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学（2）

2014/9/7    热度：145   

5.钱谦益《题介立诗》
　　昔人云，僧诗忌蔬笋气。余谓惟不脱蔬笋气，乃为本色。惟清惟寒，亦玄亦淡，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此其蔬笋气，天然禅悦之味也。旦公诗托寄孤高，属意清切，庶几道人本色，不失蔬笋风味。余读而深叹之。唐僧之诗，各有原本。赞宁称抒山之诗，谓文人结习深重，故以诗句率劝，今入佛智，此昼诗之本领也。旦公从文字因缘深入佛智，作诗如华严楼阁，弹指皆启，岂以一章半偈为能事乎！他日以今之旦配古之昼，何为不可？峨嵋老衲彻修题。(《牧斋有学集补》)
　　以上引来作例的几篇是明显地表现佛教思想的。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有些以玄谈、山林、隐逸为内容，也是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作品，因为崇尚玄谈、山林、隐逸是魏晋之际释、道思想融合的结果。这类文章以南北朝时期为最多，下面举几篇为例。
　　1.王羲之帖一则
　　计与足下别，二十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
　　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法书要录》)
　　2.《世说新语》三则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第二》)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言语第二》)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第二十三》)
　　3.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此奇者。(《陶隐居集》)
　　三、诗文评
　　隋唐以来，禅学盛兴，中国有不少文人喜欢引用禅理来谈论文学，并且提出所谓韵味说、妙悟说、神韵说等等。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许多朝代，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受到很大的影响。下面扼要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形。
　　学佛，目的在于求解脱，度一切苦厄(这自然是幻想)。
　　能不能解脱，关键在于能不能彻悟。晋宋之际，佛教大师们对悟有“渐”“顿”两种看法。宣扬顿悟说的是当时的名僧竺道生，慧皎《高僧传》说：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注19)
　　这在佛教史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有破旧立新之功。汤用彤说：
　　生公在佛学上之地位，盖与王辅嗣在玄学上之地位，颇有相似。……竺道生盖亦深会于般若之实相义，而彻悟言外。于是乃不恤守文之非难，扫除情见之封执。其所持珍怪之辞，忘筌取鱼，灭尽戏论。其于肃清佛徒依语滞文之纷纭，与王弼之菲薄象数家言，盖相同也。(注20)比竺道生的时代稍后，到南朝宋末年，被推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磨来华，讲《楞伽经》，传禅法，也主张“不随于言教”(注21)。
　　菩提达磨的禅法一传再传，吸收竺道生的理论，融会贯通，发扬光大，到六祖慧能之后，成为在中国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主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顿悟成佛的禅宗。
　　这种超乎象外、直指本心的玄理对教外的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如谢灵运就曾著《辩宗论》，引用竺道生的理论，阐明所谓折中孔、释的顿悟说。到唐朝，禅宗的势力越来越大，禅理的影响越来越深，有不少文人的生活和作品中带有或多或少的禅味(例如王维和孟浩然)。还有些文人引用禅理来讲文学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晚唐的司空图。他在《与李生论诗书》里说：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滀、渊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贾阆仙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注22)
　　他又在《与极浦谈诗书》里说：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注23)
　　这里提出的“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以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同禅理的“超乎象外，不落言诠”正是相类的东西。
　　司空图的名著是《诗品》。这部书把诗的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等二十四种，每种用一些美丽形象的四言诗句加以解说。这诗句中有不少也是富于禅味的。例如：
　　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冲淡——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纤秾——乘之愈往，识之愈真。
　　沉着——所思不远，若为平生。
　　高古——虚伫神素，脱然畦封。
　　洗炼——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
　　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精神——妙造自然，伊谁与裁。
　　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
　　委曲——似往已回，如幽匪藏。
　　实境——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形容——俱似大道，妙契同尘。
　　超诣——远引若至，临之已非。
　　飘逸——如不可执，如将有闻。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显然是用禅境来说明诗境，因为作诗不能“不著一字”，也就难于“超以象外”了。
　　在有些文人看来，司空图设想的富于禅味的诗境，同白居易等人写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相比，显得超逸美妙，因而对于后来的诗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宋朝，禅宗的声势越来越大，用禅理来写诗、论诗就成为风气。例如苏轼在《送参寥师》里写道：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注24)
　　这是说，想要诗句高妙，就必须重视禅悟。
　　苏轼之后，受苏门影响的韩驹、吴可等，论诗更加重视禅悟。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说：
