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学术研究专著。它注重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探求与思考。其中，有从古文献的角度进行典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也有在古代文献、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典籍，审视中国文化，探险求典籍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究它们的结合点。它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典籍，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力求体现对古文献研究的特色，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倡有新的切入点，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出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是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和组织的。作者队伍的主干力量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２５所大学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中的学者和若干家在全国的影响的出版社的专家。同时，也吸收全国各相关学科的学者的符合于这套丛书宗旨的学术研究专著。
　　这套丛书的书稿将在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和出版社分别审定合格之后批推出。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在此谨致真诚的谢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５日

序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是汉语言文字学的一大宝库。近代学者誉之为“小学之渊薮，艺林之鸿宝”，（注解：清末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可与《尔雅》、《说文》并驾齐驱”的“唐代最有价值的训诂书”。（注解：何仲英《训诂学引论》第５２～５５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此书原为佛经音义集大成之作，也是在诸家字、韵书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其前的唐释玄应等的音义成果加以整理改造的古辞书。由于慧琳精通印度声明之学和华夏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故在为汉译佛经辨析字形、审定字音、解释字义时均详备而有据。特别可贵的是，所援引的群籍书证极为丰富，其中不少为早已亡佚的古籍。因此，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史料上看，此书确为值得学者们花费心血挖掘开采的宝藏。由于此书长期未得流传，研究无从谈起。直至清末此书从日本重新传入本土，对它的研究才真正开始。近一二十年，对此书的研究逐渐升温，带动了汉译佛经语言乃至中古汉语特别是古白话的研究，充实和填补了汉语史特别是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空白。
　　姚永铭君长期潜心研究《慧琳音义》，成果丰硕，成绩斐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９年）和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２００１年）都以《慧琳音义》为研究对象。记得姚君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并已着手撰写之际，系统研究《慧琳音义》的专著《慧琳音义研究》（１９９７年）出版了。（注解：徐时仪《慧琳音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周围的同学和同行都惋惜地说：“撞车了！”要不要改换论文题目？姚君与我认真商讨后一致认为：同类研究成果的发表实际上是好事。这虽然使继续研究增加了难度，但却促使研究向纵深发展。正如姚君本人在本书绪论中所说：“《慧琳音义》有待研究的内容还很丰富，对它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与它具有的实际价值极不相称。”正是基于对《慧琳音义》的执着钻研、深入开掘和全面了解，姚君迎难而上，写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本书，先后得到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昌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杭州师院和浙江大学等院校十多位评审专家的热情赞誉和高度评价。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严格评审后把本书作为《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慨然出资赞助出版。
　　本书紧紧围绕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全方位、多层次研究，涵盖面广博，深入挖掘《慧琳音义》中的宝贵材料，注意将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既有系统性，又有所侧重，着力探讨《慧琳音义》的对文字、音韵、训诂研究的重要价值，具体探究《慧琳音义》对六书研究、俗文字研究、异体字研究、汉字史研究、中古音系研究、《切韵》研究、古方音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外来词研究、俗语词研究、语源学研究、语词的文化内涵研究以及古籍解读等等文面的重要作用。对《慧琳音义》在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方面的重要价值也作了全面深入的阐发。最后阐述了《慧琳音义》的成就、影响和不足，并结合前人及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利用《慧琳音义》应注意的问题。论述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缜密精当。充分吸收前修时贤的研究成果并有大量商榷、补正意见，对一些名家名著也敢于有理有据地提出不同见解，胜义迭出。全书创新独到之处屡见不鲜。这，正是在《慧琳音义》研究论著涌现于各出版社和报刊而本书仍有出版价值的原因所在吧。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壹绪论

　　一、慧琳生平事迹考证
　　《一切经音义》（以下或简称《慧琳音义》）一百卷，唐释慧琳撰。慧琳，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五有“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传云：
　　释慧琳，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始事不空三藏，为室洒，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声明，支那诂训，靡不精奥。
　　唐处士顾齐之《新收一切藏经音义序》则云：
　　慧琳法师，俗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夙蕴儒求，弱冠归于释氏，师不空三藏，至于经论，尤精字学。
　　唐试太常寺奉礼郎景审《一切经音义序》云：
　　有大兴善寺慧琳法师者，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则大广智不空三藏之弟子矣，内精密教，入于总持之门；外究墨流，研乎文字之粹，印度声明之妙，支那音韵之精，既瓶受于先师，亦泉泻于后学。
　　综合这三家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１．慧琳是疏勒国人
