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小说跟佛教的“龙王”传说在华人社会中的相互影响

2014/9/7    热度：761   

试论中国小说跟佛教的“龙王”传说在华人社会中的相互影响
　　曹仕邦
　　佛教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中辑（1995.07）
　　页567-583
　　--------------------------------------------------------------------------------
　　页567
　　这是仕邦准备在本中华佛学研究所下一个研究年度从事的研究范围，现在谨将所知在这次学术会议中提出它的大略，先向大家求教。本来计划中是“小说”与“戏曲”并论，为了节省篇幅，戏曲跟龙王传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暂置之不论。
　　如今华人已普遍接受“龙王是水域中统治水族的最高神祇”这一观念，不仅认为大海中有龙王，并且江河湖泊之中也有龙王，不然，不会除了沿海地区有龙王庙；连内陆河岸湖边也有龙王庙了。然而，“龙王”其实是通过佛教介绍进来的印度传说，在释迦遗教输入之前，中国人虽然已有“龙”的传说（注一），而且认为龙能“致雨”（注二），但却未知有“龙王”。据先秦典籍所戴，仅知北海的海神叫“北海若”，黄河的水神叫“河伯”（注三）；湘江的水神叫“湘君”，他有一位“湘夫人”（注四），大致仅此而已。可见中国传统上对水神的概念很简单。而“龙王”的观念，是随著佛教在华的发展而日渐被接受，其接受的过程是：佛教传来的龙王故事刺激了小说家们的灵感，采之入自己所著；而采入小说之后的龙王故事，却推波助澜地将“龙王”的概念扩散，终而为华人普遍接受。现在依下面三节论其发展的经过。
　　一 、汉魏六朝时的中国水神非龙王
　　“龙王”传说的进入中国，早期译经中较具体的表现是西晋竺法护
　　页568
　　（Dharmarak.sa，约二六六～三０八时人）于太康六年（二八五）译出的《海龙王经》四卷（注五）。据梁释慧皎（四九七？～五五四？）《高僧传》大正藏编号二０五九）卷六〈晋庐山释慧远传〉略云：
　　释慧远（三三四～四一六），伪秦建元九年（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三七三年）与弟子数十人届浔阳，见庐峰清净，始住龙泉精舍。此处去水大远，（慧）远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当使朽壤抽泉。言毕，清流涌出，后卒成溪。其后少时，浔阳亢旱，（慧）远诣池侧读海龙王经，忽有巨蛇从池上空（注六），须臾大雨，岁以有年。因号精舍为龙泉寺焉（三五九上页）。
　　按，公元三七三年左右去《海龙王经》译出的公元二八五年相去八十八年左右，未及百年已有中夏沙门诵此经求雨得灵应，似乎华人接受“龙王”相当的早。
　　然而据魏晋六朝文献所示，其时中国的水神尚非龙王。东晋干宝（约三一七～三二三时人）《搜神记》（注七）卷四略云：
　　卢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云：以为礼。积数年，复过，忽见湖中有大道，有数吏，乘车马来侯（欧）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须臾，达见，（欧）明甚怖，吏曰：无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后有礼，故要君。（青洪君）必有重遗君者，君勿取，独求如愿耳。如愿者，青洪君婢。（欧）明将（如愿）归，所愿辄得，数年，大富（三十二页）。
　　这里的彭泽湖神是“青洪君”，反映了东晋人心目中统治水域的神祇并非龙王。同书同卷又有三则“河伯”的故事（注八），从略不举，也反映了当时人心目中的水神非龙王。
　　此外，北宋李昉将宋以前小说辑成《太平广记》一书（注九），其卷二九三〈费长房〉条略云：
　　（东汉）费长房能使鬼神。后东海君见葛陂君，YIN其夫人，于是费长房敕系（东海君）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东海见其请
　　页569
　　雨，乃敕葛坡君出（东海君），即大雨也（一０四五．一八八页下）
　　同书卷二九四《晋孝武帝》条略云：
　　晋孝武帝（三七三～三九六在位）殿北窗下见一人，著白帢黄疏单衣，自称华林园水池中神，名淋涔君。帝取所佩刀郑之，空过无碍。神忿曰：当令君知之，少时而（帝）暴崩（一０四五．一九五页上）。