　　苏轼论诗已近禅悟，韩驹、吴可则说得更明白。韩驹《赠赵伯鱼诗》有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陵阳先生诗》二)吴可的《学诗诗》也是这样：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
　　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
　　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
　　此诗见《诗人玉屑》卷一所引，不载吴氏《藏海居士集》中。当时龚相亦有《学诗诗》，即和吴氏之作。
　　《诗人玉屑》亦引之云：
　　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才知岁是年；
　　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
　　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几许搜肠觅句联；
　　欲识少陵奇绝处，初无言句与人传。
　　这都是以禅喻诗，开《沧浪诗话》之先声。《陵阳室中语》述韩氏语云：“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语此。”(《诗人玉屑》卷五引)吴可《海藏诗话》也说：“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可知他们的论诗宗旨与方法都是一样的。
　　诚斋(杨万里)论诗颇带禅味。其诗论中禅味最足者，如《书王右丞诗后》云：“晚因子厚识渊明，早学苏州得右丞；忽梦少陵谈句法，劝参庾信谒阴铿。”(《诚斋集》七)又《读唐人及半山诗》云：“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诚斋集》八)《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云：“要知诗客参江西，政如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诚斋集》三十八)答《徐子材谈绝句》云：“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诚斋集》三十五)这几首诗都是他的论诗宗旨，比《诚斋诗话》所言尤为重要。而诗中所有字面，如参透，如传法，如关捩云云都是禅家话头。其故作不了了语，也落禅家机锋。(注25)宋朝的文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用禅悟来论诗的还有很多，例如李之仪、曾几、葛天民、赵蕃、戴复古、杨梦信、徐瑞、范温、张镃、张炜、邓允端、叶茵等人(注26)。其中理论最成系统、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严羽。他的名著《沧浪诗话》，中心内容是以禅喻诗，以悟论诗。下面引几处最突出的为例。
　　1.夫学诗者……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頞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2.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
　　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3.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4.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
　　5.须参活句，勿参死句。
　　6.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注27)
　　这里他讲学诗的门径是“参”，所求是“透彻之悟”，写诗要“不落言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理是禅家的，连话头也是禅家的，可见受佛教的影响是如何深远了。
　　严羽《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对后来的影响很大。宋朝以后，文人引用禅理来讲诗文的也很不少。例如明朝的谢榛说：“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注28)
　　屠隆说：“诗道有法，昔人贵在妙悟。……如禅门之作三观，如玄门之炼九还，观熟斯现心珠，炼久斯结黍米，岂易臻化境者。”(注29)钟惺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自知之而无可奈何。”(注30)释普荷说得更加明显：“太白子美皆俗子，知有神仙佛不齿。千古诗中若无禅，雅颂无颜国风死。惟我创知风即禅，今为绝代剖其传。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从此作诗莫草草，老僧要把诗魔扫，那怕眼枯须皓皓。一生操觚壮而老，不知活句非至宝。吁嗟至宝声韵长，洪钟扣罢独泱泱。君不见，严沧浪。(注31)
　　严羽之后，引用禅理来论诗的人，最重要的是清朝的王士禛。他是清朝初年的大作家，当时推为诗坛盟主，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很重要。他发展司空图的韵味说和严羽的妙悟说，主张诗的最高境界是“神韵”。他著作很多，经常用诗、禅相通的道理来阐明最上乘的诗的奥秘。例如：
　　1.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上。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池北偶谈》)
　　2.洪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指。
　　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平地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二义也。”(《渔洋诗话》)
　　3.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
　　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慎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蚕尾续文》)
　　4.严沧浪论诗，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论”，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透可寻”云云，皆发前人未发之秘。(《分甘余话》)
　　5.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香祖笔记》)
　　6.僧宝传：石门聪禅师谓达观昙颖禅师曰：“此事如人学书，点画可效者工，否则拙。何以故？未忘法耳。
　　如有法执，故自为断续。当笔忘手，手忘心，乃可。”此道人语，亦吾辈作诗文真诀。(《居易录》)
　　由禅的境界悟出“神韵”，并进而宣扬“诗禅一致”，这比严羽的偏重比况更进了一步。
　　第三章　佛教与中国俗文学