　　疏勒，喀什噶尔的古称，本是塔里木盆地西北一个弱小的城邦国家。公元２世纪末，疏勒人统一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及帕米尔东部１３国，建立了高度文明的古代王国。《汉书·西域传上》：“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后法书·西域传》：“疏勒国，去长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阳万三百里。”此后《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厉代官修正史多有传。关于疏勒的名义，《慧琳音义》有说，该书卷二二“疏勒国”条云：“正去佉路数怛勒，古来此方存略呼为疏勒人，又讹数音为疏。然此名乃是彼国一山之号，因立其称。又或翻为恶性国，以其国人性多犷戾故也。”史炤《资治通鉴释文》有另一种说法：“疏勒，历德切，西域国。疏勒，其城名，因以为号。”（注解：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相符。
　　２．慧琳俗姓裴
　　《通史》卷一九二《边防八·疏勒》：“今其国王姓裴……侍子常在京师。”（注解：杜佑《通典》第５２２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旧唐书·裴玢传》：“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疏勒国王绰［纠］，武德中来朝，授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因留阙下，遂为京兆人。”《旧唐书·西戎传》：“疏勒国，即汉时旧地也。西带葱岭，在京师西九千三百里，其王姓裴氏……贞观九年，遣使献名马，自是朝贡不绝。开元十六年，玄宗遣使册立其王裴安定为疏勒王。”《新唐书·西域传》亦云：“疏勒……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位疏勒学者俗姓裴氏，或是疏勒王室成员。”（注解：林梅村《西域文明》第２４２页，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３．慧琳是不空的弟子
　　慧琳“经冠”出家，其早年经历不见于史传，唯《慧琳音义》卷二五《次辩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云：“慧琳幼年，亦曾禀受安西学士，称诵书学。”据《旧唐书·职官志三》：“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八品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兼习之。”《六典》曰：“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政令，有六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注解：李昉等《太平御览》第１１１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新唐书·选举志上》：“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又云：“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说明唐时书学的主要内容是《说文》、《字林》及其他字书。但慧琳童年师从的是安西学士，并不是博士，说明他学习的主要内容未必就是字学。“书学”在古代另有意义。
　　　　《后魏书》曰：“御史中尉李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书学，读诵经传。”（注解：李昉等《太平御览》第７０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臧荣绪《晋书》曰：“贾后二女：宣华、女彦。封宣华弘农郡公主。女彦年八岁，聪明岐嶷，便能书学，讽诵《诗》《论》。”（注解：李昉等《太平御览》第７４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晋中兴书》曰：“贺循字彦士，会稽人也。节操高厉，童龀不群；言行举动，必以礼让。行有余力则精书学。由是博览群书，尤明《三礼》，为江表儒宗。拜右光禄大夫。”（注解：李昉等《太平御览》第１１５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华阳国志》卷一二：“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
　　“书学”指各种典籍。这说明慧琳早在幼年就接触了各种传统典籍，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可以说为他以后撰作《慧琳音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家后师从著名的不空金刚。（《宋高僧传》所谓“室洒”，梵语Si sya的音译，译为所教，即弟子也。）不空为京兆大兴善寺僧，唐代密宗的重要人物，自天宝至大厉六年译出密部之经论凡７７部，１２０余卷，使密宗成为唐代重要的宗派之一。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有传，周一良先生《唐代密宗》有该传注，可参。（注解：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４．慧琳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关于慧琳的生平，有一个问题以前尚未得到解决，即慧琳有没有参与译经的问题。周一良先生曾经说：“我们不知道慧琳是否实际参预了译经，然而可能用上了他的庞大字典《大藏音义》（Ｔ５０·７３８a—b）所表现出来的梵、汉语知识。”（注解：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第１１７页，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对于这个问题，《宋高僧传》本传没有记载，但卷七末之《论》曰：“忠、氤、琳、甫、贲、秀、诜、真，俱参译判经，尽开荒辟土。”其中的“琳”即指慧琳。（陈雅编《〈宋高僧传〉人名索引》亦以“琳”为慧琳［姓裴］，见《宋高僧传》附《〈宋高僧传〉人名索引》第７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可见慧琳不仅曾参与译经，而且还卷释经经。（“判释”为佛学术语，意为判断经论之经趣，解释其义理。）我们说慧琳曾参与译经，《慧琳音义》也有明证。卷三五、三六目录云：“翻经沙门慧琳撰。”卷三七目录云：“大唐翻经沙门慧琳撰音。”卷三一《大乘入楞伽经》七卷下云：“翻译沙门慧琳音。”称“翻经沙门”或“翻译沙门”。卷十八《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一音义云：“次后《地藏菩萨陀罗尼经》中本为是古译，或有音旨不切，用字乖僻，今有自受持梵本，因修音义，依文再译。”（注解：《正续一切音义》第６７８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同卷《护国不退轮心大陀罗尼》下云：“释经沙门慧琳再译。”卷二五《魔王波旬献佛陀罗尼日》下云：“慧琳新翻。”着二九《金兴明最胜王经》十卷下云：“沙门慧琳再译真言三十八道。”卷三六《大毗卢遮那经》卷一音义：“此经有数百道真言及梵语，或有难字皆是响梵语，多不切当，并说字轮花香法义天人各目。琳已依梵本再翻，在《陀罗尼》中。”同卷《金刚顶经曼殊室利五字心经》下云：“此念诵法中诸真言中字，甚讹谬，不堪音训。惠琳依梵本再翻，具有《真言集》卷，请检取也。”又卷一四《大波罗密多经》卷二音义云：“次音真言，经上用字，与梵音乖僻，不切当，惠琳再译诸真言一遍，今编入《陀罗尼》卷中，略指用字不当处，后学者于梵文上勘取，方验知之。”说明慧琳翻译的主要是真言（即陀罗尼）。
　　慧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是撰著《一切经音义》。《宋高僧传》云：“（慧琳）遂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而唐景审《一切经音义序》则云：“师二十余载旁求典籍，备讨经论，孜孜不倦，修缉为务，以建中末年创制，至元和二祀方就。”两者时间稍有出入。赞宁传中有“明无此本”之语，说明他并未见到琳书，而景审去琳未远，其说当为可信。另外，《佛祖统纪》卷四一亦载元和二年“河中府沙门慧琳撰《一切音义》一百三卷，诣阙进上”。（注解：《大藏新修大藏经》第４９册第３８０页，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册府元龟·帝王部·崇释氏》载“（元和）三年三月辛亥，河中僧惠琳撰《一切经音》并目录一百三卷表献之”。（注解：王钦若等《册府元龟》第１册第５７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据此，则慧琳批撰作《一切经音义》，当在建中末年（公元７８３年）至元和二年（公元８０７年），历时２０余年。另外慧琳在卷三五“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翻译年代先后”末尾记载了具体时间：贞元十八年壬子岁记。（注解：《正续一切经音义》第１４２８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贞元十八年当公元８０２年，岁在壬午，壬子盖是误记。