　　上引两则小说，一者的背景是东汉，另一者是东晋，而小说中的“东海君”是东海的水神，“葛陂君”是陂圳的水神，“淋涔君”是华林园水池中的水神，他们跟“青洪君”一样被称为“君”，大抵是从先秦时水神称“君（如湘君）”的传统而来（注一０）。可注意的是，上述四位水神都未被描写成“龙王”，可反映出自东汉以迄东晋，华人概念中的水神尚非龙王，而印度传说中不特海中有龙王，连江湖陂圳中也有龙王（后见）的。
　　到了南北朝时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水神仍非龙王。东魏杨炫之（约五三二～五四七时人）《洛阳伽蓝记》（大正藏编号二０九二）卷三《大统寺》条略云：
　　时虎贲骆子渊者，自云洛阳人，（北魏孝明帝）孝昌年（五三０～五三二）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樊）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徒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元宝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俱备。饮迄辞还，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老翁还，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岸对水，渌波东倾，唯见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及还彭城，（骆）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神也（一一０一上页）。
　　页570
　　按，洛水是隋唐时代转运江淮租米进入洛阳附近的洛口仓的水运航道（注一一），而这重要河道的水神在北魏时仍非龙王。《洛阳伽蓝记》是佛教史籍，则更反映了南北朝时中国人仍未普遍接受“龙王”的观念。仕邦遍检杨炫之所撰全书，未见洛阳地区有龙王庙，可作当时尚未接受龙王的旁证。
　　至于较早提到龙王是水神的故事，出现于唐初，北宋释赞宁（九一九～一００一）《宋高僧传》（大正藏编号二０六一）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略云：
　　释道宣（五九六～六六七），晦迹于终南（山）仿掌之谷。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道）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时天旱，有西域僧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涨数尺。有老人夜诣（道）宣求救。曰：弟子即昆明池龙也，时之无雨，乃天意也，非由弟子。今胡僧取利于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曰：尔可急求孙先生。老人至思邈石室，诉冤再三，云宣律师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余乃救尔。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许辄传，今事急矣，固何所恪。少选，捧方而至。邈曰：尔速还，无惧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涨数日，溢岸，胡僧术将尽矣，无能为也（七九０中～下页）。
　　这里所记的“昆明池龙”拥有“龙宫”，而且宫中藏有“上界不许辄传”的“仙方”，可见他是池中的龙王。因为龙王宫中藏有秘籍是印度传统的讲法（注一二）。然而这神话出现于沙门的传记中，则龙王传说仍仅为佛门中人所接受，尚未扩散至华人的俗世社会之中。
　　二 、求法沙门的事迹与所撰游记对小说家的影响
　　前面说过，龙王传说的推广是靠著小说家笔下的渲染，而小说家们又如何知道有龙王？当然，古时法师们在讲经说法之时会提到佛经中的龙王故事，从而自闻法的俗世善信口中再散播入社会；而中华佛教在古代更有所谓“俗讲”──将佛经的有趣故事改编成通俗易懂的文字，再依本讲说给教育水平不高甚
　　页571
　　或文盲的善信听受（这是研究文学史的学人们所熟知，无庸再加讨论），龙王故事也可通过俗讲而传播。然而，仕邦却注意到求法沙门的生平事迹和他们所撰游记的内容，或更能刺激小说家们的灵感。现在分别举一些例子：《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无畏传》略云：
