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报传又称冥报记，是佛教灵应故事中的一种，如同灵验记、感应记、功德记之类作品一样，是指向佛、菩萨祈祷、忏悔或念佛、诵经、造经、造像后出现感通、灵异诸神异事迹的记述。此类内容在回鹘古代文献中比较少见，今为学界所知的仅有酒泉本回鹘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和吐鲁番本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由于笔者对第二件文献已作过研究，[1]这里谨就第一件文献略作探讨。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见于酒泉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经》写本。该写本由俄国学者马洛夫1910年发现于酒泉文殊沟，有题跋曰：

我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辛鼠日开始写，至八月十五日满月时写竟。让其流布后世吧！善哉！善哉! [2]

说明抄经时间晚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抄经地点即在敦煌。

该经是由别失八里著名回鹘佛教翻译家胜光法师依义净汉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转译的。值得注意的是，与义净本相较，回鹘文本第1卷多出了两个故事：沧州景城县人张居道在温州做治中时因女儿婚事而屈杀牛、羊、诸、鸡、鹅、鸭之类牲畜而被阎王追索，后发愿抄写《金光明经》而被放还；又有温州安固县某县丞妻，久病不愈，张居道闻之，劝其发愿抄写《金光明经》，此县丞遵之，雇人抄写，果然妇人疾病得除。[3]这两个故事，虽不见于义净译本，但可见于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第四卷卷首所录《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4]回鹘文本之内容当系胜光法师据昙无谶本补译。

酒泉本回鹘文《金光明经》写本，现存397叶，存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另有中散失的2叶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本文所研究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之张居道故事，始于写本第2叶背面，结束于第9叶正面，每面书文字一般为23行，但有时可多达25行。

该文献先有前苏联学者拉德洛夫和马洛夫合力进行了研究，用回鹘文模拟体铅字排印出版。[5]后来，马洛夫又将其中的张居道故事重新研究刊布。[6]以其刊本为依据，并参校土耳其学者塞瓦尔·卡雅的有关成果，[7]李经纬再对其中的张居道故事进行了汉译，[8]足资参考。但因其未详该文献之汉文底本，故在译文之有些地方不够准确，而且在人名、地名的翻译上也微有瑕疵，应予更正，如回鹘文写本第2叶背面第7行、第4叶正面第1行及第7叶背面第13、20行的čang kütau，应译张居道，而非桑居焘；第2叶背面第6行、第4叶正面第1行之ïnčïu，表示的是温州，但在第9叶正面第7行表示的却是卫州，李先生均译作瀛州；第9叶正面第8行的suwastïksï，本为一借词，由suwastïk-加-sï构成，其中前者借自梵语Sauvastika，表示的为吉祥符卍，后者-sï为汉语“寺”之音译，在汉文本《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中，该寺名被译作“禅寂寺”，李先生音译作“苏瓦斯提克斯寺”；写本发现的地点应为甘肃酒泉文殊沟，而非温西谷；张居道故事是《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中的第一个故事，李先生误为第二个，其实，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安固县丞（即李先生所谓的“anku村村长”）妻。诸如此类，有的李先生在它处已作了修订（如将原来的“桑居焘”改正为“张居道”），但大多仍维持原样。

考虑到该文献对敦煌学、回鹘佛教与回鹘民间文学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故不惮其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结合敦煌发现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汉文写本，略参己意，对张居道故事再做进一步的研究。由于故事较长，为阅读方便，现据原文的自然分叶，逐叶进行翻译（为印刷之便，回鹘文原文转写略），并附敦煌汉文写本《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9]的相关内容，以示对照。

二、汉文直译并敦煌写本对应内容

第2叶背面

[译文]：昔日，在名叫温州的城里有一个姓张名居道的官员。这位城官早年是一个凶残的刽子手。有一次，为了给女儿办喜宴，宰杀了牛、羊、猪、鹅、鸭、鸡等许多生物，大摆宴席。摆完宴席后还没过十天，那个官儿就得了严重的瘫痪病。他一病就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胡乱比划起来，慢慢地死去。死后全身都变凉了，只有他心口外面的一块肉没有凉。看到这种情况，他的家人们大