　　慧琳的著作除《慧琳音义》以外，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的还有《建立曼荼罗及拣择地法》一卷，该书题作“上都大兴善寺沙门慧琳依大乘经集”。（注解：《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８册第９２６页，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而《慧琳音义》卷一ＯＯ载“《具录西国浴像仪轨》，慧琳集并音”。（注解：《正续一切经音义》第３７３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另据《宋高僧传》，“（慧）琳以元和十五年（公元８２０年）庚子卒于所住，春秋八十四矣。”由此上推，可知慧琳当生于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７３７年）。（注解：梁廷灿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历代高僧生卒年表》第２７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再版。）

　　二《慧琳音义》的产生背景
　　《慧琳音义》是佛经音义书集大成之作，它的撰作受到儒道经典音义收、前此佛经音义书的影响。
　　周祖谟云：“音义书专指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的书。……或称‘书音’。”（注解：《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４５２页“音义书”条（周祖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贡坤尧云：“音义训诂是古籍注释的一种形式。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语音固然发生变化，甚至连语义、语词、句读及思考习惯也有所不同。汉魏六朝隋唐之际，为了阅读古籍，传承文化，掌握准确的读音和意义，避免误解，以讹传讹，音义之学大行。”（注解：黄坤尧《音义阐微·序》第１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诚如周、黄两先生所言，音义书起于汉魏之际，至晋宋后渐盛。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为儒道两家经典音义的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晋书音义》、《列子释文》等均为仿陆之作。唐玄宗“爰命诸观大德，及两宫学士，讨论义理，寻绎冲微。披《珠丛》、《玉篇》之众书，考《字林》、《说文》之群籍。入其阃阈，得其菁华。所音见在《一切经音义》，凡有一百四十卷”。（注解：唐玄宗《一切经音义序》，《全唐文》卷四一第１９２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唐史崇亦说：“文多隐讳，字殊俗体，欲使普天率土广识灵音，故敕……史崇……等集见在道经，稽其本末，撰其音义……名曰《一切经音义》，并撰《妙门由起》六篇，具列如左，及今所音经目与旧经目录，都为一百十三卷。”（注解：史崇《妙门由起序》，《全唐文》卷九二三第４２６６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说明唐时已有长篇道经音义巨著。
　　外典音义的撰作，亦影响到内典。佛教自后汉传入我国，至刘宋时已卷帙浩繁，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佛经语言有难于理解之外，这与佛教的大众化是格格不入的。华经屡经传抄，讹误亦在所难免。智光《新修龙龛手镜序》即云：”录源讨本，备载于《埤苍》、《广苍》；叶律谐钟，咸究于《韵英》、《韵谱》；专门则《字统》、《说文》，开牖则《方言》、《国语》：字学于是乎昭矣。矧复释氏之教演于印度，译布支那，转梵从唐，虽匪差于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于名言。名言不正，则性相之义差；性相之义差，则修断之路阻矣。故祇园高士，探学海洪源，准的先儒，导引后进，挥以宝烛，启以随函。郭迻但显于人名，香严唯标于寺号。流传岁久，抄写时讹。寡闻则莫晓是非，博古则徒怀惋叹。”（注解：辽释行均《龙龛手镜》第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宋柳豫《绍兴重雕大藏音序》曰：“（佛经）卷轴浩渺，义理渊奥，常患字画舛误，音义疏略，穷日累月，寻绎不暇，虽精进勉强，而常恐有所不逮，而又反思无徒，凡有志者，未始不以此为患也。”（注解：宋释处观《绍兴重雕大藏音》，《中华大藏经》第５９册第５１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近人丁福保也说：“佛经者，其旨微，其趣深，其事溥，其寄托也远，苟欲明其真实义者，必以通其词为始。”（注解：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自序三》，《佛学大辞典》第９页，上海书店１９９４年。）于是佛经音义之作应运而生。清庄炘《（玄应）一切经音义序》云：“《释教录》（按：指《开元释教录》）又称齐沙门释道惠为《一切经音》。”这样，至迟在高齐时代已有佛经音义的撰作。
　　至唐初，“有沙门玄应，孤标生知，独运先觉，明唐梵异语，识古今奇字，撰《一切经音义》一部……次有沙门慧苑撰《新译华严音义》二卷，并编于《开元释教录》。然以后译经论及先所未音者，至于披读讲解，文谬谊乖，得失疑滞，寡闻孤陋，莫朋微通；多见强识，罕能尽究。然而自傲之辈，耻下问而不求；匿好之流，吝深知而不答，则圣言有阻。”（注解：景审《一切经音义序》，《正续一切经音义》第２５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顾齐之亦云：“国初有沙门玄应及太原郭处士并著音释，例多漏略。”有感于此，慧琳“傍求典籍，备讨经论”，花费二十多年，撰作了这部《一切经音义》。日僧真察《新雕大藏音义序》云：慧琳“纂修《大藏音义》一百卷，以补先修之阙”。
　　《慧琳音义》正是受到了内外典音义的影响，适应“披读讲解”的需要而产生的。

　　三、《慧琳音义》的流传及其版本（注解：本节内容参考了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８１～８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慧琳音义》于元和二年（元年８０７年）成书，不久即有记载。《佛祖统纪》卷四一载：“（元和二年）河中府沙门慧琳撰《一切经音义》一百三卷，指阙进上，敕入大藏。赐紫衣缣币茶药。”《册府元龟·帝王部·崇释氏二》载：“（元和）三年三月辛亥，河中僧惠琳撰《一切经音》并目录一百三卷表献之。”说明《慧琳音义》成书不久，即献上入藏。
　　全真和尚《梵字次第记》跋：“梵字汉音，并依中天音旨翻之。去元和中（公元８０６），于诸三藏梵本，皆有锱铢。后真谛、慈恩、义净、善无畏、金刚智、大兴善寺国师三藏和尚等梵本书同。唯是汉字有少许悬殊。总会对本，历勘得定。后长庆中（公元８２１），遇造《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及《考声》十卷，沙门慧琳述。全真于上两本内取声辨字，以字辨音，梵汉两音，同和成一。”（注解：转引自饶宗颐《梵学集》第２０１～２０２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据此，则在慧琳卒后不久，有人见到《慧琳音义》。
　　《宋高僧传》本传云：“起自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唐开成五年（公元８４０年）处士顾齐之入西明寺阅藏，寺主玄畅上人以琳公音义见示，齐之阅之而作序。据此，则《慧琳音义》成书不久，即入藏于西明寺中。
　　本传又云：“殆大中五年（公元８５１年），有奏请入藏流行。”这已是第二次入藏。我们注意到“入藏”二字后有“流行”二字，恐怕原来虽已入藏，但尚未广泛流行。
　　广明元年（公元８８０年），黄巢入长安，《慧琳音义》存京师者亡佚。《宋高僧传》卷二五“周会稽郡大善寺行瑫传”云：“慨其郭迻《音义》疏略，慧琳《音义》不传，遂述《大藏经音疏》五百许卷，今行于江浙左右僧坊。”说明《慧琳音义》已不存于江浙。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９３６年），《慧琳音义》存燕京者，随燕云十八州入契丹。
　　五代齐州开元寺僧义楚历时十载，于周显德元年（公元９５４年）纂成《释氏六贴》，其中屡引《经音义》（或《诸经音义》、《音义》），据考证，均为《玄应音义》，而非《慧琳音义》。此亦为《慧琳音义》不存于京师之佐证。《宋高僧传》本传云：“近以海中高丽国，虽三韩夷族，偏尚释门。周显德中，遣使赍金入浙中求慧琳《经音义》，时无此本，故有阙如。”《高僧传》撰成于端拱元年（公元９８８年），说明其时《慧琳音义》已佚。