　　释善无畏（六三七～七三五），本中印度人也，梵名戍婆揭罗僧诃（Subhaakarasi.mha）。（善无畏以驼负经至西州［今新疆省吐鲁番］），涉于河，龙陷驼足，没于泉下。畏亦入泉三日，止住龙宫，宣扬法化，开悟甚众。及牵驼出岸，经无沾湿焉（七一五上页）。
　　上述神话，必然是善无畏来华后自称曾进入河床下面的泉水中龙宫说法，然后故事流传下来而为僧史所吸收。畏公自言曾入龙宫，即谓曾见到龙王（注一三）。虽然善无畏并非西行求法的沙门，然而不论西行取经抑东迈弘法，所采的陆途路线相同，故也可视作和尚在域外“面晤”龙王（注一四）的经历。又释圆照（七三七～八０九）《悟空入竺记》（大正藏编号二０八九）（注一五）略云：
　　法界（即悟空（注一六），约七五一～七八九时人）所将舍利及梵经本，自彼中天（竺）来至汉界，经历堵货罗国五十七蕃中，有一城号骨咄国，城东不远有一小海，其水极深。当持（佛）牙经南岸而过，时彼龙神知有舍利，地土摇动，霹雳震雷，雹雨骤随。有一大树不远海边，时与众商投于树下，时首领商普告众曰：谁将舍利异宝殊珍，不尔，龙神何斯拗怒？有即持出投入海中，无令众人受兹惶怖。法界是时恳心祈愿，（祈龙神）放达本国，利济邦家，所获福因，用资龙力。从日出后泊于申时，祈祝至诚，云收雨霁，仅全草命（九八０中～下页）。
　　这是求法沙门在返国时行经堵货罗国一个“小海（内陆湖泊）”之时遇上雷电交加，雨雹同降的场面，而当时一同在树下躲避雨雹的外国商人认为众人中有人私带佛门圣物致激怒湖中“龙神”，而携有舍利佛牙的法界却暗中向龙神祈祷求宥。换言之，法界法师深信自己曾真个教湖中龙神震怒，故归国后为他人
　　页572
　　讲述而被圆照律师笔之于书。至于这“龙神”是否一位龙王？未敢研判。
　　不过，据正史所载，西域湖泊每传说有龙王居住，唐李延寿（卒于六七六～六七九之间）《北史》（注一七）卷九七〈西域传〉中的〈波知国传〉略云：
　　波知国有三池，传云：大池有龙王，次者有龙妇，小者有龙子。
　　行人经之，设祭乃得过，不祭多遇风雪之困（一四００上页）
　　然则法界所遇的龙神；他自己深信其存在的降施雨雹的那位龙神，若非“龙王”也应属“龙妇”或“龙子”吧！
　　至于求法沙门所撰游记中提到自己在域外所闻见的龙王或龙神故事，则有如下的记载：晋宋之际的释法显（卒于四二三以前）所撰《高僧法显传》（俗称《佛国记》，大正藏号二０八五）略云：
　　（僧迦施国）住处有一白耳龙，与此众僧作檀越，令国内丰熟，雨泽以时，无诸灾害。众僧感其惠，故为作龙舍，敷置坐处，又为龙设福食供养。每至夏坐迄，龙辄化形作一小蛇，两耳边白，众僧识之，铜盂盛酪，以龙置中，从上座至下座行之，伏若问讯、遍便化去，每年一出（八六０上页）。
　　这是求法沙门亲见域外西僧深信所崇拜的白耳龙能“令国内丰熟，雨泽以时，无诸灾害”而诚敬供养的情况。至于这每年出现一次的小蛇是否真个是白耳龙的化身，则我们不必深究，起码，这讯息记下了西域人对“龙神”的存在深信不疑。
　　此外，唐代玄奘三藏（六０二～六六四）口述西游见闻；释辩机（约六四五～六四九时人）笔受的《大唐西域记》（大正藏编号二０八七）则有“龙神”或“龙王”的记载四则（注一八），为了节省篇幅，今仅毕其卷三〈乌仗那国〉条中两则龙王故事中的一则以见，略云：
　　蓝勃卢山，山岭有龙池，周三十余里，清流皎镜。昔毗卢释迦王前伐，诸释四人拒军者，宗亲摈逐，各自分飞。其一释种（注一九）既出国都，中路有一雁飞趣其前，（引导彼至）此池侧，释种假寐树阴。池龙少女游览水滨，忽见释种，坐为人形，即而摩
　　页573
　　拊。释种警寤，陵逼野合，女曰：人畜殊途。释种乃誓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龙女举体成人。福力所感，龙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庆悦，乃谢释种曰：愿白父母。龙女远池，龙王心欣人趣 （注二０），情重圣族（注二一），遂从女请，乃出池而谢。释种遂即其宫，于是龙宫之中，亲迎备礼。释种睹诸龙之形，乃欲辞出，龙王曰：幸无远舍，邻此宅居，当令据疆土，称大号。（及至释种依龙王岳丈之教，杀乌仗那国之王而据其土之后）备法驾迎龙女还都。龙女宿业未尽，每至燕私，首出九龙之头（注二二）。释种畏恶，利刃断之。龙女惊寤，曰：非徒我命少有损害，而汝子孙当苦头痛。故此国（之王）族常有斯患，时一发动（八八三中～八八四上页）。
　　上面所引各则华夏求法沙门在域外所闻见的“龙神”或“龙王”故事，可谓多采多姿。仕邦所以认为这些故事更能刺激小说家们的灵感，是缘于一般小说家都属好奇的人，而求法沙门的事迹或他们所撰游记；都充满域外的趣事异闻，自然为他们所乐读。更有进者，前引奘公著作中述及人类跟龙王的公主成婚，这故事很易引起人们的幻想和遐思，属于上好的小说题材。