　　俗文学是流行于民间为大众所喜爱的文学，是不被士大夫阶层尊重的文学。魏晋以后，佛教势力深入民间，一般人民的生活和佛教的关系特别密切，因而佛教对于俗文学的影响也就特别深远。几乎可以说，隋唐以后各种体裁的俗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的熏染。这方面的情况是复杂的，内容是丰富的。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是佛教自己的俗文学创作，即所谓“变文”；二是受佛教影响的其他俗文学作品，这又可以分作四个方面：(一)传布方式，(二)体裁，(三)题材，(四)思想。
　　一、佛教的俗文学创作——变文
　　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想让中国的广大人民信受奉行，就要翻译佛教的经典，就要宣扬佛教的教义。中国古代文化不普及，识字的人不多，加以佛教教义深微繁富，领悟不很容易，所以宣传解说就要讲求技术。一要通俗，通俗才能够普及；二要有情趣，有情趣才能够吸引群众。
　　南北朝时期，宣扬佛教教义已经有了精通技术的专家。一种是长于咏经和歌赞的“经师”。慧皎《高僧传》说：“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注32)他为许多经师立传，说他们“经声彻里许，远近惊嗟，悉来观听”(注33)，“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注34)。“若乃八关长夕，中宵之后，四众低昂，睡蛇交至，宗则升座一转，梵响干云，莫不开神畅体，豁然醒然。”(注35)
　　另一种是长于宣唱或唱说的“唱导师”。慧皎《高僧传》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若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至如八关初夕，旋绕周行，烟盖停氛，灯帷靖耀，四众专心，义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泣含酸。于是合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爱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遑迫怀抱，载盈恋慕。”(注36)
　　唱导不是诠释式的讲经，而是演义式的讲经，所以可以“谈无常”，“语地狱”，“征昔因”，“核当果”，“谈怡乐”，“叙哀戚”，总之，是用可歌可泣的故事来感动人心。因为是讲故事，所以到“胜集难留”的时候听众还会“载盈恋慕”。
　　唱导师宣唱的言辞，有的是应时编撰的，这就是所谓“言无预撰，发响成制”(注37)。也有的是先后传承，早已写成本子，备一般僧徒采用的，慧皎《高僧传》说：“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缪，其中传写讹误，亦皆依而宣唱。”(注38)
　　这种旧本的具体内容如何，现在无从知道，推想与后来的变文可能有相似之点(也许就是变文的前身)，那么，这应该是佛教创作的最早的俗文学作品了。
　　南朝末年，经师和唱导师的专业逐渐合流，通俗的宣讲逐步得到发展，到唐朝就成为“俗讲”。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当时长安有不少出名的俗讲法师，如左街的海岸、体虚、齐高、光影，右街的文溆等。其中的文溆尤其有名，甚至敬宗皇帝都“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注39)。
　　俗讲有本子。据近年来一些人的考证，这本子就是发现于敦煌石室的“变文”。就现存的变文来看，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演述佛经故事的，如《维摩诘经讲经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等；另一类是演述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等。演述佛经故事的变文自然是俗讲师作的。演述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变文，有的可能也是俗讲师作的。赵璘《因话录》说：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YIN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甿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
　　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注40)
　　所讲的内容不是空有之义，被人指斥为“YIN秽鄙亵”，“徒以悦俗邀布施”，高明一些的释徒“亦甚嗤鄙之”，可见未必都是佛典之内的事了。
　　变文用的几乎都是散文韵文交替的体裁。内容故事性强，有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繁缛的铺叙，所以在唐、五代时期成为群众喜爱的俗文学作品。下面举两段为例。
　　1.经云：“于是文殊”乃至“入城”。
　　文殊受敕，领众前行，声闻五百同随，菩萨八千为伴。于是庵园会上，听众无边，陪大士尽往于毗耶，从文殊同过于方丈。时当春景，千花竞笑于园林；节届青阳，万木皆荣于山野。由是文殊师利亲往方丈之中，遂设威仪，排比行李。于是宝冠覆顶，璎珞严身，辞千花台上世尊，问一丈室中居士。龙神引路，菩萨前迎。瑞气盈空，天花映日。幢幡乃双双排路，龙节而队队前行。毫光与晃日争辉，雅乐与梵音合杂。菩萨八千侍从，声闻五百同行，一时礼别慈尊，尽赴维摩问疾。是时也，人浩浩，语喧喧，杂沓云中，欢呼日下。遏翠微之瑞气，散缭绕之祥霞。肉发峨峨，珠衣灼灼。曳六铢之妙服，戴七宝之头冠，蹙金缕以叠重，动香风而逦迤。领雄雄之师子，举步可以延风，座千叶之莲花，含水烟之翠色。领天徒之众类，离佛会之庵园。天女天男，前迎后绕，空中化物，云里遥瞻。整肃威仪，指挥徒众。毗耶城里人皆见，尽道神通大煞生。
　　文殊队仗实堪夸，暂别牟尼圣主家。
　　迎引仙童千万队，相随菩萨数河沙。
　　金冠玉佩辉青目，云服珠璎惹翠霞。
　　师子骨仑前后引，翻身却坐宝莲花。
　　……(《维摩诘经讲经文·文殊问疾卷》)
　　2.六师闻语，忽然化出宝山，高数由旬，饮岑碧玉，崔嵬白银，顶侵天汉，丛竹芳薪。东西日月，南北参辰。
　　亦有松树参天，藤萝万段，顶上隐士安居。更有诸仙游观，驾鹤乘龙，仙歌缭乱。四众谁不惊嗟，见者咸皆称叹。
　　舍利弗虽见此山，心里都无畏难，须臾之顷，忽然化出金刚。其金刚乃作何形状？其金刚乃头圆象天，天圆只堪为盖；足方万里，大地才足为钻。眉郁翠如青山之两崇，口塅塅犹江海之广阔。手执宝杵，杵上火焰冲天，一拟邪山，登时粉碎。山花萎悴飘零，竹木莫知所在。百僚齐叹希奇，四众一时唱快。故云金刚智杵破邪山处，若为：
　　六师忿怒情难止，化出宝山难可比。
　　崭岩可有数由旬，紫葛金藤而覆地。
　　山花郁翠锦文成，金石崔嵬碧云起。
　　上有王乔丁令威，香水浮流宝山里。
　　飞仙往往散名华，大王遥见生欢喜。
　　舍利弗见山来入会，安详不动居三昧。
　　应时化出火金刚，眉高额阔身躯礧。
　　手执金杵火冲天，一拟邪山便粉碎。
　　外道哽噎语声嘶，四众一时齐唱快。
　　(《降魔变文》)
　　二、其他俗文学作品所受佛教的影响
　　(一)传布方式
　　中国的俗文学作品，起初几乎都是对听众讲唱的底本。这种对听众讲唱的传布方式是僧徒所用，由寺院外流，直接传与诸色伎艺人的。唐宋以后中国俗文学作品的繁富兴盛，同对听众讲唱的传布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六朝时期的转读、唱导，唐朝的俗讲，集会的场所都在寺院里。集会有定期，名叫道场或法会。讲唱的内容，时代越靠后，故事的成分越浓厚，“邀布施”的目的越明显。这种讲唱故事以换取报酬的办法自然会有伎艺人来模仿，例如晚唐时期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的诗：