　　辽统和五年（公元９８７年），燕京崇仁寺沙门希麟仿《慧琳音义》撰作《续一切经音义》十卷。《续一切经音义序》云：“前言未载，今续者是也。”据此，则麟曾见琳书，可知当时燕京尚存琳书。（注解：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８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辽释行均撰《龙龛手镜》亦屡引《经音义》、《音义》，但似乎并不是《慧琳音义》。（注解：张涌泉先生曾详考《龙龛手镜》所引诸家音义，然于《经音义》、《音义》仅云：“《经音义》、《音义》系指何家音义，俟考。”见《郭煌俗字研究》第３６１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据我们的初步考察，《龙龛手镜》所引《经音义》、《音义》应为唐释玄应之《一切经音义》。）不过，该书有一处提到琳法师，《心部》云：“惒、和、祸二音。琳法师云：僻字也，今作和字。”考《慧琳音义》卷五八“提和”条：“音和，古人僻用字也。”前一“和”字当作“惒”。据考证，《龙龛手镜》约成书于辽统和十五年（公元９９７年），其作者行均出家在“燕晋”为僧，这些都说明辽时《慧琳音义》尚存于燕京。
　　《辽史·道宗本纪三》：咸雍八年（公元１０７２年），“赐高丽佛经一藏”。《慧琳音义》即由此时传入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一切经音义》一百卷，惠琳述，惠琳述；《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希麟述。”（注解：《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５５册第１１７８页，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狮谷宝洲《新雕慧琳藏经音义纪事》云：“高丽国虽曾求之于中华，无由获之。后求之于异邦，而锓梓置之于海印寺焉。”这就是高丽本《慧琳音义》。在此以前，高丽曾刊行过大藏经，不幸毁于战火。自１２３６年起，历时１６年，高丽重刻了大藏经，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海印寺。（注解：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第２３３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另据徐时仪先生考证，日本早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前，至迟在明成祖永东廿年（公元１４２２年）就已经从朝鲜得到《慧琳音义》。（注解：徐时仪《慧琳音义研究》第１５～１７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元至元二年（公元１２６５年）庆吉祥等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著录有《一切经音义》一百卷，沙门慧林撰。（注解：《大正新修法宝总目录》第２册第２３６页，台湾新文百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
　　明天顺二年（公元１４５８年），日本“大将军源义满公尝请大藏于朝鲜，逮义政公之时，如请送达。今洛东建仁禅刹大藏是也。斯时琳音在藏中同来也”。（注解：狮谷宝洲《新雕慧琳藏经音义纪事》见《正续一切经音义》第３３～３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这是《慧琳音义》再次传入日本。
　　日本元文二年（公元１７３７年）洛东狮谷白莲社据高丽原本翻刻《慧琳音义》，历时八年而刻成。这就是元文二年狮谷白莲社本。
　　阮元《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提要》：“唐释元应撰。释智升《开元释教录》称元应以贞观之末捃拾藏经，为之音义，注释训解，援引群籍，证据卓明云云。案齐沙门道惠为《经音义》，《宋高僧传》云唐释慧琳为《大藏义》一百卷，二书今皆不传。”（注解：阮元《揅经室集·外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
　　清光绪初年，中日通使，馆员始发现其书。会稽陶方琦利用该书补辑《字林》、《仓颉篇》；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曾记此书；十四年陆心源刻《唐文拾遗》，卷二七采本景审序，卷二九采顾齐之序；十八年顾震福利该书撰《小学钩沈续编》；二十二年陈作霖撰本书《通检》；二十七年杨守敬刊《日本访书志》，评介《慧琳音义》。（注解：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三：“今就此书覆审如张戬《考声》、《集训》、《古今正字》、《文字典说》、《文字释要》等书，并隋、唐《志》所不载。又如武玄之《韵诠》、陈廷坚《韵英》、诸葛颍《桂苑珠丛》，虽见于著录家，而他书亦罕徵引。又如引《说文》则声）、义并载，引《玉篇》则多野王按语，引《左氏传》则贾逵注，引《国语》则唐固注，引《孟子》则刘熙注。此外，佚文秘籍不可胜纪，诚小学之渊薮，艺林之鸿宝。”见《杨守敬集》第８册第１０９页，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宣统元年，丁福保“在东京旧书肆，搜访吾国已逸各经典，共得数十种，而琳、麟二公之正续音义在焉”。（注解：丁福保《重刊正续一切经音义序》，《正续一切经音义》第５７９２～５７９３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１９１２的，频伽精舍据日本狮谷白莲社本复印《慧琳音义》。黎养正等人曾取众本参校，可惜因出版日期较紧，校勘工作半途而废。（注解：据黎养正《重校一切经音义序》：“（频伽精舍）重印大藏，即据弘教本为式……琳、麟二书，别取澂师刻本［引者按：即指日本元文二年洛东狮谷白莲社翻刻藏本］，裁为两层，缩以石印，大小如今本，用备藏经之数……惟是澂师旧本，写刻多讹，非经修治，殊难适用……爰与同人重校澂本，取弘教藏中丽藏慧琳、希麟二书及丽藏玄应书、宋元明藏玄应书、丽藏慧苑书、丽藏可洪音义之玄应书、慧苑书、海山仙馆玄应书、守山阁并粤雅堂慧苑书，与经注、《说文》等书，互相勘对。每至讹脱倒剩之处，即参以众本，折衷古义，去短从长，疑者阙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５４册第９３２～９３３页，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
　　１９２４年，丁福保刊行《正续一切经音义》，并撰《重刊正续一切经音义序》。
　　１９２６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排印本。
　　与此同时，日本刊行《大正新修大藏经》，其中收有《慧琳音义》。该本以丽藏本与频伽精舍本参校，条目居上，注文用双行小字，眉目清楚。不过因是重排本，格式、文字与狮谷本有较大出入。
　　１９８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狮谷白莲社本影印《正续一切经音义》。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易见到且较便使用的本子。本文所论，即据此本。
　　１９８４年，《中华大藏经》陆续刊行，其中即有《慧琳音义》，此为丽藏本，与狮谷本略有出入，难分优劣。（注解：一般认为此本为《慧琳音义》之最佳版本，如周祖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即指出：“此书以高丽藏本最善。”见该书第４４５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７年，台湾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出版《重编一切经音义》三册，作了校勘和修订，并加注标点和闽南方言文读音。（注解：据徐时仪《古白话司汇论稿》第１２２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四、《慧琳音义》的内容及其体例
　　（一）内容
　　《慧琳音义》是佛经音义的集大成之作，它包含了前此的《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大唐沙门慧苑撰）、《大般涅槃经音义》（释云公撰）、《妙法莲花经音训》（翻经沙门大乘基撰）、《一切经音义》（亦称《大唐众经音义》，唐释玄应撰）。它解释的佛经始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终天《护命放生法》，共１２３３部，５２５０卷，１００余万字。（注解：景审《一切经音义序》称：《慧琳音义》“具释众经，始于《大般若》，终于《护命法》，总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余卷”。顾齐之《新收一切藏经音义序》称：慧琳“著《经音义》一百卷，约六十万言”。与我们的统计略有出入。）
　　《慧琳音义》收罗上述音义，并非全盘照抄，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增删、改造。例如：