[敦煌写本]：昔温州治中张居道，沧州景城县人，未莅职日，因适女事，屠宰诸命——牛、羊、猪、鸡、鹅、鸭之类。卒得重病，绝音不语，因而便死，唯心尚暖，家人

第3叶正面

[译文]：哭起来。还没有把尸体拿去……埋葬，三天过去了。第四天早晨……一起来，那个官儿竟复活过来了，坐起来要求吃喝。看到这[种情况]，所有亲属以及那些按惯例聚集在一起的人们，都惊恐地远远逃开了。看到他们逃跑的情景之后，那位名叫居道的官员就呼唤他们，这样说道：“你们过来，我的善人们！你们为什么因为我的复活而如此狼狈逃走呢！你们不要害怕！现在让我给你们讲一讲我复活的原由吧！你们也听一听佛法的种种伟大[之处]吧！”尔后他这样讲道：“在我得病时，开始有四个小鬼来到跟前，其中一个握着大鞭子，另一个

[敦煌写本]：不即葬之。经三夜却活，起坐索饮。诸亲非亲、邻里远近闻之，大小奔赴。居道具说因由：“初见四人来，一人把棒，一人

第3叶背面

[译文]：拿着绳索，第三个手持夹子，第四个是一位身着蓝衣骑在马上的头目。当那四个小鬼儿把我带到一间房子的门口后，那个穿蓝衣服的官儿从马上下来喊我。当我走到那个官儿的身边时，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向我宣读。信上写的是那天我们摆婚宴时所宰杀的牛、羊、猪等生物们的话。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大伙儿由于在前生人世有恶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转生于畜世了。假若我们偿还孽债的年月时数期满完结的话，我们就会在此舍身而在人世托生了。然而在我们从畜世解脱的时日

[敦煌写本]：把索，一人把袋，一人着青衣，骑马戴帽，至门下马，唤居道着前，怀中拔一张文书，示居道看，乃是猪羊等同辞共诉居道。其辞曰：‘猪等虽前身积罪，合受畜生之身，配在世间，自有年限。限满罪毕，自合成人。然猪等自计，受畜生身化时

第4叶正面

[译文]：尚未完结之时，温州城官员张居道就把我们杀了，因此我们大伙儿又重新尝受转生于畜世的苦难。在遭受这种折磨的时候，我们真是苦不堪言。请主持公道吧！由于主管人间行为的天神理解这种忧愁与悲伤，故特派我们来捉拿你！’[信上]就是这样的话。当我把信文读完后，那个身着蓝衣的官儿大声呼喊‘带上来’，三个小鬼遂来到我跟前，一个用绳索套住我的脖子，一个用夹子压住我的呼吸，一个用大鞭子上下前后地抽打我，把我的双手反剪地

[敦煌写本]：未到，遂被居道枉相屠煞，时限欠少，更归畜生。一个罪身，再遭刀机，在于幽法，理不可当。请裁。’后有判命：‘差司命追过。’使人见居道看遍，即唱三人近前，一人以索系居道咽，一人以袋收居道气，一人以棒打居道头，反缚

第4叶背面

[译文]：绑着、打着，带我沿山路向北走去。半路上，那些带我来的小鬼儿们这样说：‘善男子！当他们派我们来捉拿你时，看了生死薄。在生死薄里好像是说你的生命岁数还没有完结。因为你杀了如此多的生灵，由于讨命者们的缘故，所以派[我们]来捉拿你。你应该明白这一点。’听了这些话语，我如此对他们说：‘善哉！我的善人们呐，我的老天爷！在那时候，我虽然用人世间的肉眼观察到自己的恶行，但是我完全不知那些恶行会有这样的恶果和报应。

[敦煌写本]：居道两手，将去直行，一道向北。行至路半，使人即语居道言：‘吾被差来时，检你算寿，元不合死，但坐你煞尔许众生，被冤家言讼。’居道即云：‘俗世肉眼，但知造罪，不识善恶。