　　妖姬未着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
　　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
　　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
　　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注41)
　　可见那时候讲唱变文的已经不限于僧徒，而且地点也不限于寺院了。
　　到宋朝，情况有了更大的变化，讲唱故事名为“说话”，场所由寺院搬到瓦肆(市场)。据孙楷第先生考证，宋朝“说话”(即后来所谓“说书”)有四家：一是“小说”，即银字儿，包括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说铁骑儿；二是“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弹唱因缘；三是“讲史书”；四是“合生”和“商谜”(注42)。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说：
　　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说经诨经”的名手是：
　　长啸和尚，彭道(名法和)，陆妙慧(女流)，余信庵，周太辩(和尚，一作春辩)，陆妙静(女流)，达理(和尚)，啸庵，隐秀，混俗，许安然，有缘(和尚)，借庵，保庵，戴悦庵，息庵，戴忻庵
　　可见这时期，尘俗故事的势力越来越大，演述佛经故事已经不能占据主流地位。但是说经的还有僧徒，由道场而伎艺场的递嬗痕迹是相当明显的。
　　讲唱故事走出寺院，成为伎艺之后，自然会很快地往四外传布。苏轼《东坡志林》说：
　　涂(途)巷小儿薄劣，为家所厌苦，辄与数钱，令聚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颦蹙有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陆游诗：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讲唱的场所深入街巷和村庄，这就为俗文学作品的繁荣滋长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二)体裁
　　从文体方面看，佛经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散文中搀杂着不少韵文的成分。经中直说义理的散文名叫“长行”，长行之后，重述长行内容的诗歌名叫“重颂”，此外还有不依长行而独立叙说义理的诗歌，名叫“偈颂”。重颂和偈颂都是韵文。佛经一般是用散文和韵文交替出现的体裁，也有少数是通篇使用韵文。正统的讲经，有讲有唱，就是适应佛经的这种体裁。隋唐以后的俗讲，用的也是讲唱交替的形式。孙楷第先生说：
　　唐、五代俗讲本分两种：一种是讲的时候唱经文的。
　　这一种的题目照例写作“某某经讲唱文”，不题作变文。它的讲唱形式，是讲前唱歌，叫押座文。歌毕，唱经题。唱经题毕，用白文解释题目，叫开题。开题后背唱经文。
　　经文后，白文；白文后歌。以后每背几句经后，即是一白一歌，至讲完为止。散席又唱歌，叫解座文。一种是不唱经文的，形式和第一种差不多，只是不唱经文的。内容和第一种也有分别。第一种必须讲全经。这一种则因为没有唱经文的限制，对于经中故事可以随意选择。经短的便全讲。经长的，便摘取其中最热闹的一段讲。然而在正讲前也还要唱出经题。所以这一种也是讲经文一体，但照例题作变文。(注43)
　　这两种俗讲的本子，现在通称为“变文”。变文用讲唱交替的形式演述故事，在体裁方面为中国的俗文学开了一条路，唐、宋以后不少俗文学作品是用这种体裁写下来的。下面举几种最突出的例。
　　1.小说
　　唐朝的小说可以分为俗和雅两类。俗的是伎艺人演述的尘俗故事，有的称为变文，如《王昭君变文》，有的称为“话”，如《一枝花话》(注44)。雅的是文人写的传奇，如《柳氏传》《南柯太守传》等。演述尘俗故事的变文是直接从演述佛经故事的变文孳乳出来的。“话”的体裁如何，现在不能确知，推想同宋朝的话本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是这样，那么，“话”应该也是讲唱交替的形式了。传奇小说是文人的炫才之作，同变文的关系很少，但是，少数传奇小说好像也受了变文的影响，例如张鷟《游仙窟》就是用散文韵文交替的形式写的。
　　宋以后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短篇、长篇两类，都是由说话人创始的。短篇有宋人的“话本”，如《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里收的那些篇；有明朝人仿作的“拟话本”，如“三言”“二拍”(注45)里收的有些篇。这类短篇小说，一般是用诗或词开头，用诗煞尾；中间的关键处所，需要着重描画解说的，引用诗词或骈文来点染或印证；上场先写一个性质与正文有联系的故事，名叫“得胜头回”，然后转入正文。这样的格式，脱胎于变文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注46)。
　　同短篇小说一样，长篇小说也有说话人演述的话本，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有文人整理或仿作的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类长篇小说，除去分回之外，体裁同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在散文之中常常插入一些诗词。这种有文有诗词的体裁，甚至在书名上也表示出来，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瓶梅词话》之类。
　　2.鼓子词
　　鼓子词是流行于宋朝的一种俗文学艺术形式。这类作品篇幅短小，是供宴会时歌唱用的。作品流传到后代的不多，现在见到的有《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和《刎颈鸳鸯会》，前者见赵令畤的《侯鲭录》，后者见《清平山堂话本》。
　　两篇用的都是散文韵文交替的形式，虽然歌词部分比较雅驯，而体裁是模仿变文却是相当明显的。
　　3.诸宫调
　　诸宫调是流行于宋、金、元几个朝代的一种俗文学艺术形式，相传是北宋的伎艺人孔三传所首创。所以名叫诸宫调，是因为歌唱部分是联合许多不同宫调的乐曲。这种作品都是用散文韵文交替的形式演述长篇的故事，歌唱的曲调比较复杂，变化多。作品流传到现在的已经不多，只有《西厢记诸宫调》(通称《董西厢》)是完整的，另外两种残缺的是《刘知远诸宫调》和《天宝遗事诸宫调》(注47)。《西厢记诸宫调》共用乐曲一百九十三套(注48)，虽然重点在于歌唱，但是乐曲之前有散文的解说，这同变文的体裁还是一脉相承的。
　　4.宝卷
　　宝卷是从宋末一直延续到清末的一种俗文学艺术形式，和变文的关系特别密切，一般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认为它是变文的嫡系子孙。它继承变文，不只是形式，就是内容也大多是宣扬佛教教义的，例如流行很广的《香山宝卷》，不但传说是宋朝普明禅师所作，而且原名叫《观世音菩萨本行经》。宝卷存世的很不少，在民间的势力特别大，一直到清朝末年，各地还有刊印宝卷的场所，还有虔诚的宣卷活动。
　　5.弹词
　　弹词是明清两代盛行于南方的俗文学艺术形式，和妇女的关系特别密切，妇女最喜欢听，最喜欢看，清代还出了不少有名的女弹词作家(注49)。这类作品存世的还很不少，大约有三百部左右；篇幅都比较长，有些长达几百万字。弹词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以写男女悲欢离合的比较多，所以常常有细腻的描写，深挚的情思。弹词也是以歌唱为主，但是歌唱之间要插入一些讲说，这显然还是变文的传统形式。