　　《佛说前世三转经》音义见于《玄应音义》卷八，《慧琳音义》卷三四亦收。《玄应音义》列“无瘢”、“妊娠”、“身馁”、“餬口”四条，而《慧琳音义》在“无瘢”条前又增“粗犷”、“祷祠”两条，这是条目的增加。“无瘢”条《玄应音义》引《苍颉篇》为释，而《慧琳音义》除引《苍颉篇》外，另有：“《说文》：‘瘢，痍也。’瘢，痕了。”“妊娠”条《玄应音义》作：“书邻、之忍反。《诗传》曰：‘娠，动也。’谓怀胎孕名也。”《慧琳音义》则作：“上如鸩反，下书邻反。《广疋》云：‘妊亦□。’□音申也。《毛诗传》云：‘娠，怀孕也。’《说文》义同，并从女，壬辰皆声。”两相比较，足见《慧琳音义》对《玄应音义》增损颇多。“身馁”条《玄应音义》作：“奴罪反。馁，饿也。又音於伪反。”《慧琳音义》则作“身餧”条，云：“於伪反。顾野王云：‘以物散与鸟食也。’《广雅》：‘餧亦飤。’飤音寺也。《说文》：‘从食委声也。’”“餬口”条。《玄应音义》作：“又作□，同户姑反。《［方］言》：‘寄食也。江淮之间谓寄食为餬。’《尔雅》云：‘餬，饘也。’注云：‘即糜也。’”《慧琳音义》则作：“上户徒反。《尔雅》云：‘餬，饘（音之然反）。’《左传》云：‘餬其口于四方也。’《说文》：‘寄食也。从食胡声。’”由此两条，可见《慧琳音义》还对《玄应音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同样的情形亦见于其他地方。例如：
　　《玄应音义》卷四收有《大方便报恩经》，《慧琳音义》卷四三亦收该经的玄应音义。两相比较，我们发现，《慧琳音义》增补了“截遏”、“拔肋”、“祷祠”等三个条目。至于相同条目中增补的内容更多了。例如：“眼眩”条《玄应音义》云：“胡蠲、胡遍二反。《苍颉篇》云：‘视不明也。’眩，惑也。”《慧琳音义》于“眩，惑也”三字前补“国语：‘观美眩。’贾逵曰”，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眩，惑也”三字为《国语》贾逵注语，否则极易误解成《苍颉篇》或玄应释语。又“祸酷”条《玄应音义》云：“古文俈、嚳、焅三形，同口笃反。《说文》：‘酷，急也。’亦暴虐也。”《慧琳音义》于“急也”下补“告之甚也”，于“暴虐也”下补“《白虎通》云：‘酷，极也，教令穷极严也。’”除了补充释义以外，《慧琳音义》还补充释形，例如：“烦冤”条，《玄应音义》云：“於元反。冤亦烦也，屈也。《经》文作宛、惋二形，非体也。”《慧琳音义》于“屈也”下补“字从冖从兔，兔为冖所覆不走也，故从冖”，详细解释了“冤”字的形义关系。
　　《玄应音义》卷八有《大方广三戒经》音义，仅收羱羝、乌雉（以上卷上）、蝗虫、漆柈、鼓橐（以上卷下）５条，而《慧琳音义》卷一六该经音义则收“杂穀、貘豹、象马、羱羝、鸜鵒、鴝□罗、鶡鸡、鵰鹫、遮沙、茹食、紧祝迦、毗□勒、豫樟、牛棘、搆牛、花鬘、柔耎、清泠、其鬚、巢窟、寂静、驰骋、戏弄（以上卷上）、檛打、枷锁、生刺、地狱、老耄、貣财、嚬蹙、贩卖、嫉妒、贮聚、箱箧、矛刺、阿练儿、滓秽、财贿、骂詈、椎钟、□唾、视睐、浓厚、谪罚、关逻（以上卷中）、阿耆利、胞［当作脆］想、扪摸、我弄、蝗虫、不懈、聋痖、应担、离搏、疽恶、缭綟、聋騃、勿触、轻躁、沫拌、橐囊、以锻、鎚钻、姝特、聪黠（以上卷下）”第６７条，条目数增加１２倍多。
　　《玄应音义》卷一三有《佛说胞胎经》音义，仅收胚胎、树荄、□囊、□□４条，《慧琳音义》卷一六该经音义收“胞胎、懿沙、眼瞳子、成□、燥牛粪、两膑、树荄、树觚枝、躁扰、锻师、鞴囊、或缥、如窯、刮治、揩摩、□细、跛蹇、秃瘘、舌舐、欬逆、痴憃、疣癃、臚胀、搒笞、考掠”等２５条，条目数增加５倍多。
　　这种情况在《慧琳音义》的目录中也有所体现。卷二五下云：“释云公撰，大唐翻经沙门慧琳再删补。”卷二六下云：“释云公撰，大唐沙门慧琳再加删补。”卷二七下云：“翻经沙门大乘基撰，翻经沙门慧琳再详定。”卷二八下云：“大唐翻经沙门慧琳续补。”卷三十下云：“大唐翻经沙门慧末补续。”卷三一《大灌顶经》十二卷下云：“玄应，慧琳再修。”同卷《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第一卷下云：“玄应撰，慧琳又添。”
　　正是因为考虑到慧琳对慧苑《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释云公《大般涅槃经音义》、大乘基《妙法莲花经音训》、玄应《一切经音义》等都作过改造，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将１００卷的内容统归到慧琳的名下，而不仅仅限于慧琳独撰的那一部分，除非是拿《慧琳音义》与上述音义作比较。
　　（二）体例
　　“研究某一部古代辞书，已成为具有专门性质的学问。可是，如果不能正确理解，自然也就不能正确使用。”（注解：祝注先《怎样对待古辞书的释义》，《辞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所以，辨明体例也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徐时仪先生的《慧琳音义研究》对《慧琳音义》的体例已有全面介绍（参该书第五章），我们准备着重谈谈其释义（包括书证）的体例，这些体例往往容易引起误解。
　　《慧琳音义》释义的最大特点是引证丰富，举凡字书、韵书、群经诸子注疏均在引证之列。需要注意的是，《慧琳音义》的引证有明引与暗引之别。明引是标明出处，例如：
　　　　胞胎　　上音包。司马彪注《庄子》云：“胞，腹内儿衣也。”《汉书》：“同胞之徒。”如淳曰：“胞，亲兄弟也。”《说文》：“生儿裹衣也。从肉包声。”下他来反。《尔雅》：“胎，始也。”《广雅》：“妇孕三月为胎。”《苍颉篇》：“儿未生曰胎。”《说文》：“妇孕三月也。从肉台声。”（十六·１０）（注解：“·”前为卷数，“·”后为页码（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正续一切经音义》），下同。）
　　　　耿价　　上耕幸反。郑笺《毛持》云：“耿耿，儆也。”《纂韵》云：“耿，車（注解：“車”当作“專”，据《中华大藏经》第５８册第３６４页改。）一也。”《韵英》：“耿耿，不安。”《考声》：“耿亦介也。”《说文》：“光也，明也。从耳火声。”下皆械反。刘熙注《孟子》云：“价，操也。”王逸注《楚辞》云：“价，节也。暨志价而不忘。”［案：当作《楚辞》：“暨志价而不忘。”王逸注云：“价，节也。”］《说文》：“从人介声。”（四七·２３）
　　暗引是指不标明出处的，如：
　　　　希夷　　听之不闻名曰希，视之不见名曰夷。言无声曰希，无色曰夷也。（二八·１５）
　　这是暗引《老子》及注。《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河上公注：“无色曰夷，无专曰希。”
　　　　播鼗　　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者也，旁还自击。（三三·７）
　　这是暗引《周礼》郑玄注。《周礼·春官·小师》：“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郑玄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
　　　　盥手　　公缓反。《说文》：“澡手也。”案：风洒澡物皆曰盥，不但手也。（三四·１６）
　　这是暗引顾野王《玉篇》。《慧琳音义》卷一九“盥洗”条：“顾野王：‘凡澡洗物绵曰盥。’”又卷四Ｏ“盥饰”条、卷七五“盥”条、卷八Ｏ“盥洗”条引并同。
　　　　师资　　师，徒也；资，用也，又取也。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亦如资财者也。（五Ｏ·８）
　　这是暗引《老子》。王弼注本《老子》第二七章作“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荏苒　　上而忱反。《考声》：“草弱皃也。”下而琰反。《群书字要》云：“草弱皃也。”案：荏苒者，渐次相因历时日谓之荏苒。（八·１８）　
　　此处案语乃暗引《考声》。考《慧琳音义》卷四引《考声》云：“草荏苒者，渐次相因经历时日谓之荏苒。”
　　《慧琳音义》的引证又有意引的，即根据大意引用，未必字字切合原文。如：
　　　　金赠　　在鐙反。赠，送也，遗也。《说文》：“以玩好之物相送曰赠。”（三四·１１）
　　案：今本《说文》作“玩好相送也”。明乎此，就不会一味地以《慧琳音义》所引纠正今本《说文》。
　　《慧琳音义》有时在引证之后还间下已意，往往用“案”或“谓”、“言”。如：
　　　　行嬖　　补诣反。《广雅》：“嬖，亲也。”谓亲幸也，嬖爱也。《谥法》曰：“贱而得爱曰嬖。”《释名》：“嬖，卑也。卑贱妄媚以色事人得幸者曰嬖也。”（三三·５）
　　　　作敋势　　犷陌反。《古今正字》云：“敋，击也。”言击颊也。今俗语犹有敋耳之言。（三五·７）
　　“谓”、“言”的情况比较简单，往往是对引证加以解释；“案”的情况比较复杂。（注解：徐时仪《慧琳音义研究》第６５～６７页概括为解释词义、说明词源、介绍有关知识、解释典故出处、指出经文的讹误、辨析字形演变、综合说解等六个方面，可参看。）
　　有时不用“案”或“谓”、“言”，这时，到底是引文还是慧琳自己的释义，就颇费斟酌。例如：
　　　　机关　　上记希反。《桂苑珠丛》曰：“机谓制动转之关隶也。”顾野王曰：“机者，有机丽之物也。”《说文》：“主发动者谓之机。弩之类是也。从木几声。”（三三·１７）
　　其中的“弩之类是也”并不是《说文》原文，尽管它处在“主发动者谓之机”与“从木几声”之间。不明此例，极易将它也作为《说文》的原文。
　　　　擐服　　上关患反。借音字也。杜注《左传》：“擐，贯。”穿衣也。本音患。《说文》：“衣甲，从手从□省声也。”（三六·１２）