　　然而这些龙王故事有无被采入小说中？有！像《太平广记》卷四一九所收的唐李朝威（卒于七四一以后）（注二三）所撰（柳毅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略云：
　　唐仪凤中（约六七七），有儒生柳毅者，（至长安）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蛾脸不舒。（柳）毅诣之曰：子何苦自辱如是？妇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曰：妾洞庭（湖）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水（龙王）次子，而夫婿厌薄。既而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又得罪舅姑，毁黜以至于此（一０四六．～一四四上页）。（及柳毅携其家书至洞庭湖畔，依龙女所教程序进入洞庭龙宫后）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以书令达宫中，须臾，宫中皆恸哭（一０四六?一四四下～一０四六．一四五下
　　页574
　　页）。（此龙宫哭声惊动为上天囚系而付洞庭君看管之洞庭君弟钱塘君）俄有赤龙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幸玉柱，乃（挣破金锁）擘青天而飞（一０四六?一四五下～一０四六．一四六上页）。（及钱塘君吞食侄婿，携侄女返洞庭龙宫，更现人身相见柳毅后，钱塘君愿柳毅婚龙女，临之以威，毅凛然以大义拒之而后）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使前泾阳女拜毅以致谢。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一０四六．一四六下～一０四六．一四八上页）。（及柳毅重返人间又徙居金陵，缘媒氏之介而娶范阳卢氏女后）居月余，视其妻，深觉类于龙女。毅曰：夙为洞庭君女传书，至今为忆。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泾川之冤，君使得白，衔君之恩，誓心求报（一０四六?一四八页）。洎开元中（约七二七），上（唐玄宗，七一三～七五六在位）方属意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至开元末（七四一），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谪官东南，经洞庭，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驰来，有一人呼之曰：柳公来候耳。嘏省然记之，摄衣疾上，山有宫阙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容颜益少。欢宴毕，嘏乃辞行。自是以后，遂绝影响。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一０四六．一四九下页）。
　　《柳毅传》是仕邦目前见到中国小说中以人类跟龙王公主结合作题材的最早一部，其灵感应该来自《大唐西域记》所述释种跟龙王女儿结合的描写。何以言之？除了彼此题材相同之外，更有《大唐西域记》中的龙王父女居于山顶湖中，而《柳毅传》中的三位龙王──洞庭君是洞庭湖的龙王，钱塘君是钱塘江的龙王，龙女的家翁是泾河的龙王──都是江河湖泊中的龙王，跟释种的丈人同非属大海中的海龙王。按，小说家下笔之时每每受所据素材的左右，然则李朝威以河湖中的龙王为说，很明显是受玄奘三藏的著作所影响。何况，前引求法沙门所闻见的龙王故事，都发生于内陆的河流湖泊之中，未见提及海龙王，是以中国早期有关龙王的小说，未见所谓“四海龙王”了。
　　页575
　　（柳毅传）出现之后，元代有尚仲贤这小说增饰成〈洞庭湖柳毅传书〉杂剧（注二四），通过戏剧的演出，龙王故事更在社会中扩散（注二五），于是中国小说家以龙王作素材写入书中的日多，今举两部著名的神魔小说为例：明吴承恩（一五００？～一五八二？）《西游记》（注二六）和陆西星（一五二０？～一六０一？）（注二七）《封神演义》（注二八）中都有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的四位龙王（注二九），而前者更提到洪江（注三０）、泾河（注三一）、乱石山碧波潭（注三二）以至乌鸡国御花园中的八角琉璃井之内（注三三）均有龙王在管治水族。于是水域中到处有龙王的观念，便大大扩散于华人的社会。至于其他小说中提到的龙王（注三四），限于篇幅，在此不及细举了。
　　三、小说与建庙奉祠龙王的关系