　　6.鼓词鼓词是清朝北方民间特别流行的俗文学艺术形式。存世的作品特别多，几乎凡是小说里流行的故事没有不编成鼓词的。鼓词和弹词性质相近，也是以歌唱为主，唱词之间插入一些讲说，所不同的是内容偏于演述慷慨激昂的历史故事，歌唱的时候要用击鼓来伴奏。总之，就渊源说，鼓词也是远绍变文的。
　　中国的俗文学，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以外，直接间接受到变文影响的还有不少。例如戏剧是代言体，与小说等是叙事体有很大差别，但是中国戏剧的结构，有白有唱，有上场诗和下场诗，同变文和小说等讲唱的作品有不少相似之点，这显然也是受了变文的影响。
　　以上从俗文学作品的体裁方面谈了变文的影响。变文影响俗文学作品，同体裁有些关系的，还有叙事当中常常穿插些繁缛铺张绘影绘声的描写。例如《西游记》写二郎神和孙大圣作战的一部分：
　　……真君闻言，心中大怒道：“泼猴！休得无礼！吃吾一刀！”大圣侧身躲过，疾举金箍棒，劈手相还。他两个这场好杀：
　　昭惠二郎神，齐天孙大圣，这个心高欺敌美猴王，那个面生压伏真梁栋。两个乍相逢，各人皆赌兴。从来未识浅和深，今日方知轻与重。铁棒赛飞龙，神锋如舞凤。左挡右攻，前迎后映。这阵上梅山六弟助威风，那阵上马流四将传军令。摇旗擂鼓各齐心，呐喊筛锣都助兴。两个钢刀有见机，一来一住无丝缝。金箍棒是海中珍，变化飞腾能取胜，若还身慢命该休，但要差池为蹭蹬。真君与大圣斗经三百余合，不知胜负。那真君抖擞神威，摇身一变，变得身高万丈，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好便似华山顶上之峰，青脸獠牙，朱红头发，恶狠狠，望大圣着头就砍。这大圣也使神通，变得与二郎身躯一样，嘴脸一般，举一条如意金箍棒，却就是昆仑顶上擎天之柱，抵住二郎神，諕得那马流元帅战兢兢，摇不得旌旗，崩巴二将虚怯怯，使不得刀剑。这阵上，康、张、姚、李、郭申、直健传号令，撒放草头神，向他那水帘洞外纵着鹰犬，搭弩张弓，一齐掩杀。可怜冲散妖猴四健将，捉拿灵怪二三千。那些猴抛戈弃甲，撤剑丢枪，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归洞的归洞，好似夜猫惊宿鸟，飞洒满天星。……(第六回)
　　像这样用力渲染的写法，变文里是常见的，中国俗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里也常见，两者之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三)题材
　　俗文学作品的题材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现实生活中有佛教的成分，题材中自然也会有佛教的成分。如果深入地考察，把凡是与佛教有关系的事物都包容在内，那就几乎可以说，中国俗文学作品的大部分，题材与佛教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举例说，作品的故事内容不管是用什么体裁表现的，它常常会提到僧徒、寺院、修持、神通、菩萨、罗汉、乃至阎罗、地狱、鬼魂、报应等等，这样的题材当然是从佛教来的。中国的俗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从题材方面全面地辨析佛教的影响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这里只想举例谈谈两方面的情况：(1)有些俗文学作品的题材是直接从佛教来的；
　　(2)有些俗文学作品的题材是间接从佛教来的。
　　1.题材直接来自佛教的
　　中国的俗文学作品，有的主要不是演述佛教的故事，但其中却混合着不少佛教成分，例如《西厢记》写的是张君瑞和崔莺莺恋爱的故事，可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普救寺；《白蛇传》写的是许仙和白娘子恋爱的故事，其中却牵涉到金山寺的法海禅师；《红楼梦》写的是荣宁二府由盛而衰中许多儿女的绮丽生活，其中却夹写了栊翠庵和妙玉，直到宝玉参禅和出家。像这样一部分题材来自佛教的作品，在中国俗文学中是说不尽的，这里不能详细介绍。中国的俗文学作品，也有不少主要是演述佛教的故事。下面举几个最突出的例。
　　(1)以玄奘取经为题材的俗文学作品。唐朝初年，玄奘法师道经西域往印度取经，在当时是哄动许多国家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的情节是人民大众乐于知道的，所以后来就有说话人把它编成讲唱的故事，这就是宋朝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有人把它编成剧本，如金人院本《唐三藏》和元人杂剧《西游记》(注50)。后来唐僧取经的故事辗转流传，内容越来越丰富，情节越来越神奇，终于由明朝吴承恩组织扩充，写成一部伟大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这部小说主要写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带领猪八戒、沙和尚，保护玄奘往西天取经，经历八十一难，战胜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终于胜利归来的故事。全书充满惊险离奇的场面，诙谐机智的穿插，所以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这部小说对后来的俗文学作品影响很大。清朝中叶以后，有不少剧本是根据它编写的；有些经过改编，至今还在上演。
　　(2)目连救母的故事。这个故事出于《佛说孟兰盆经》，写目连仗佛法的威力，把母亲刘氏的鬼魂救出地狱的经过。唐朝的俗讲师曾经把这个故事铺叙成《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宋元以后，俗文学作品以这个故事为题材的不少，例如戏剧有宋元杂剧《目连救母》，明朝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清宫大戏《劝善金科》；宝卷有《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目连救母宝卷》等。一直到清朝末年，目连戏在地方戏的剧目里还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3)明朝释智达《归元镜》。这是个很出名的剧本，全名是《异方便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作者用舞台扮演的形式，演述东晋慧远大师、五代永明寺禅师和明朝云栖莲池大师的出家成道以及传灯弘法的故事，意在劝导世人以祖师为榜样，念佛戒杀，慈悲乐道，以便往生西方。这个剧本是根据三位大师的真实事迹编的，所以内容完全是佛教的。
　　2.题材间接来自佛教的
　　有些俗文学作品的内容，表面看来似乎与佛教无关，其实是根据佛典中的故事改编的。下面举几个最突出的例。
　　(1)六朝志怪小说《阳羡鹅笼》的故事。内容是这样：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
　　“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
　　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
　　“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又晚，当与君别。”