第5叶正面

[译文]：除此之外，我还亲眼目睹过无数生灵被涂炭，但从未见到有谁得到明确而必然的报应。二恶使我嘴被封闭，尝受死亡的痛苦。我怎样才能重新活命呢？我为自己因无知犯下的罪孽悔恨不已。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尔后，那些小鬼儿们这样对我说：‘善男子！正向你索命的三十多种生物正各自在阎王殿厉目怒视地等待着你呢。当你到达那里时，他们将[请]阎王[用]严厉的刑罚

[敦煌写本]：但见俗人煞害无数，不见此验交报。而居道当其凶首，缄口受死，当何方便，而求活路？自咎往误，悔难可及。’使人曰：‘冤家债主三十余头，专在阎罗王门首悬睛待至。我辈入道，当由其侧。非但王法严峻，

第5叶背面

[译文]：从重地[惩罚你]。你将还能从这些痛苦之中解脱。’他们这样说了。我听了这番话语，更加恐惧和痛苦。每走一步，他们都要前拉后搡，并打我，揍我，更加凶狠地催促我。我哀求他们说：‘我的善人们呐！我自己揣度，我定是不能从这一苦难中解脱了！现在我祈你们告诉我，如何瞒过我的这些索命者？在阎王面前遭到申斥时如何应对？请你们告诉我吧！’尔后，他们这样对我说：‘善男子！你如果为你所杀死的生灵产生悔悟之心，

[敦煌写本]：但见冤家何由免其踬顿之苦？’居道闻之，弥增惊怕，步步倒地。前人掣绳挽之，后人以棒打之。居道曰：‘自计往误，诚难免脱。若为乞示余一计校，且使免逢冤家之面，阎王峻法当如之何？’使人语居道云：‘汝但能为所煞众生发心

第6叶正面

[译文]：能以清澈之心发愿，请人将世人归信的全明全智天中天佛所说的《金光明经》之宝全部抄写，你就能从这一苦难中解脱。’一听到这话，我就以无上虔诚之心为我荼毒生灵之举深感悔恨，发愿以纯洁虔诚之心请人全部抄写名叫《金光明经》的经宝，发愿让抄写这部经宝之功德与善行之力，为那些生灵从畜世的苦难中解脱。

[敦煌写本]：愿造《金光明经》四卷，则得免脱。’居道承教，连声再唱：‘愿造《金光明经》四卷，尽形供养，愿冤家解怨释结。’

第6叶背面

[译文]：故而以十分坚定的清澈之心为之祝福，大声回答：‘[我发愿]全部抄写《金光明经》，并发愿作上天的奴仆，愿我的索命者打消他们[惩罚我]的恶念吧！’就这样，我不绝声地喊叫着向前走去。走着走着，出现了一座城门。我进得城门，被带进一个角落深处，然后向北走。我向北面一看，只见阎王端坐其位，身边草地上有无数人被捆着脖子、绑着手脚，以其孽债正接受审讯。在那边草地上，还响彻着哀求、恸哭、呻吟、悲伤等不堪入耳的声音。

[敦煌写本]：少时望见城门，使人引向东，入曲，向北，见阎王厅前无数亿人问辩答疑，着枷被锁，遭纽履械，鞭挞狼藉，哀声痛响，不可听闻。

第7叶正面

[译文]：期间，那奴仆小鬼儿们向阎王禀报说：‘我们已经把名叫居道的汉子带来了。’在听到我名字后，[阎王]这样说道：‘嗨，仆人们！那人罪大恶极，为什么这么迟才把他带来？现在你们去传唤原告，我要问话。’阎王一声令下，带我来的奴仆们赶紧跑到外面大声呼喊，到处寻找原告，没有找到，又返回禀报说：‘我们没有找到。’阎王派奴仆小鬼儿们在每一个门类的生物中间寻找。尔后那些奴仆小鬼儿们来寻找，问遍（各处）也没有找到，便返回来禀报说：‘我们没有找到。’然后阎王第三次向五道大神

[敦煌写本]：使人即过状，阎王唱名出见。王曰：“此人极大罪过，何为捉来迟晚，令此猪等再诉？急唤诉者将来。”使人走出，诸处叫唤，求觅所诉命者不得。即来报王：“诸处追觅，猪等不见。”王即更散遣人分头巡问，曹府咸悉称无。王即又帖五道大神