　　这里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在古汉语中，“穿衣”一般用“衣”、“著”来表示，用“穿”表示穿衣义比较晚，到底从何时开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如果把“穿衣也”也作为杜预的注解，无疑会以为“穿”表“穿衣”义不晚于晋代，这样的结论是靠不住的。考《慧琳音义》卷四Ｏ“擐身”条：“上关患反。《春秋传》云：‘擐甲执兵。’杜预注云：‘擐，贯也。’贾注《国语》云：‘衣甲也。’《说文》：‘贯之急也。从手□声。”足证杜预“擐”为“贯”，“穿衣”云云为慧琳释语。据洪诚先生的研究。“穿衣服”的概念，周人称“衣”，称“服”（动词），称“擐”。……汉魏人称“著”。……南北朝以后才称“穿”。《颜氏家训·书证篇》引萧该云：“擐是穿著之义，非出臂之义。”（注解：洪诚《训诂学》第１１１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慧琳音义》还屡屡以今语释古语，这为我们研究唐代语言提供了便利。例如：
　　杜甫《潼关吏》诗：“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其中用到“战格”一词。考《慧琳音义》卷一七“楼橹”条：“案：楼者，城上战楼也……今名战格是也。”又卷三三“楼橹”条：“《文字集略》曰：‘橹，城上守御者露无覆屋也。’”据此，则“战格”即“城上战楼”。（注解：蒋绍愚《Colloquial Words in Hui Lin‘s Yiqiejing yin yi 》，《studies on Chinese in honor of Erik Zucher》，Garant Holland ，１９９３年。）《旧唐书·张仁愿传》：“仁愿初建三场城，不置壅门及却敌、战格之具。”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标有“今”的都是唐代才出现的语言。例如：
　　　　淳湩　　《说文》云：“乳汁也。”江南见今呼乳汁为湩。（一二·１）
　　　　湩流　　《通俗文》：“乳汁曰湩。”今江南亦呼乳为湩也。（三三·５）
　　这两条很容易使我们以为“湩”是唐代语言。事实并非如此。考《慧琳音义》卷三三“乳湩”条：“郭注《穆天子传》曰：‘湩，乳汁也。今江南亦呼乳为湩。’”《穆天子传》卷四：“因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郭璞注：“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为湩。”（注解：程荣纂辑《汉魏丛书》第２９７页，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这是标有“今”字的晋代语言。（注解：《太平御览》卷三七一引《说文》曰：“湩，乳汁也。”今大徐本《说文》未见。《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送杨辟秀才诗》：‘如渴饮醴酪。’诸本同，惟衢本作潼酪。朝佐按：《列子》：‘乳湩的余。’谢承《后汉书》：‘乳为生湩。’湩，乳汁也，音种。讹而为潼。《史记·匈奴传》：‘湩酪之羙。’今正之。”（《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据此，则早在汉代“湩”已有乳汁义。）
　　　　作敋势　　犷陌反。《古今正字》云：“敋，击也。”言击颊也，今俗语犹有敋耳之言。（三五·７）
　　考《慧琳音义》卷七八“抓敋”条：“下矿获反。《埤苍》云：‘击颊也。’顾野王云：‘今有敋耳之言是也。’”这是标有“今”字的梁代语言。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湩”、“敋”两词不达意唐代与晋代、梁代相同，但若进一步深究，其源头当不在唐代。
　　对于这类现象，必须审慎地加以考辨，否则不利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五、《慧琳音义》研究简史
　　《慧琳音义》成书以后，即受到好评。但是，真正对《慧琳音义》进行研究，则是在清末由日本传入中国以后。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利用《慧琳音义》的材料进行辑佚和校勘。陶方琦以之补辑《字林》、《苍颉》，易硕氏又辑《淮南许注钩沈》，黄奭氏辑《贾逵春秋左氏解》、《服虔左氏传解谊》、《尔雅李巡注》、
《尔雅孙炎音注》以及《字指》、《字统》、《桂苑珠丛》等十余种，刻入《汉学堂丛书》。顾震福氏又采《仓颉》、《三仓》、《古文官书》等十余种，成《小学钩沈续编》。（注解：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例言》，《佛学大辞典》，第八页，上海书店１９９４年。）此外，郭庆藩《庄子集释》、张慎仪《续方言新校补》、杨守敬《水经注疏》等著作都引用了《慧琳音义》。（注解：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张慎仪《续方言新校补》，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杨守敬《水经注疏》，见《杨守敬集》卷３、４，湖北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闽中王少樵先生著有《玄应书引说文校异》五卷，《慧琳书引说文校异》十二卷，皆可为此书辅佐。黎养正于校录之暇，亦颇有条记，疏列得失，具《释藏丹铅记》中。黎氏对《慧琳音义》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二书（引者按：指慧末《一切经音义》、希麟《续一切经音义》网罗古训，音释梵经。摭拾纂［当作藄）广，色［当作包］孕弥富，考正声义，辨覈字体，大氐遵汉魏经师遗说，而旁取唐已前各字书，华藻云披，妙义纶贯，焕乎灿乎，洵有可观者焉。琳书既兼揽玄应、慧苑、窥基、云公四家音训，复亲承不空三藏指定梵文音义，上通秦渭［当作汉］，近挹隋唐，乃至西土方言、人文地理，亦皆不遗不溢，囊括群有，理事无碍，信乎无美而弗备也。”（注解：黎养正《重校一切经音义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５４册第９２２～９３３页，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
　　最早以《慧琳音义》本身内容为对象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的当推丁福保。１９９２年丁福保作《一切经音义提要》，洋洋四万余言，共分十类：一、补《说文》逸字；二、补《说文》说解中夺字；三、补《说文》［说］解中逸句上；四、补《说文》说解中逸句下；五、订正《说文》说解中删改之句；六、订正《说文》说解中传定之讹；七、考订古音；八、补辑逸书；九、校补毛郑诗之讹夺；十、同音假借字。虽不能说全面系统，但是前面六类均与《说文》有关，利用《慧琳音义》校勘今本《说文》可谓面面俱到。（注解：丁福保《正续一切经音义提要》，《丰续一切经音义》第５７９６～５８５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９２４年他又撰《重刊一切经音义序》，认为“是书除有功于比丘居士读经注经之外，而经史疑义求之注疏不得者，辄于是书采获证佐，豁然明晰。所引书传，皆隋余唐初之本，文字审正，足校今本讹脱之谬。其于许氏《说文》之学及编辑隋唐前之逸书者，为功尤不可以缕指数”。因此推许为“诚艺林不可少之书，亦今世不可多得之本也”。并且认为，“琳公生于中唐，去古未远。能识古字、通古语，多见隋唐前旧籍。故是书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包罗群籍，羽翼六艺，周秦汉魏六朝之训诂，咸具于斯。”（注解：丁福保《重刊正续一切经音义序》，《正续一切经音义》第５７９３～５７９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其《畴隐居士自述》则云：“在日本得唐慧琳《一切经音义》百卷，辽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十卷，二书网罗古训，博综群籍，虽所引各条，原书大半散佚，然尚可以正经史传注之讹脱、订古今音韵之得失，其有裨于许氏《说文》之学及编辑隋唐以前之佚书者，为功尤巨。”（注解“丁富保编《历代古钱图说》末附《畴隐居士自述》，上海收店１９８６年据医学书局１９４０年版影印。）
　　１９３０年，黄淬拍先生作《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１本２分，第１６５～１８２页）、《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韵表》（国学论丛２卷２期，第２２９～２５０页），考定《慧琳音义》声类为３６类，韵类为１３２类。徐复先生指出，“（黄淬伯）先生撰《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久为学界所瞩目，日、法等国汉学家亦羡称之，可以知其影响所届矣。”（注解：徐复《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第３７８页，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１９３３年，何仲英著《训诂学引论》，对《慧琳音义》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其中尤有一部名著叫做《一切经音义》，唐释慧琳法师著的，不但是读佛经的锁钥，而且是唐代最有价值的训诂书……在训诂学史的价值上说，他却可与《尔雅》、《说文》并驾齐驱，我们不能不说是唐代的光彩！”（注解：何仲英《训诂学引论》第５２～５５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