　　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借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注51)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酉阳杂俎》云，‘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
　　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遂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所云释氏经者，即《旧杂譬喻经》，吴时康僧会译，今尚荐；……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
　　(2)唐人李复言的传奇小说《杜子春传》(注52)。这篇小说是模仿佛教“烈士池”的故事编写的。烈士池的故事见《大唐西域记》卷七，内容大致是说，有个隐者在烈士池旁边结庵，筑坛作法，求一个烈士，很久没有得到。后来遇见一个烈士，于是送给他金银五百，嘱咐他用完了再来取。往复几次之后，烈士要求效命，作为报答。隐者说没有其他要求，只希望他一夜不出声。烈士慨然应允，于是受命拿着长刀站在坛旁。隐者念咒作法，到天快亮的时候，烈士忽然惊叫，因而火从空中下来。隐者赶快引烈士到池中避难。后来问烈士何以出声，烈士说夜里看见许多可惊可怕的幻景，都没有动摇，最后看见自己的儿子被杀，心中不忍，所以失声。《杜子春传》的情节与此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换成中国的背景和人物，说是一个人名叫杜子春，不务正业，耗完了家产之后，遇见一个老人，几次给他钱用。最后他到华山去见老人，老人却是个道士，供给他酒饭之后，教他忍受一切境界，不动不语。以后他经历恶鬼、猛兽、地狱等种种魔障，都没有出声，最后托生为女人，生子，孩子被丈夫摔死，因为心情激动，不觉失声。这个故事情节很新奇，对后来的俗文学作品有不小的影响，例如《醒世恒言》中的《杜子春三入长安》，清人戏曲《广陵仙》和《扬州梦》，都是演述这个故事的。
　　(3)元朝李好古的《张生煮海》杂剧。这个剧本的故事是说潮州人张羽和东海龙王第三个女儿琼莲相恋，中秋节的晚上，张羽到海上去寻找琼莲，遇见一个道姑，送给他银锅、金钱和铁杓，教他舀海水在锅里煎熬，锅里水浅，海水就会随着变浅，这样就能够迫使龙王许婚。张羽这样做，龙王果然被迫把琼莲许配他成婚。据霍世休考证(注53)，这个煮海的故事是从佛教来的，因为《贤愚经》卷九《大施抒海品》有菩萨抒海迫使龙神送还宝珠，以度济一切众生的故事，《生经》《堕珠着海牛经》和《摩诃僧祇律》里也有这样的故事(注54)。
　　(四)思想(注55)
　　在中国过去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人数不多，受佛教思想熏染最多的是一般人民群众，因而俗文学作品所受佛教的影响，同正统文学比起来，就显得特别广泛，特别深远。几乎可以说，一千多年来各种体裁的俗文学作品，如果深入地辨析，就会随时随地发现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佛教思想的成分。其中有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宝卷的宣扬佛教教义，六朝志怪小说《宣验记》《冥祥记》之类的表现因果报应思想；
　　有的表现得不很明显，如泛泛推奖慈悲喜舍，慨叹人生如梦。
　　这类作品很多，表现佛教思想的方面、方式和程度又各式各样，因而要全面地介绍是困难的。下面分作五个方面——无常苦空，地狱轮回，因果报应，修持得福，多种神通，简略地谈谈主要的情况。
　　1.无常苦空
　　人生是苦，万法皆空，因而理想的立身处世的好办法是出世，求解脱，这是佛教的根本思想。中国俗文学作品中有的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如唐人传奇小说沈既济的《枕中记》，清朝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续黄粱》；也有的在一部分情节里表现了这种思想，如著名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的结尾是孝哥出了家，《红楼梦》的结尾是贾宝玉出了家。举《聊斋志异》的《画壁》为例。
　　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兰若，殿宇禅舍俱不甚弘敞，唯一老僧挂褡其中。见客入，肃衣出迓，导与随喜。殿中塑志公像。两壁图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见殿阁重重，非复人世。一老僧说法座上，偏袒绕视者甚众。朱亦杂立其中。少间，似有人暗牵其裾。回顾，则垂髫儿，冁然竟去。履即从之。过曲栏，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回首，举手中花，遥遥作招状，乃趋之。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既而闭户去，嘱勿咳，夜乃复至。如此二日。女伴觉之，共搜得生，戏谓女曰：“腹内小郎已许大，尚发蓬蓬学处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语。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欢。”群笑而去。生视女，髫云高簇，鬟凤低垂，比垂髫时尤艳绝也。四顾无人，渐入猥亵，兰麝熏心，乐方未艾。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缧锁锵然。旋有纷嚣腾辨之声。女惊起，与生窃窥，则见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绾锁挈槌，众女环绕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贻伊戚。”又同声言：“无。”使者反身鹗顾，似将搜匿。女大惧，面如死灰，张皇谓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启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闻靴声至房内，复出。未几，烦喧渐远，心稍安，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朱局蹐既久，觉耳际蝉鸣，目中火出，景状殆不可忍，惟静听以待女归，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时孟龙潭在殿中，转瞬不见朱，疑以问僧。僧笑曰：“往听说法去矣。”问：
　　“何处？”曰：“不远。”少时，以指弹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游不归？”旋见壁间画有朱像，倾耳伫立，若有听察。僧又呼曰：“游侣久待矣。”遂飘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孟大骇，从容问之，盖方伏榻下，闻叩声如雷，故出房窥听也。共视拈花人，螺髻翘然，不复垂髫矣。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贫道何能解？”朱气结而不扬，孟心骇而无主。即起，历阶而出。
　　2.地狱轮回
　　地狱轮回也是佛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种思想，往生净土才显得更加紧要，更加迫切。从常识上看来，这种设想的境界是可怖的，因而也就特别容易引起人的好奇心。从六朝的志怪小说起，俗文学作品描述地狱轮回情况的很不少，如目连救母的故事，《聊斋志异》里的《席方平》，都是很有名的。这里举南朝齐王琰《冥祥记》里的一则为例。