　　自从描述柳毅与龙公主结合的小说在唐代中叶出现之后，以此龙王作题材的小说作者代有其人，已如上述。小说情节易感动人心，梁启超先生（一八三七～一九二九）早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注三五）畅论其事，而其他有关的论说可谓举不胜举。由于小说易动人心，因此华人社会中许多神明的供奉与庙宇的建立往往受到小说的影响。例如仕邦在香港、新加坡和国内都见奉祠“济公活佛”的庙宇或神坛，它们都是受到小说《济公传》（注三六）的流传而建立，而非受僧史所载济颠道济禅师（一一四八～一二０九）的事迹所影响。又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国内都有奉祠“莲花三太子”的庙宇或神坛。这位“三太子”是依《封神演义》所描述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注三七）之后，其师太乙真人以“莲花摘二枝，荷叶摘三个，（然后）将花勒下瓣儿，铺成三才，又将荷叶梗儿折成三百骨节；三个荷叶，按上中下，按天地人。真人将一粒金丹，放于居中；（将）哪吒魔魄望荷叶里一推”，于是“只听得一声响，跳起一个人来；面如傅粉，眼运精光，身长一丈六尺。此乃哪吒莲花化身”（注三八）而来（注三九）。以上都是小说内容深入人心之后，奉祠小说中所描述的圣僧或神祇的庙宇便应运而生了。
　　那么奉祠龙王的神庙是否亦如此这般地成立？元潜说友（约一二四一～一
　　页576
　　二八一时人）于宋度宗咸淳年间（一二六四～一二七四）在位，在位期间全用“咸淳”作年号）所撰的《咸淳临安志》（注四０）：卷七一〈祠祀〉一略云：
　　嘉泽庙，旧在（临安［今杭州］）钱塘门外，号钱塘湖龙君。庙始梁大同中（约五四０），（南宋）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周安抚淙以祷雨应，重建（四九０．七三一上页）。
　　据此，嘉应庙建于梁武帝（五０二～五四九在位）的大同年间。若此说确实，那就是远在唐代以“龙王”作题材的小说出现之前早有奉祠龙王的庙宇，然则前面的论说大可全部作废了。可是，仕邦所见其他方志的记载，各地龙王庙都建于赵宋之后（详后），奉祠钱塘湖（注四一）龙王的嘉应庙称建于六朝是仅见的记载，上述矛盾如何解决？
　　幸好，《咸淳临安志》在上引文字之后，附有所据的史料〈吴越王建庙碑〉的全文，略云：
　　盖闻四灵表瑞，则龙神功济于生民，百谷熟成，则水旱时关于阴隙。钱塘湖者，西临灵隐，东枕府城，澄千顷之波澜。梁大同中，湖庙尝置。唐咸通年（八六０～八七三），刺史崔彦曾重修之。自予（立碑人吴越王钱缪，九０八～九三一在位）建节，一郭军民，尽承（钱塘湖）甘润。固有龙神居止水府，兴旱涸之风雨。钱塘湖龙君与洞庭湖龙君、青草龙君，雁行之序，各通天波，原无祠庙。予统吴越山河，乃特于湖际选定基垌，兴土木之功。镜水清流，其湖周百余里，济物利人，亦无龙君之庙。予遂与钱塘龙君一时建立殿堂，同表奏闻，乞加懿号。果蒙天泽，并降徽章，其所奉敕旨，具录如后：钱缪普扇仁风，久施异政。其钱塘湖龙王庙宜赐号广润龙王，镜湖龙王庙宜赐号赞禹龙王，牒至准敕。正（当作“贞”）（注四二）明二年，岁丙子，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王钱缪（四九０．七三一页）。
　　据上引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缪于后梁末帝（九一三～九二三在位）贞明二年（九一六）所立的碑文所述，使我们发现：
　　第一、碑文称梁武帝大同年间尝置“湖庙”，这庙宇在唐咸通年间为刺史
　　页577
　　崔彦曾所重修，但都未明言这是一所“龙王庙”，以管见窥之，自梁至唐即使有庙，大抵也仅属奉祠湖神的庙。
　　第二、碑文称钱塘湖的龙君“原无祠庙”，故吴越王“特于湖际，选定基垌，创兴土木之功”，分明这嘉应庙是由钱缪首创，它跟以前的“湖庙”没有关连。
　　第三、碑文称“钱塘湖龙君与洞庭湖龙君、青草龙君，雁行之序”，所谓“雁行之序”指这三位龙君属兄弟关系。而钱塘龙君与洞庭龙君是昆仲这一讲法，出自唐代中叶李朝威所撰小说〈柳毅传〉中的创作，前此华夏典籍无此描述。然则碑文中这句话，透露了吴越钱氏深受〈柳毅传〉的影响。至于洞庭君与钱塘君更有一位兄弟叫“青草君”，应该是〈柳毅传〉深入人心之后，好事者据此作进一步推演的结果（注四三）。
　　基于上述三点，使我们知道吴越王建立龙王庙是受到小说所宣传的“龙王”概念的后效，而嘉应庙是目前仕邦找到的最早奉祠龙王的庙宇。潜说友下笔时未细读碑文，以致误梁代的“湖庙”便属龙王庙而已。
　　赵宋御宇而后，龙王庙出现日多，限于篇幅，谨能略举一二：南宋周应合（约一二四一～一二六四时人）《景定建康志》卷四四〈祠祀志〉一略云：