第7叶背面

[译文]：……解脱的……争辩的……丛生的……如此地信……在返回到五路大神那里时，一个小鬼儿带来一封信交给了阎王。当阎王把信打开阅读时，信上出现了这们的话：‘有那么一天，有一个名叫居道的人由于杀死了许多生灵，因悔恨而发愿要将唤作《金光明经》的经典全部抄写，以乞求幸福，并藉由此功德之力使那个姓张名居道的人屠杀的、畜世中的众多生灵从畜世中解脱而转

[敦煌写本]：寻检化形文案。少时有一主者把状走来，其状云：‘依检，某日得司善牒，报世人张居道为杀生故，愿造《金光明经》四卷。依科，其所遭煞并合乘此功德随业化形。

第8叶正面

[译文]：生于人世。现在他的……没得到……来了这封信。读完该信，阎王十分高兴，他这样对我说：‘嗨，居道！你虽然杀死了许多生灵，但你想到了解脱之法，那就是你发愿在某一时间里以非常坚决的纯洁之心请人抄写名叫《经王》的经宝，甘当奴仆，并藉由抄经功德，为那些被你杀死的生灵们从畜世的苦难中解脱出来而祝福，并使那些生物从畜世的苦难中解脱而转生于人世。

[敦煌写本]：牒至准法处分者，其张居道冤家诉者，以某日准司善牒，并判化从人道生于世界讫。’王即见状，极怀欢喜，曰：‘居道虽煞众生，能设方计，为其发愿修造功德，令此债主便生人道。

第8叶背面

[译文]……无……重新复活……你去行动吧！你要沿着活人的路去行善积德。你不要贪食、不要杀牲、不要贪财、不要作恶，你要修造行善的船和桥。’[阎王]如是交代后就把我放了，我走出城，如同从梦中醒来一般。我的复活就是这样的。”听了这话以后，那些按照惯例聚集起来所有的人们都很惊异。他们对全明全智的天中天的佛法的各种各样的伟力顿生异常清澈虔诚之心，一百多人要请人把这部经宝

[敦煌写本]：既无执对，偏词不可悬信，判放居道再归生路。当宜念善，多造功德，断肉止煞，勿复悭贪惜财，不作桥梁，专为恶业。’于是出城，如从梦归。”居道当说此因由，发心造经一百。

第9叶正面

[译文]：抄写……无限数量……不再杀牲……当时在桃花石国内这部经宝流行尚欠广，在城内没有找到这部经，花了很多工夫才在卫州城禅寂寺中找到，然后进行抄写。张居道全家老老少少，一生一世全都不再杀牲，努力学习、护持、亲手抄经或请人抄经、诵读或让人诵读这部经宝。

[敦煌写本]：余人断肉止煞，不可计数。此经天下少本，询访不获，躬历诸方，遂于卫州禅寂寺检得诸经目录，抄写此经，随身供养，受持读诵。居道及至当官之日，合家大小悉断肉味。

三、《金光明经》在回鹘中的流行

《金光明经》是大乘佛教中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在东亚地区流传广，影响大，有多种译本传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种：

1．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四卷十八品；

2．隋开皇十七年（597）大兴善寺沙门宝贵编《合部金光明经》八卷二十四品；

3．唐武周长安三年（703）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三十一品。

在三种译本中，以义净译本最为完备，为后世通行的本子。

这三种译本，在敦煌文书中均有大量抄件留存，其中，题为《金光明经传》的有S. 364、S. 1963、S. 2981、S. 3257、S. 4984、S. 6514、北1360（藏字62）、北1361（日字11）、北1362（为字69）、北1363（成字13）、北1365（昃字61）、北1369（河字66）和北1425（寒字77），而题为《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的则有S. 3257、S. 4487、P. 2099、P. 2203、北1426（玉字55）、北1424（海字69）、S. 4155，另有S. 462、S. 6035、北1364（列字55）、北1367（生字99）、L. 2691（Dx－2325）、L. 735（Φ－260a）等卷，因残缺而无首尾题。从中不难看出，经前抄有这则冥报故事的，则主要是凉译本。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文《金光明经》是以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为底本的，但序文中出现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却源自于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之第四卷。

