺院,法藏被选中当寺主,无疑体现出他从武则天那里所受到的信任和垂青。 长安四年(704)腊月,法藏供奉于洛阳内道场,建置华严法会。他向武则天谈起自己年青时曾炼指供养岐州法门寺舍利塔,这里是佛教圣地,所珍藏的是阿育王分发的佛指骨舍利。武则天于是敕令宰相崔玄暐陪同法藏,前往法门寺迎舍利。何以这样做,文献皆无交代,可能与武则天的健康状况有关。她这时82岁,病情加重,很可能出于迷信,借助于法藏,乞灵于佛教,以求恢复健康,延年益寿。法藏到了今陕西扶风县,在舍利塔前行道七昼夜,请出舍利,于除夕迎至长安大崇福寺,次年正月十一日送至洛阳。武则天敕令王公百官和洛阳的善男信女制作精美华贵的幡华幢盖,由太常寺演奏庄严的乐曲,将所谓能带来国泰民安、人寿年丰、吉祥如意后果的舍利,迎至明堂。关于武则天和法藏利用舍利的具体情况,崔传说是正月十五这天,武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法藏捧持舍利,"普为善祷"。但舍利并没给武则天带来任何好处,她的病情急剧恶化,七天后爆发政变,她被迫还政于中宗。法藏作为内供奉僧,被政变势力当作内线拉了过去。从中牵线搭桥的人是谁,所可注意者是崔玄暐。他是这次政变的五位策划者之一,排名、受赏仅次于张柬之,同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宰相。《资治通鉴》卷207记载:张柬之在政变三个月前经姚崇推荐,被武则天任命为宰相。姚崇说他"沉厚有谋",看来不会轻易流露自己的想法。崔氏不然,他在酝酿和发动政变期间,有一系列激烈的言论,矛头直指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他同法藏赴法门寺迎佛骨的当月,武则天卧病宫中,只有二张兄弟陪护,他上奏武则天,说皇太子和相王是她的亲儿子,"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他同法藏相处多日,试探法藏的态度,透露自己的心迹,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把法藏拉进来搞政变,如同观天象、卜吉凶一样,会加重成功一侧的砝码,对于增强信心、鼓舞政变队伍,都有好处。至于法藏参预其间,是出于主动情愿抑或迫于形势,由中宗表彰他"预识机兆"、"每有陈奏"来看,像是前者。十个月后,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去世。随着李唐政权的恢复,长安再度成为政治中心,法藏也就永远地离开了洛阳,在长安从事宗教和政治活动,继续受着几位皇帝的高度尊崇。但他已不在大崇福寺,而是在大荐福寺,很可能是为了表示同武则天划清界限。 华严宗的理论经法藏在洛阳译经、著述、宣讲而发扬光大。它的法界缘起、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等理论,对后来统治中国长达八百年的程朱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直接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程颢程颐兄弟是北宋时期的洛阳人,他们完成的理学又称为洛学,从其学说产生地来推究学术思想渊源,完全可以证实,法藏之于洛阳,其影响和作用并非及身而已,而是绵延于后世,支配着后世。 (原载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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