　　惠泽龙王庙，在水西门里　大军仓东。（北宋微宗，一一０一～一一二五在位）政和元年（一一一一）建（四八九?五七三上页）。
　　《咸淳临安志》卷七一〈祠祀〉一略云：
　　汤村龙王堂，政和二年（一一一二），汤村沙岸为潮水所冲，州县立龙王祠以祷之（四九０．七三０上页）。
　　同书同卷略云：
　　顺济龙王堂，在汤村镇。政和五年（一一一五），郡守李偃以汤村等处江潮侵啮，奏请用石版砌岸，因建庙（四九０．七三０下页～四九０．七三一上页）。
　　清徐景熹修，鲁曾煜等纂的《福州府志》（注四四）卷十五〈庙坛〉三略云：
　　页578
　　古田县。龙王庙在县东龙津，（宋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一）敕建（三七三下页）。
　　《咸淳临安志》卷七一〈祠祀〉一略云：
　　昭应朝，在白塔岭（南宋高宗，一一二七～一一六一在位）绍兴间（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建。旧传钱塘顺济龙王。
　　同书同卷略云：
　　孚应庙，在磨刀坑龙山渡，（南宋孝宗，一一六三～一一八九在位）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建。旧传水府龙王（四九０．三七０下页）。
　　以上是明志建于宋代的龙王庙，至於潜说友书中另有一些不知建于何代；但由历代宋帝赐扁额的龙王庙，这里均从略不举了。仕邦相信这些庙宇不会出现于描述龙王的小说出现之前。
　　缘于僧尼历来的讲经说法加上小说的推波助澜，“龙王”的概念日渐深入人心，因此奉祠这位水域中最高神祇的庙宇便建立起来了。如上述的嘉应庙，是为了钱塘湖的水量关系附近农业盛衰，故人们奉祠湖中龙王以祈求“兴旱涸之风雨”，因为龙能致雨是中国和印度共有的传统观念（注四五）。又因龙王被认为是水域中的最高主宰，故汤村一带的岸边受江潮侵蚀，人们便在用石版砌岸作防护之余，更建顺济龙王庙来祷祝它节制波涛。
　　宋代以后，小说撰写的发展更逾于前，这是治文学史的学人们所熟知，可无多论，而小说中不断采用“龙王”作题材，加上戏剧的点演，龙王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明代两部重要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与《封神演义》刊行之后，龙王庙的建立更多。为了节省篇幅，今仅举两个颇为具体的例子：清赵文在等修，（清仁宗，一七九六～一八二０在位）嘉庆十五年（一八一０）刊行，二十年（一八一五）增补的《长沙县志》（注四六）卷十二《秩祀》略云：
　　江神庙，大西门外水陆洲拱极楼前。龙王庙，号福湘安农龙王庙，在新开门间泐潭寺侧，（清世宗，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在位）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建，京颁龙王像二（一一一七页）。
　　页579
　　长沙的龙王庙建于清世宗之代，属于上述两神魔小说流行之后的产物。可注意的是，长沙人将“江神庙”与“龙王庙”并祠，原因大抵是先秦以来早有“湘君”是湘江水神的旧说（注四七），故龙王概念流行之后而江神的庙宇不可废。
　　此外，清钟铜山修，柯逢时纂的《武昌县志》（注四八）卷六〈祠庙〉略云：
　　龙王庙，在县东五丈港，（清德宗，一八七五～一九０八在位）光绪八年（一八八二）重修。龙塘龙王庙，在县东十五里水泾堤西，（清穆宗，一八六二～一八七四在位）同治六年（一八六七）重修。燕矶龙王庙，在县东三十里，大江滨。龙王庙，在县南一百二十里贤庾乡杨哲山巅（三一八页）。
　　按，武汉地区位置在长江中游，是我国这第一大江的最重要转口河港，如今武昌一县之内便有四座龙王庙，然则它们的出现，并非如长沙龙王庙之为了“福湘安农”，而是人们为了祈祷航运和旅行的安全而建。尤其燕矶龙王庙建于大江之滨，固然是为了方便船家或旅客就近上香祈福；而坐落于贤庾乡的龙王庙构筑于山颠，其建庙者的意愿多少是希望龙王高处峰顶，能俯视大江而保祐舟楫。更有进者，航船在大江中遥望远山之上有龙王庙，船上的人自然更增一分龙王保祐的安全感。这都是“龙王”概念深入人心的后效。
　　小　结
　　经过上面四节的探讨，使我们知道龙王原非中国固有的神祇，而这神祇通过佛教自印度介绍过来之后，中土僧俗在讲经说法以至作俗讲之时固然推广“龙王治理水域”的观念，而小说家们采用佛教的龙王传说作题材后，其作品对“龙王”的推广较之佛门更收效，从《咸淳临安志》所录的〈吴越王建庙碑〉的透露，知道龙王庙的建立，其始跟小说的流行竟然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佛教介绍进来的龙王传说跟中国小说之间，在华人的社会上确实起过相互的影响，而彼此均蒙其利。
