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一些高僧在汉地传播、翻译佛经的同时，也带来了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月氏人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亦曾制此曲，又传《泥洹呗声》。此外，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的帛尸黎密多罗也是西域人；月氏人支县南“裁制新声，梵响清美”，传“六言梵呗”于后世。“原夫经震旦，夹译汉庭。北则些(法)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通。”(宋赞宁《宋高僧传》)则把竺法兰、康僧会奉为北、南两派赞呗的祖师。他们所传梵四，应该是西域风格的佛曲。然而，这些异国风味的“胡呗”并没有广泛流传开来。

　　中国化佛曲的创始者应该是三国陈思王曹植。相传，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乃慕其音，写为梵呗”(《法苑珠林》卷三四)，曹植的“改梵为秦”，就是在梵音的基础上有所创作，“创声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五)。一契便是一个曲调，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个曲调联奏。这种“鱼山呗”已经出现了与印度佛曲相异的形式，代表了佛曲华化的趋势。

　　《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卷七七八年)载有齐王融《法寿乐歌》十二首，每首均五言八句，内容歌颂释迦一生事迹，从其歌辞体制来看，无疑是用这种华声梵四来歌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