　　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４年，陈定居民先生发表《慧琳一切经音义中之异体字》（中法大学月刊３卷１期，第１３～３６页；３卷２、３期合刊，第１０１～１１８页；３卷４、５期合刊，第１４１～１５４页；４卷４期，第１１５～１２１页）。
　　１９４７年，陈垣先生撰《慧琳希麟两音义合论》（经世日报·读书周刊３９期），详细介绍了慧琳希麟略历、二书之流行及利用，考证精细，并且纠正了陶方琦《汉孳室文钞》的多处错误。（注解：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８１～８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１９４８年，周法高先生撰《玄应反切考》在《通论》部分专门论及慧琳《音义》以及玄应、慧琳音与《切韵》的关系。（周法高《玄应反切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册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８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慧琳音义》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８０年代以前，没有一篇直接研究《慧琳音义》的文章。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连载于《中国语文》，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是中国语言学史的开山之作，对《慧琳音义》竟不着一字；此后濮之珍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也只字不提《慧琳音义》。在语言学史著作中比较重视《慧琳音义》的，当推何九盈先生《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和胡奇光先生的《中国小学史》。何先生认为，《慧琳音义》等音义书，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译名愿意。二、保存了不少文字资料，如古今字、俗体字、异体字等。三、保存了丰富的训诂资料。四、在校勘、辑佚方面也很有价值。五、《慧琳音义》为研究唐代秦音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注解：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１４２～１４５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胡先生认为，佛家义书代表作《慧琳音义》对小学的作用是很大的，可以补正《说文》、校订经注、考订古音，在保存古代小学资料上，《慧琳音义》已大大超过《经典释文》。不过，《慧琳音义》的主要价值还是不在史料上，而是在学术上。《慧琳音义》有为《尔雅》、《说文》代替不了的独特之处，就是着重解释梵语音译词不达意。从音求义，亦是《慧琳音义》的基本特点。它的别一个特点，是结合社会文化现象来分析词义。他认为，《慧琳音义》集佛教义书之大成，在唐代的训诂中，可谓首屈一指。（注解：胡奇光《中国小学史》第１７５～１８０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进入到８０年代以后，随着近代汉语研究的兴盛，《慧琳音义》越来越引起重视，一方面，不少研究著作对《慧琳音义》进行评介；另一方面，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
　　研究著作方面，首先是辞书学（含辞书史）著作，如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陈炳迢《辞书概要》、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其次是训诂学、词汇学著作，如张永言《训诂学简论》、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等，都对《慧琳音义》作了评价。
　　单篇论文方面，严北溟先生的《谈谈一部古佛教辞黄——〈一切经音义〉》（注解：严北溟《谈谈一部古佛教辞典——〈一切经音义〉》，《辞书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３辑。）比较全面地评介了《一切经音义》，他认为，“配合八世纪唐代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盛况及其在国际了的威望与地位，这部辞书也堪称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之作。”“《一切经音义》是一部佛教专科辞典，实际上它包含的内容、意义，又远非单纯的佛教教义所能范围，”“它不仅是一个音韵学、训诂学问题，还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各个领域，也不止有助于佛经的研读而已。”聂鸿音有《慧琳译音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严承钧有《慧琳〈一切经音义〉论略》（《湖北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５期）、解冰有《慧琳〈一切经音义〉词义训释略探》（北京师范大学硕大不硕士论文１９９０年）、蒋绍愚先生有《慧琳音义〈一切经音义〉中的口语词》（《Colloquial Words in Hui Lin‘s Yiqiejing yin yi》，《studis on Chinese in honor of Erik Zucher》，Garant Hollant ，１９９３）。（注解：原文国内未见，仅《蒋绍愚自选取集》附《作者简介》提及。承蒙蒋先生惠寄复印件，谨此致谢。）笔者近年撰写了《慧琳音义》研究方面的系列论文：《试论〈慧琳音义〉的价值》，着重从文字、训诂两个方面探付《慧琳音义》的价值。（注解：浙江省语言学会第９届年会论文，刊《古汉语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慧琳〈一切经音义〉与汉语词书的编纂》，从补充大型词书漏收的词条、补充在型词漏列的义项、纠正大型词书释义的讹误、为大型词书的溯源提供丰富的材料、为大型词书补充书证等五个方面探讨《慧琳音义》在词书编纂方面的价值；（注解：拙文《慧琳〈一切经音义〉与汉语词书的编纂》，（香港）《中国语文通讯》１９９８年总第４７期。）《〈慧琳音义〉与大型字书的编纂》从注音、释义、书证三个方面探讨《慧琳音义》对于汉语大型字书篇纂的作用；（注解：拙文《〈慧琳音义〉与大型字书的编纂》，《辞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汉语大字典〉阙义字考》则主要利用《慧琳音义音义》的材料具体考证了《汉语大字典》中音义不详的字；（注解：拙文《〈汉语大字典〉阙义字考》，（香港）《中国语文通讯》１９９９年总第４９期。）。《〈慧琳音义〉与〈切韵〉研究》认为《慧琳音义》有助于搞清《切韵》异切的性质、可以印证《切韵》的注意、有助于。《切韵》音系影响的研究、有利于对《切韵》音系性质的探讨；（注解：拙文《〈慧琳音义〉与〈切韵〉研究》，《语文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慧琳〈一切经音义〉与俗语词研究》从俗语词研究专著对《慧琳音义》的利用、其他文献中俗语词的训释、常用俗语词源流的探求三个方面具体探讨了《慧琳音义》对俗语词研究的作用；（注解：拙文《慧琳〈一切经音义〉与俗语词研究》，（香港）《中国语文通讯》２０００年总第５３期。）《慧琳〈一切经音义〉与古籍的解读》从经、史、子集中撮取１６例具体说明《慧琳音义》在古籍解读方面的功用；（注解：拙文《慧琳〈一切经音义〉与俗语研究》，（香港）《中国语文通讯》２０００年总第５３期。）《慧琳〈一切经音义〉与古籍的解读》从经、史、子、集中撮取１６例具体说明《慧琳音义》在古籍解读方面的功用；（注解：拙文《慧琳〈一切经音义〉与古籍的解读》，（香港）《中国语文通讯》２０００年总第５５期。）《慧琳〈一切经音义〉综论》对该书作者、传本、撰著背景、内容体例、研究概况、研究意义与价值、影响及不足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注解：拙文《慧琳〈一切经音义〉综论》，（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２００１年新第十期（总第四十一期）。）