　　页580
　　--------------------------------------------------------------------------------
　　注　释
　　注一：关于中国传统的“龙”底传说及其来源等问题，历来论者已多，而且跟本文关系不大，从略不论。
　　注二：《吕氏春秋》（所据版本是杨家骆先生主编的《增订中国学术名著第一辑》，编号００六九，世界书局，台北，民五十八年三版）卷十二〈召类〉略云：“以龙致雨”（本卷十二页背面）。
　　注三：《庄子》（版本参注二，编号００五八，民六十一年五版）外篇〈秋水第十七〉，二四七～二四八页。
　　注四：《九歌》（所据版本是收在南宋朱熹［一一二九～一一九九］《楚辞集解》中，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景印宋端平刻本第一册三页背面至六页正面是描述〈湘君〉的歌辞，而六页正面至八页正面则是描述〈湘夫人〉的歌辞。
　　注五：见梁释僧祐（四四五～五一八）《出三藏记集》（大正藏编号二一五四）卷二〈新集经论录）七页中。至于《海龙王经》这部圣典，如今可在《大正大藏经》中找到，其编号为五九八。
　　注六：按 ，梵文称“龙”为 Naga，这个字的本义是巨蛇。大抵古时华夏译僧有意将 Naga 翻译为“龙”，使代入中国传统的“龙”的观念之中，用以争取华人对佛经中的“龙”底重视。如今慧远诵《海龙王经》而见“巨蛇从池上空”，他当然认为是“神龙”显圣了，因为“龙”在僧徒心目中是“巨蛇”嘛！又按，仕邦阅《海龙王经》，其全书四卷都未言及龙能行雨，直到唐代实叉难陀（Siksananda，六五二～七一０）所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编号二七九），其卷四三〈十定品第二十七之四〉始言及龙王能降雨，略云：“难陀、跋难陀、摩那斯（等三）龙王及余大龙降雨之时，（雨）滴如车轴，无有边际，虽如是雨，云终不尽”（二二六上页）。然则慧远在晋世诵经求雨，大抵他心目中仍存著《吕氏春秋》所言“以龙致雨”（参注二）的观念。由于本身出家为僧，故向佛经中的龙王求雨以济万民。
　　注七：胡怀琛标点本，商务印书馆，上海，一九五七。
　　注八：在二十七～三０页。
　　注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引用简称《四库全书》）一０四三册～一０四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注一０：如葛陂君之有“夫人”，大抵是受到湘君有“湘夫人”之说（参注四）的影响。
　　注一一：后晋刘煦（八八八～九四七）《旧唐书》（艺文影印武英殿刊本，台北，约民四
　　页581
　　十八年至民五０年出版，以下引用二十五史均据同一版本）卷四九（食货志）一一０一下页。
　　注一二：如后秦鸠摩罗什（Kumarajjva，三四四～四一三）译《龙树菩萨传》（大正藏编号二０四七）一卷，便有龙树（Nagajuna）菩萨入海中龙宫阅读“方等深奥经典”的故事（一八四下页）。
　　注一三：仕邦考知这“入泉下龙宫说法”故事是善无畏来华后为了自增声价而杜撰的神话，参拙作〈西游记若干情节的本源三探〉一九九～二０一页，刊于《幼狮学志》十六卷二期，台北，民七十年。
　　注一四：参前注。
　　注一五：原名〈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后记〉，见于《十力经》（大正藏编号七八０）卷首的七一五下页～七一七下页，而今为《大正大藏经》编者将它抄出，编入《游方记抄》中并改今名。仕邦为了方便读者寻检，故引用它而不引述附于《十力经》前面的〈后记〉。
　　注一六：《悟空入竺记》称释法界返国后，为唐德宗（七八０～八０四在位）赐名悟空（九八一上页）。
　　注一七：版本参注一一。
　　注一八：这四则故事见于其书卷一〈屈支国〉条（七八０上～中页），同书同卷〈迦毕试国）条（八七四中～下页）。而同书卷三（乌仗那国）条则有两龙王故事，一则见于八八二中～下页，另一则见本文的正文所引。
　　注一九：“释种”指“释迦（Sakya）族”的族人。
　　注二０：其意是龙王喜欢人类中的“圣族”作快婿（参后注）。
　　注二一：由于佛陀是释迦族人，故佛家文献每每敬称释迦族为“圣族”。
　　注二二：印度传说中的龙王有许多个头（参日本望月信亨博士［一八六九～一九四八］《佛教大辞典》［世界圣典刊行协会出版，东京，1987年十一版］四九八四下页）。读者们若看过有关柬埔寨国的吴哥城（Ankor）──一座深受印度文化影响而建筑的古都──遗址的照片，或会注意到这石头城的入口处有座昂首的九首巨蛇的石雕大像（这九个头都是眼镜蛇的蛇头），这便是龙王的雕像。如今龙女缘于跟夫婿分离多时，一旦再聚，因性的兴奋而现出九个龙头的原形，因为她是龙王的女儿之故。