回鹘人对《金光明经》是极为崇奉的，此可由西域、河西诸地出土的大量回鹘文写本为证。除了上文所述的酒泉本外，现知的吐鲁番写本多达583件，笔者综合各种文献，统计如下：

1．高昌故城，76件；

2．木头沟遗址，163件；

3．吐峪沟遗址，17件；

4．葡萄沟废寺遗址，2件；

5．吐鲁番山前坡地，12件；

6．交河故城，11件；

7．具体出土地点不详者，302件。

此外，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还可看到回鹘人颂赞《金光明经》的诗篇与偈语。可以说，《金光明经》是目前所知存留写本最多的回鹘文佛教经典之一，由此可见该经在回鹘中的盛行。

《金光明经》宣传的主要是三身十地说，诸天救助世间、卫护佛法的思想，及忏悔灭罪除恶的观点与具体方法，等等，其中以后者尤为突出。经中大力提倡忏悔，将忏悔视为佛教修习的重要方法。《金光明经》与《法华经》两经最重要的共同点即在于都强调“忏悔”。昙无谶译四卷本《金光明经》卷第一中第三品即为《忏悔品》，天台智者大师于隋开皇年间曾为萧妃“行金光明忏”。其后，相继有《金光明经忏仪》、《金光明经忏法补助仪》等著作问世，[10]使“金光明忏”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随着《金光明经》在回鹘中的传播，“金光明忏”也自然会在回鹘佛教徒中产生影响。

四、回鹘佛教徒的忏悔思想

汉地文化原无忏悔，“忏悔”一词是随着印度佛教东传，佛经汉译而产生的新造词。“忏”字是梵文ksama(“忏摩”)音译之略，“悔”字为意译。“忏悔”愿意是请宽恕我罪，在佛教的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忏悔”之意义，唐代宗密大师《圆觉经修证义》卷十六如是说：

夫忏悔者，非惟灭恶生善，而乃翻染为净，去妄归真，故不但事忏，须兼理忏；事忏除罪，理忏除疑。然欲忏时，必先于事忏门中，披肝露胆，决见报应之义，如指掌中，悚惧恐慌，战灼流汗；口陈罪状，心彻罪根。根拔苗枯，全成善性，然后理忏，以契真源。

我国佛教信众自来均以“忏悔”可以消除宿业，《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卷一称：“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根本业。”[11]因而佛教视忏悔为一种重要的修习方式，并将进行忏悔的仪式称为忏法，这是一种自陈己过，悔罪祈福，以便积极修行的宗教仪制。

中土高僧“诸大法师”与梁武帝答问而形成的《慈悲道场忏法》（俗称《梁皇宝忏》，回鹘文称之为kšanti qïlγuluq nom bitig）在中原地区一直非常流行，从吐鲁番出土古回鹘文文献看，《梁皇忏》在回鹘人中也是相当流行的，有关写本、刻本在吐鲁番也多有发现，现刊者已近百件，现均藏柏林，内容属《慈悲道场忏法》的第25～37品。译成时代应在13世纪初，译者是别失八里回鹘著名学者昆村·萨里。[12]《慈悲道场忏法》与金光明忏在回鹘中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回鹘忏悔思想的发展。

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佛教徒为自己罪过与过失请求宽恕而作的忏悔文数量不少，现知者有20余件，其中大多收藏于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文献基本状况如下：