　　晋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也。……泰年三十五时，尝卒心痛，须臾而死。下尸于地，心暖不已，屈伸随人。留尸十日，平旦，喉中有声如雨，俄而苏活。说初死之时，梦有一人，来近心下。复有二人，乘黄马。从者二人，夹扶泰腋，径将东行。不知可几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色青黑，状锡。将泰向城门入。经两重门。有瓦屋可数千间；男女大小亦数千人，行列而立。吏着皂衣，有五六人条疏姓字，云当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须臾，将泰与数千人男女一时俱进。府君西向坐，简视名簿讫，复遣泰南入黑门。有人着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问生时所事：“作何孽罪？行何福善？谛汝等辞，以实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间，疏记善恶，具有条状。不可得虚。”泰答：“父兄任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学而已，无所事也，亦不犯恶。”乃遣泰为水官监作使，将二千余人运沙裨岸。昼夜勤苦。后转泰水官都督知诸狱事，给泰马兵，令案行地狱。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杖，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堕，随沸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量，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离断。……出此舍，复见一城，方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更受变报。泰入其城，见有土瓦屋数千区，各有坊巷。正中有瓦屋高壮，阑槛采饰。有数百局吏对校文书，云杀生者当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盗者当作猪羊，受人屠割；YIN泆者作鹤鹜獐麋；两舌者作鸱枭鸺鹠；捍债者为驴骡牛马。泰案行毕，还水官处。……主者曰：“卿无罪过，故相使为水官都督；不尔，与地狱中人无以异也。”……语毕，主者开滕箧，检泰年纪，尚有余算三十年在，乃遣泰还。临别，主者曰：“已见地狱罪报如是，当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恶随人，其犹影响，可不慎乎！”……(注56)
　　3.因果报应
　　宣扬佛教教义，引导广大群众相信佛教，力量最大的莫过于因果报应的传说和描述。俗文学作品有劝善止恶的作用，所以常常演述因果报应的故事，阐明报应不爽的思想。从南北朝起，历代各种体裁的俗文学作品，以果报为主要内容的，尤其是一部分情节表现果报思想的，可以说数也数不清。有的甚至是全部谈果报的，如六朝志怪小说《宣验记》和《冥祥记》，清初的长篇小说丁耀亢《续金瓶梅》和蒲松龄《醒世姻缘传》。果报有善报和恶报的分别，但是比较多的是演述恶报。举北齐颜之推《冤魂志》里的一则为例。
　　梁武帝欲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访。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亲族，多赍财货，往湘州治生。经年营得一筏，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稀有。还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绳墨。弘氏所卖衣裳缯彩，犹有残余，诬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过制，非商贾所宜，结正处死，没入其财，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临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黄纸笔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当陈诉。又书少卿姓名数十，吞之。经月，少卿端坐，便见弘来。初犹避捍，后乃款服，但言乞恩，呕血而死。凡诸狱官及主书舍人，随此狱事署奏者，以次殂没，未及一年，零落皆尽。其寺营构始讫，天火烧之，略无纤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注57)
　　4.修持得福
　　佛教理论的最高希求是度一切苦厄。离苦得乐要有条件，这就是修持。看破红尘，出家修道，是修持；不出家，能够敬三宝，持斋茹素，也是修持；再其次，只是乐善好施，克己利人，也是修持。修持能够得福，富贵寿考，甚至往生净土。俗文学作品表现这种思想的也很不少，这里只举《聊斋志异》的《菱角》为例。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从塾师读，道由观音祠，母嘱过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儿遨戏其中，发裁掩颈，而风致娟然。时成年十四，心好之。问其姓氏，女笑云：“我祠西焦画工女菱角也。问将何为？”成又问：“有婿家无？”女酡然曰“无也。”成言：“我为若婿，好否？”女惭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属焉。成乃出。女追而遥告曰：“崔尔诚，吾父所善，用为媒，无不谐。”成曰：“诺。”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倾慕之。归，向母实白心愿。母止此儿，常恐拂之，即浼崔作冰。焦责聘财奢，事已不就。崔极言成清族美才，焦始许之。成有伯父，老而无子，授教职于湖北，妻卒任所，母遣成往奔其丧。数月，将归，伯又病，亦卒。淹留既久，适大寇据湖南，家耗遂隔。成窜民间，吊影孤惶而己。一日，有媪年四十八九，萦回村中，日昃不去。自言离乱罔归，将以自鬻。或问其价，言：
　　“不屑为人奴，亦不愿为人妇，但有母我者，则从之，不较直。”闻者皆笑。成往视之，面目间有一二颇肖其母，触于怀而大悲。自念只身，无缝纫者，遂邀归，执子礼焉。媪喜，便为炊饭织屦，劬劳若母。拂意则谴之；而少有疾苦，则濡煦过于所生。忽谓曰：“此处太平，幸可无虞。然儿长矣，虽在羁旅，大伦不可废。三两日，当为儿娶之。”成泣曰：“儿自有妇，但间阻南北耳。”媪曰：“大乱时，人事翻复，何可株待？”成又泣曰：“无论结发之盟不可背，且谁以娇女付萍梗人？”媪不答，但为治帘幌衾枕，甚周备，亦不识所自来。一日，日既夕，戒成曰：“烛坐勿寐，我往视新妇来也未。”遂出门去。三更既尽，媪不返。心大疑。俄闻门外喧哔，出视，则一女子坐庭中，蓬首啜泣。惊问何人，亦不语。良久，乃言曰：“娶我来，即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惊，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于胡大成，不意胡北去，音信断绝。