　　注二三：正文所引《柳毅传》述柳毅最后出现人间与表弟薛嘏相见在“开元末”，唐玄宗使用“开元”作年号止于第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则小说撰人李朝威当然是此年以后的人。
　　页582
　　注二四：见明臧晋叔《元曲选》（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中的〈集部〉癸集。
　　注二五：即使在近代，根据尚仲贤这一杂剧来改编的戏剧或电影仍有不少，后者包括国语片、粤语片、闽南语片和潮语片。而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间，香港更有大型现代歌剧“柳毅传书”巡回上演。
　　注二六：星洲世界书局出版，新加坡，一九七九。
　　注二七：《封神演义》一般均作 “元许仲琳撰”，而仕邦所以称作者属明代的陆西星是根据柳师存仁撰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Kowmmissionsverlag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1962）一一八～一二四页所考。
　　注二八：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民七十三年。
　　注二九：《西游记》中的四海龙王见于第三回，二十七～二十八页，又三十二页；第四十五回，五０三页，又五０六～五０七页。其中东海龙王又见于第十四回，一五三～一五四页。西海龙王又见于第四十三回，四七八～四八一页。北海龙王又见于第四十六回，五一八页。《封神演义》的四海龙王见于第十三回，一一四～一一五页。其中东海龙王又见于第十二回，一０一～一０七页，第十三回，一０八～一０九页。
　　注三０：《西游记》第九回，八十六～八十七页，又九十二页。
　　注三一：《西游记》第十回，九十九～一０五页。
　　注三二：《西游记》第六十二回，六八九页，又第六十三回，六九五～六九九页。
　　注三三：《西游记》第三十八回，四二一～四二三页。
　　注三四：例如明冯梦龙（约一六二四～一六三０时人）《古今小说》（世界文库，珍本宋明话本丛刊，无出版年代）卷三四〈李公子救蛇获称心〉述北宋士人李元救了西海龙王世子所变的小蛇，世子后来带李元入龙宫，龙王以名叫“称心”的女儿嫁给他。后来称心入考场盗取考题，李元便中高科（本卷一～一一页）。这小说的灵感当来自本文所引述的《搜神记》中彭泽湖神青洪君以名叫“如愿”的婢女赠欧明，其后欧明所谋皆如所愿的故事。尤其“如愿”与“称心”的意思差不多，均指“心想事成”。
　　注三五：收在《饮冰室全集》第一册，本文一九～二十二页，文光图书公司印行，台北，民四十八年。
　　注三六：关于济公故事的起源与流传；与乎第一部有关济公的小说《钱塘湖隐济颠道济禅师语录》（收在卍字续藏经第一二一册）跟清代小说家所撰三种《济公传》的关系等，请参日本泽田瑞穗氏〈济颠醉菩提にいて〉），刊于《天理大学学报》第
　　页583
　　三十一辑，昭和三十五年（一九五九）。
　　注三七：《封神演义》第十三回，一一五页。
　　注三八：同前注引书第十四回，一一八页。
　　注三九：佛经中所描述的哪托（Nata）：如北宋法贤所译《佛说最上秘密那拏天经》（大正藏编号一二八八）等的描述，都没有哪吒属“莲花化身”之说。
　　注四０：收在《四库全书》（参注九）第四九０册。
　　注四一：钱塘江口宽广，形如漏斗，据地图所示，其斗尾接近杭州的一段仍甚宽广似一湖泊，大抵人们便因此称这一能供灌溉；不虞海水倒灌的一段淡水水域为“钱塘湖”。
　　注四二：北宋欧阳修（一００七～一０七二）《五代史记》卷六七〈吴越世家列传〉略云：“梁太祖（九０七～九一二在位）即位，封钱缪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四０二上页上）。（梁）末帝贞明三年（九一七），如（钱）缪天下兵马都元帅（四０二下页）”。据此，钱缪的“吴越王”尊号受封于后梁，故他向梁末帝上表求赐钱塘龙王与镜湖龙王封号。梁末帝贞明二年为丙子年，故知应作“贞明二年”。至于改“贞”为“正”，大抵四库馆臣为避清讳之故，俟考。
　　注四三：目下研究计划尚未开始，未能遍检唐宋小说，故“青草君”的问题暂按下不表。
　　注四四：《中国方志丛书》（以下引用简称《方志丛书》）第七十二册，成文出版社，台北，民六十四年。
　　注四五：参注二及注六。
　　注四六：《方志丛书》第四册。
　　注四七：参注四。
　　注四八：《方志丛书》第三四八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