1．T II Y 47（Mainz 734a），卷子式残片1叶，30×95cm，交河故城出土，76行；

2．T II Y 55，卷子式写卷，残片1叶，25×112cm，交河故城出土，69行；

3．T II Y 9 + T II Y 59e + T II Y 60a，残片3块，可缀合，面积32×69cm，交河故城出土，49行；

4．T II Y 63a，残片1叶，14×37cm，交河故城出土，27行；

5．T II Y 54b，残片1叶，24×35cm，交河故城出土，25行；

6．T I D 100，写本1叶，14. 5×23cm，高昌故城出土，16行；

7．T II Y 59b，残片1叶，11×15cm，交河故城出土，11行；

8．TII Y 59d，写卷1叶，14×20cm，交河故城出土，13行；

9．T II Y 63b，残片1叶，15×14cm，交河故城出土，11行；

10．T III 32a，写卷1叶，28×21cm，吐鲁番某地出土，16行；

11．T III 32b，写卷1叶，28×41cm，吐鲁番某地出土，27行；

12．T II Y 59e，残片1叶，16×15cm，交河故城出土，8行；

13．T II Y 9b，残片1叶，16×20cm，交河故城出土，4行；

14．T II Y 63d，残片1叶，30. 5×15cm，交河故城出土，12行；

15．T II Y 63e，残片1叶，10×6cm，交河故城出土，5行；

16．T II Y 42，卷轴装写卷，交河故城出土，87行；

17．T II Y 48，写本一叶，卷轴装，交河故城出土，72行；

18．T II Y 40, 1-5（U 3113-3117），写卷5叶，每叶面积为19×7. 3cm，各书文字5行，交河故城出土，共计50行；

19．T II Y 59a（U 245），残片1叶，15. 7×13. 8cm，交河故城出土，11行；

20．T II Y 59（Mainz 39），残片1叶，23. 9×20. 2cm，交河故城出土，26行；

21．T II Y 54（Mainz 373），小残片1叶，交河故城出土，9行；

22．T II Y 59，残片1叶，交河故城出土；

23．T II Y 62，残片1叶，交河故城出土；

24．T II Y 5. 502（U 3067），残片1叶，交河故城出土。

此外，日本（残片1叶，32行）、俄罗斯（编号为SI 2Kr. 43，残片1叶，23行）也各有一件入藏，芬兰则藏有二件（编号分别为C、D）。

这些文献的发现表明，回鹘佛教徒对忏悔是相当重视的，可以说是回鹘佛教的特色之一。这里仅举内容比较完整的T II Y 47（Mainz 734a）回鹘文《佛教徒忏悔文》以为例证。[13]

该忏悔文的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引子，见于文献第3～15行：

如是，阿阇世……迦腻色迦等拥有权势的伟大君主们……他们犯了无数的罪过与恶行。后来，他们又悔恨了。他们向三宝顶礼膜拜，进行忏悔，痛陈自己的罪恶，以求解脱，并得到宽恕。众佛僧宽恕了[他们]，犹如出云的月神一样圣洁，消除了[他们]深重的罪孽，以及……由于暗昧而[犯了]许多罪，造孽深重的那些僧俗人等。在众僧面前顶礼膜拜，痛心忏悔，祈求宽恕与解脱，于是，[他们]从罪恶中被解救出来，并清除了[他们的]恶行。

文中所举阿阇世王、迦腻色迦大王在印度佛教历史上都是颇为有名的。前者与背叛释迦牟尼的提婆达多合谋，轼父篡夺摩竭陀国王位。后皈依佛教，资助迦叶举办佛教第一次结集；后者身为贵霜王朝君主，曾征服北印度恒河流域，后皈依佛教，举办佛教第四次结集。二者均可谓曾经犯罪，后经忏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型。

紧接着为正文，忏悔人——我和伊尔·土孜迷失——详尽列举了自己无始受身以来，在生死轮回过程中所犯下的各种罪过：

1．五逆，又称“五无间”，回鹘文作anantris，借自梵语ānantarya，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由佛身出血、破和合僧。见于文献第15～32行；

2．近五逆，又称“小无间罪”或“五无间同类”，回鹘文作anantrissabag，借自梵语ānantarya sabhāga，是一种罪名，与上面所说的五逆同类。指：一、犯母与无学之比丘尼，是杀母罪之同类；二、杀入定中之菩萨，是杀父罪之同类；三、杀有学之圣者，与杀罗汉罪同；四、夺僧众成和合之缘，不使和合之事成就，是破僧罪之同类；五、破佛之窣堵波，是出佛身血同类。见于文献第33～40行；

3．九kat（？）之罪，即占用寺庙财产、控制僧众、使人杀人、毁坏庙宇、给禅僧制造灾难、给经师们设置障碍等。见于文献第42～51行；

4．十二恶律仪，回鹘文作asanwir，借自梵语asanwarukiki，指宰羊、养鸡供食、养猪供食、捕鸟、捕鱼、猎食、作贼、魁脍、守狱、咒龙、屠犬、伺猎。见于文献第53～64行；

