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老舍的佛学思想与他的不解佛缘
2014/9/7   热度:377
从时间上来说,佛教是诸宗教中最早撞击老舍心灵的;从交往的程度上来说,老舍与佛教的关系似乎也更为密切一些。然而,当老舍刚刚开始接触佛教时,却是被动的,不自觉的。换句话说,老舍是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中,与佛教结缘的。
当探讨老舍所受到的佛教影响时,联想到的第一个人,毫无疑问的便是“宗月法师”了。
关于“宗月法师”的情况,目前掌握的较少。只知道他姓刘,名德绪,字寿绵,是西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粤海刘家是内务府人,因祖上曾在广东负责过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刘寿绵家产万贯,好善乐施。他1925年出家,拜当时北京西四广济寺的住持现明法师为师,法名“宗月”。后来,“宗月法师”本人也曾经做过北京鹫峰寺的住持。
老舍小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上学的机会,完全是由于“宗月法师”信佛向善的结果。就老舍当时的家庭条件来说,是根本上不起学的。他的上学,完全得力于“宗月法师”乐于助人的鼎力帮助。老舍在回忆中曾经这样谈到“宗月法师”送他入学的情况: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象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宗月法师”的照顾,就不会有老舍读书的机会,老舍也就不会有后来所具有的文化知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宗月法师”改变了老舍的人生。
其次,是“宗月法师”慈悲助人的佛教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老舍,形成了老舍一生中好善乐施、同情穷人的品质。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法师”的向善、助人做为自己学习和效法榜样的。他不仅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积极地参加过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动,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保持着助人为乐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法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说:“老舍先生就是宗月法师”。如果说对老舍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亲的话,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宗月法师”了。同样,如果说母亲给予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的话,那么“宗月法师”就是老舍青少年时期重要的精神导师,走向人生的引路人。特别是“宗月法师”的苦行、向善、慈悲助人等佛教精神,曾经对老舍的一生发生过更直接、更现实、更深刻的影响。
正如老舍在悼念“宗月法师”的文章中所谈到的: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象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入私塾那样!”
谈到老舍与佛教的情缘,就不得不谈到另一位对老舍有过重要影响和帮助的人,那就是许地山。许地山除了在促使老舍创作兴趣的急遽增长上发生过重要作用之外,对老舍宗教信仰的选择也同样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1924年夏,老舍到达英国伦敦之后,与许地山交往较多,开始一个时期,两人就居住在一起。受许地山的影响,老舍又一次产生了“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和“研究一点佛学”的愿望。据老舍后来回忆:
“前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所以我请他替我开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中、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要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可是,我始终没有照这计划去做过。”如果说,老舍幼年时期接触佛教是处于被动的话,那么,这次接触佛教却是主动的了——许地山是在老舍的再三请求下才为其开出佛学必读书目的。尽管我们今天无法确切地知道老舍究竟读过多少部佛学著作,但它至少可以说明,老舍的确是读过佛经了,以至于使他后来禁不住感叹地说:“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另外,从“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的举动中也至少说明,老舍始终未有放弃对佛学的追求。
老舍在评价许地山的宗教信仰时曾经这样说:“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他似乎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做礼拜。他象个佛门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老舍用来评价许地山宗教信仰的这段话,实际上也是他本人最好的自白,正如舒乙所说:“拿来放在老舍本人身上,倒是也同样的恰如其分。说许地山,实际上,是说他自己。”事实也正是这样,老舍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基督教,但对佛教却始终怀着那么一种特殊的感情。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宗月法师”已经开始进入到老舍的作品之中。老舍在本时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首次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董善人的形象。董善人把自己的财产“完全布施出去”,带着五六个大姑娘(包括他的两个女儿)静心修行。“不单是由魔道中把她们提拔出来,还要由人道把她们渡到极乐世界里去。”当他听了李静的哭诉后,“一面落泪一面念佛”,再三解释说,“救人心灵比身体还要紧”,并力劝李静也来参加修行。从所描写的情况来看,这位董善人无疑是以“宗月法师”为原型的。从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宗月法师”的影子,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老舍对佛教的那种崇拜之情。
抗战时期,老舍对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价值都做了重新审视。正如他在《大地龙蛇》序中所说:“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相比之下,老舍在抗战时期对佛教更为钟爱。纵观他在本时期的文艺主张和作品创作中,始终都贯串着中华民族通过“涅槃”而获得新生的佛教文化思想。
1939年7月底,老舍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河南洛阳劳军。其间,曾游白马寺,并作旧体诗一首。诗云:“中州原善土,白马驮经来。野鹤闻初磬,明霞照古台。疏钟群冢寂,一梦万莲开。劫乱今犹昔,焚香悟佛哀。”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之时,老舍看到了佛教圣地白马寺,使老舍高兴万分。他在《剑北篇》中写道:“白马寺还在人间,白马寺万岁!”老舍对佛教的赞颂之情,由此可见一斑。10月前后,老舍随慰劳团至青海、甘肃一带劳军,其间也参拜了一些佛教寺院。深深扎根于老舍潜意识之中的佛教文化思想,这时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复苏的机会。
1940年9月4日,老舍应重庆缙云寺佛教友人之约前去参观汉藏教理院,并作了一次讲演。其中说:“研究中国文学的就得念屈原的《离骚》,研究英国文学的就得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也是一样,就得念但丁的著作。”“然而,但丁的《神曲》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地狱的景况,描写其地狱的惨状,这也许他是受了东方文化——佛教的影响”,“这种思想,颇与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心'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心'的存在,最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的不良心理。他希望“富于牺牲精神”的佛教出家人,“发心去做心灵的文学工作,救救这没有了'心'的中国人”。应该说,老舍所作的这篇有关佛教文化的著名讲演,对我们今天来探讨老舍的佛学修养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1年夏,老舍应邀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讲学。其间,他遇到了“精通佛学”的汤用彤老先生,于是“偷偷地读他的《晋魏六朝佛教史》,获益匪浅。”不久,老舍在《大地龙蛇》的创作中,写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赵老太太。剧本说她“佞佛好善,最恨空袭。儿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佛愈切”。她的儿子劝她说:“现在已是雾季了,不会再有空袭,何必还这么念佛呢?”她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佛是要天天念的!这三年多了,咱们的房子没教日本鬼子给炸平了,还不都是菩萨的保佑?”
此后,老舍对佛教文化做了更多的思考,我们从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思考的轨迹来。《火葬》这部作品取名的本身,就包含着中华民族在“涅槃”中求得新生之意。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为我们写出了一系列佛教人物及其受佛理感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佛教人物当属明月法师。是他,在沦陷的北平坚持着抗日活动,并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其中也包括钱默吟。经过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老舍对佛教也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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