　　父母强以我归汝家。身可致，志不可夺也！”成闻而哭曰：“即我是胡某。卿菱角耶？”女收涕而骇，不信。相将入室，即灯审顾曰：“得无梦耶？”于是转悲为喜，相道离苦。先是，乱后，湖南百里，涤地无类。焦携家窜长沙之东，又受周生聘。乱中不能成礼，期是夕送诸其家。女泣不盥栉，家中强置车中。途次，女颠坠车下。遂有四人荷肩舆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舆，疾行若飞，至是始停。一老姥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婆，旦晚将至矣。”乃去。成诘知情事，始悟媪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祷，愿得母子复聚。母自戎马戒严，同俦人妇奔波涧谷。一夜，噪言寇至，即并张皇四匿。有童子以骑授母。母急不暇问，扶肩而上，轻迅剽遬，瞬息至湖上，马踏水奔腾，蹄下不波。无何，扶下，指一户云：
　　“此中可居。”母将启谢，回视其马，化为金毛犼，高丈余，童子超乘而去。母以手挝门，豁然启扉。有人出问，怪其音熟，视之，成也。母子抱哭。妇亦惊起，一门欢慰。疑媪为大士现身。由此持观音经咒益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庐焉。
　　5.多种神通
　　佛，菩萨，罗汉，得道的僧尼，有多种神通，如前知、变形态、降妖魔、治病以及做各种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也是俗文学作品里常常看到的内容，如上面所引《画壁》里的老僧和《菱角》里的观音大士就是，不再举例。
　　上面把常见于俗文学作品里的佛教思想分为五种。有的作品只表现其中的一种；有的常常兼表现其中两三种或三四种，《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里这类例证不少，也就不多举例了。
　　(注1)梁启超《佛典之翻译》：“盖东晋南北朝文体，正所谓‘八代之衰’，靡藻YIN声，令人欲哕，以此译书，何能达旨！安公瘏口匡救，良非得已。故其所监译之书，自谓‘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鞞婆沙序)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佛学研究十八篇》下册)
　　(注2)其中有的是出了家的，如东晋的慧远、唐朝的皎然等；有的是深信佛法的，如南朝的谢灵运、唐朝的王维等；有的是同出家人有深厚交谊的，如东晋的孙绰、宋朝的苏轼等。韩愈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大声疾呼地辟佛，传说他也曾参谒大颠。
　　(注3)扼要地说，就是上句(单数句)和下句(双数句)中对称的字，声调要平(平声)仄(上声、去声、入声)不同，例如“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是“平平仄仄平”。
　　(注4)《隋书·潘徽传》。
　　(注5)避免八病，目的主要是求得平仄协调。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考证：“其实‘八病’之说也非全出于沈约。……且据《南史》所载，也只有四病。
　　(注6)《四声三问》(《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注7)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注8)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注9)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注10)慧皎《高僧传》卷十五《僧辩传》：“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集第作声。”
　　(注11)《四声三问》。
　　(注12)均见《寒山子诗集》。
　　(注1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
　　(注14)《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八《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
　　(注15)《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注16)《初学集》八十三《读苏长公文》。
　　(注17)《洛阳伽蓝记》原序。
　　(注18)周祖谟校释本卷三。
　　(注19)卷七《竺道生传》。
　　(注20)《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六章。
　　(注21)《楞伽师资记》。
　　(注22)郭绍虞《诗品集解》校本。
　　(注23)郭绍虞《诗品集解》校本。
　　(注24)《苏东坡集》卷十。
　　(注25)四四《从韩驹吴可到杨万里》。
　　(注26)详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四七《严羽沧浪诗话》。
　　(注27)以上所引均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
　　(注28)《四溟诗话》一。
　　(注29)《鸿苞》十七。
　　(注30)《隐秀轩文·往集》。
　　(注31)《滇诗拾遗》卷五。
　　(注32)卷十五经师科总论。
　　(注33)《帛法桥传》。
　　(注34)《释僧饶传》。
　　(注35)《释智宗传》。
　　(注36)卷十五唱导科总论。
　　(注37)慧皎《高僧传》卷十五《释道儒传》。
　　(注38)唱导科总论。
　　(注39)《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
　　(注40)《唐纪》五十九。
　　(注41)《才调集》卷八。
　　(注42)《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
　　(注43)《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
　　(注44)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注45)冯梦龙编《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和凌蒙初编《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注46)孙楷第先生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里说：“宋朝的说话，是直接继承变文的，唱法应当一样。但现在我们见到的宋人话本，多半是开端有诗词，中间成段的歌词没有。我想是刻书时删去了。明末的拟话本，照例开端有诗，相当于押座文。正讲前有入话，相当于开题。煞尾有诗，相当于解座文。这是讲经转变的老规矩。”
　　(注47)见明朝郭勋所辑《雍熙乐府》。
　　(注48)“套”就是“套数”。一个宫调也称套数。
　　(注49)如陶贞怀作《天雨花》，陈端生作《再生缘》，邱心如作《笔生花》。
　　(注50)题吴昌龄作，实际是杨景贤所作。
　　(注51)见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
　　(注52)《太平广记》卷十六。
　　(注53)《唐代传奇与印度故事》(《文学》第二卷第六号)。
　　(注54)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文学遗产》1980年一月号)也谈了不少这类情况，可参看。
　　(注55)以佛教为题材的作品自然也会表现佛教的思想。这里“题材”和“思想”分开讲，是为了解说的方便。
　　(注56)见鲁迅《古小说钩沉》。
　　(注57)引自徐震堮《汉魏六朝小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