5．十恶业，回鹘文作karmaput，借自梵语karmapatha，指杀、盗、YIN、妄语、酗酒、说四众过、自赞毁他、吝啬加毁、嗔心不受悔、谤三宝等。见于文献第67～75行。

正文之后是结语，对每一种罪过都表示悔恨，一定要痛改前非，一般的形式是：“现在我们对此全都表示悔恨与自悟，我们愿从一切罪恶中得到解脱。”见于文献第32～33、40～42、51～52、64～66、76诸行。

还有一些忏悔文，在结语之后又有表示渴望得到再生，并在将来与弥勒佛相会，希望自己忏悔、事佛的功德能转让并惠及他人之类内容。

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回鹘人之忏悔内容与方式，在印度、中亚、中原乃至吐蕃的佛教中一般是看不到的，故很有可能是受摩尼教忏悔思想与礼仪形式的影响所致。[14]因为摩尼教先于佛教在回鹘中流行，而且长期被尊为回鹘国教。在摩尼教中，忏悔思想极为流行，影响巨大。以回鹘文佛教徒忏悔文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摩尼教徒忏悔词》相较，不难看出，二者不论在体例或是在忏悔内容上都不无相似之处。

回鹘人先事摩尼教，9世纪以后才相继皈依佛教，但摩尼教一脉未绝，一直受到回鹘王室的崇拜，直到12世纪中叶或稍后不久。[15]故摩尼教忏悔思想被回鹘佛教徒接受自应是情理中事。

《金光明经》非常注重忏悔，与回鹘传统的忏悔思想是相通的，二者交相辉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愈发得到广泛的传播。胜光法师在翻译《金光明经》时，何以要在所依底本之外移入《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玄机大概就在其中。

五、回鹘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的学术价值

冥报传，又称冥报记，是佛家灵验记中的一种，故事框架一般是：某人因某事被阎王使者带上黄泉之路，被动地亲历幽冥世界，目睹阴曹地府的恐怖，使人心生弃恶从善之意。在我国古代，这类故事相当多，但叙事方法却差别很大，有的记鬼神游世，对幽冥他界的存在具有极强的提示性，《神仙传》、《列异记》属之；有的多记复苏故事，多见于《博物志》、《搜神记》；有的为假死复生，不过这种故事不多，仅存个别例子，这里所述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即为其中之一。

回鹘文《金光明经》的译者是维吾尔族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佛经翻译家胜光法师。除此之外，他还依据汉文底本翻译了《玄奘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观身心经》和《大唐西域记》（？）等多种著作。当年冯家昇先生在研究其译作时，就盛称其“辞句茂美，用字颇费斟酌。”[16]我们读其译作，也颇有同感。回鹘文《金光明经》使用的是译者所处时代成熟的文学语言，其正字法的严谨，语法的健全和准确，表现力的丰富和文字修辞法的娴熟，都堪称当时回鹘文学语言的典范，为古代回鹘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7]

胜光法师知识渊博，驾驭语言的功力又扎实，使得他的译文富有文学色彩，有着极强的可读性。为了适合本民族的习惯，他常常在不违背原意的情况下，对内容进行重新的加工整理，甚至增加文句，以增强译文的感染力。这些都可在本文所述的回鹘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中找到例证，如第5叶背面第21行至第6叶正面第6行文字叙述的是张居道下定决心，要请人抄写《金光明经》的具体过程，内容相当繁杂，但在汉文本《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中，这段内容却显得简单多了。

通过对汉文、回鹘文本的对照、比较，可以看出，胜光法师的译文是比较忠实于原文的，其译文自然流畅，毫无拗口矫饰之嫌；同时，在准确无误理解汉文原文的基础上，他对原文又进行了不少加工，增加了原文中所不曾有的内容，如此处的发愿词：“我就以无上虔诚之心为我荼毒生灵之举深感悔恨，发愿以纯洁虔诚之心请人全部抄写名叫《金光明经》的经宝，发愿让抄写这部经宝之功德与善行之力，为那些生灵从畜世的苦难中解脱。”

从上可以看出，胜光法师的译作既流畅、完美，又具备佛教文学的体裁和思想。既然译经的主旨在于弘传教义，为了能使广大民众易于接受，就必须使译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就要求译者不能不对一些经文、偈语进行加工、处理，需要时还酌情增加突厥民俗、谚语方面的内容，在这方面，胜光法师的处理手法堪称典范。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胜光法师的译文也偶有失误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可见于第8叶背面末行和第9叶正面的首行。汉文原文为“发心造经一百”，意思是自己发心要将此经抄写一百部，而回鹘文却写作yüz arduq kišilär bu nom ärdining bititgü，意思成了“一百多人要请人把这部经宝抄写”。显然理解有误。此类错误在胜光法师的其他众多译经中都是很少见的，抑或说明此经翻译的时代比其他译经要早，亦未可知。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记述了张居道入冥游历的经历，其中有冥使索命、进入地狱、面见阎王、当殿判决、放还生路等情节，描写细致，想象丰富，叙述跌宕起伏，堪称出色的宗教文学作品。陈寅恪先生对这一作品之文学价值评价很高，指出：

至《灭罪冥报传》之作，意在显扬感应，劝奖流通，远托《法句譬喻经》之体裁，近启《太上感应篇》之注释，本为佛教经典之附庸，渐成小说之大国。盖中国小说虽号称富于长篇巨制，然一察其内容结构，往往为数种感应冥报传记杂糅而成。若能取此类果报文学详稽而广证之，或亦可为治中国小说史者之一助欤。[18]

这一评论，虽针对的是汉文写本，但无疑也同样适用于回鹘文本。在回鹘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中，胜光法师通过译笔，在弘扬佛教思想的同时，塑造了张居道这一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优美丰富，而且通俗易懂。可以说，《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之回鹘文译本，堪称维吾尔族历史上的第一部小说，价值不容低估。

[1] 杨富学：《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研究》，《吐鲁番研究》2004年第2期，第56～61页。

[2] В. В. Радлов - С. Е. 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ши ( =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стр.343.

[3] S. Çagatay, Altun Yaruk’tan iki parča, Ankara 1945; P. Zieme, 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 Turkluk Bilgisi Araştimalari 1, 1977, pp. 149-156.

[4]《大正藏》第十六卷《经集部三》，No. 663，页358b～359b。

[5] В. В. Радлов - С. Е. 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ши ( =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6] 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Л., 1951, стр. 139-161.

[7] Ceval Kaya, Uygurca Altun Yaruk. Ankara 1994.

[8] 李经纬：《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8～60页。修订本载李经纬、靳尚怡、颜秀萍著：《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9～450页。

[9] 汉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写本在敦煌多有发现，今所知的抄本几达三十件，分别庋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的图书馆及私人收藏，郑阿财（《敦煌写卷〈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初探》，《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81～601页、《敦煌写卷〈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研究（初稿）》，《敦煌文薮》（下），新文蜂出版公司，1999年，第69～92页）、杨宝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校考》，《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8～338页）均有专题研究。本处录文即遵从二人的研究成果。

[10] 郑阿财：《敦煌写卷〈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初探》，《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94页。

[11]《大正藏》第一卷《阿含部》，No. 80，页893c。

[12] K. Röhrborn, Eine uigurische Totenmesse (=Berliner Turfantexte II), Berlin 1971; I. Warnke, Eine buddhistische Lehrschrift über das Bekennen der Sundan.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Cibei-daochangchanfa, Berlin1974 (ubpublished theisis); I. Warnke, Fragmente des 25. und 26. Kapitels des Kšanti qïlγuluq nom bitig,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0, 1983, S. 243-268.

[13] W. Bang und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 Texte IV: Ein neues uigurisches Sündenbekenntis, Berlin 1930, S. 432-450。

[14] J. Elverskog, Silk Road Studies I: 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 Turnhout 1997, p. 136.

[15]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97页。

[16] 冯家昇：《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1页。

[17] 依不拉音·穆提依：《维吾尔族古代翻译家僧古萨里评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73页。

[18] 陈寅恪：《〈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2卷1号，1928年，第59页。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