　　尤其可喜的是，徐时仪先生将《慧琳音义》作为他整个古代辞书文献及白话的文献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慧琳音义》有关的论文，并于１９９７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慧琳音义研究》。徐著“展示《慧琳音义》原来面目和汉语词汇网络，多发前贤时秀所未发，间正方家之失误，一新学界耳目，良多创获，堪称填补空白之力作”。（注解：许威汉《慧琳音义研究序》，《慧琳音义研究·序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该书“对《慧琳音义》的成书年代、版本源流、内容概貌和学术价值等作了十分精到的考订和介绍”（注解：潘悟云《慧琳音义研究序》，《慧琳音义研究·序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至此，《慧琳音义》才算有了系统的研究。另外，黄淬伯“先生立意改写《慧琳反切考》，以新观点为指针，匡正旧作，于是昕夕从事，日有定限”，著成《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一书，（注解：徐复《黄淬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序》，《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第３７８页，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出版。
　　台湾方面，１９５９年陈光宪法先生撰《慧琳一切经音义引说文考》（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意欲“使许书古本昭然于今日，亦使慧琳音义之珍笈重现于人间”。（注解：陈光宪《慧琳一切经音义引说文考·提要》，（台湾）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５９年。）１９７８年谢美龄先生撰《慧琳一切经音义声类新考》（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得声类四十类，并认为慧琳反切所属的音系是以当时首都长安为主的“士大夫阶级的读书音”。（谢美龄《慧琳一切经音义声类新考·提要》，（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７年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出版有魏南安主编的《重编一切经音义》（全３册），有校勘、修订、标点和注音（闽南方言文读音），并编有部首、单字和词条索引。（注解：比据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第１２２页，上海教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国外方面，日本大岛正二先发表两篇论文：《颜师古汉书音义の研究》、《颜师古汉书音义韵类考》，认为《汉书音义》与《慧琳音义》音系近似。（注解：殷方《１９６５一１９７９年国外语音音韵学研究述评》，袁晓园主编《汉字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２３５页，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神尾弌春编有《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索引》（５０７页），于１９６７年由东京槿风庄出版。（注解：冯蒸《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第２４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日本矢放昭文有《〈慧琳音义〉所收〈玄应音义〉的一侧面》，刊《均社论丛》第六卷第一期。（注解：殷方《１９６５一１９７９年国外语音音韵学研究述评》，袁晓园主编《汉字汉语学术研讨会论大集》下册第２５５页，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日本上田正有《玉篇》、玄应、慧琳、希麟的反切“总览”四利（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注解：石汝杰《日本的汉语研究》，石锋主编《汉语研究在海外》第１９６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日本水谷真成有《慧琳音义杂考》和《慧琳の言语系谱》。（注解：水谷真成《中国语史研究》，日本东京三省堂１９９４年。）

　　六、今日研究之意义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慧琳音义》由日本重返中国以后，学者已经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尤其是徐时仪先生的《慧琳音义研究》更开了系统研究的先河。那么，我们今天研究《慧琳音义》还有没有必要，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以为，今天研究《慧琳音义》还很有必要。一方面，这是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的需要决定的。蒋绍愚先生早就指出：“在汉语史研究的领域里还有许多空白。特别是中古——近代汉语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不论是忆有的研究成果还是现有的队伍状况，都很不能令人满意。”（注解：蒋绍愚《汉语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语言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因此，他认为，“要大力加强对中古——近代汉语的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的研究不仅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与现代汉语的研究的密切的关系。而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应当鼓励人们努力去填补这空白。研究的重点，除上述专书中有关部分外，还包括对《一切经音义》、《集韵》、《龙龛手镜》、《五音集韵》、《中原音韵》、《等韵图经》、《字汇》等专著的研究得比较充分，而对六朝以后汉语词汇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种情况，对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六朝以后汉语还有一段很长的发恨历史，在这个时期里，汉语词汇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不弄清这一段词汇的面貌和发展历史，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只能是半截子的；而且，从晚唐五代开始，逐步形成了古白话，古白话的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不对古白语的词汇进行深入研究，对现代汉语汇也就不能有透彻理解。所以，汉语历史词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这段空白填补起来。”（注解：蒋绍愚《古代语词汇纲要》第２４０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蒋先生身体力行，亲自撰写了《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口语词》。潘悟云先生也指出：“中国历史上文语与口语的分离，使实际口语中出现的许多词语不能及时地在文语中反映出来。释家讲经传道，首先要考虚到如何使信徒都能听得懂，所以他们必然会大量地运用口语，而且进一步反映在佛子经论中。《慧琳音义》把经论中的这些词语都一一罗列出来，这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弥足珍贵。”（注解：潘悟去《慧琳音义研究序》，《慧琳音义研究·序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因此，“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唐代的《经典释义》和《慧琳音义》可说是瑰宝中之瑰宝。由前者可以探索汉语上古形态的奥秘，由后者可以梳理汉语向近代发展的脉络。”（注解：潘悟云《慧琳音义研究序》，《慧琳音义研究·序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足见此书对近代汉语尤其是俗语词不达意的研究很有裨益。其实，光就语言研究而言，《慧琳音义》也是很重要的著作。黄侃先生论“小学所须之书籍”分为“主要书籍”和“辅助书籍”两类，其中主要书籍共十种，辅助书籍又分为两类：唐以前之书、唐以后及清世之书。唐以前之书共列五种，其中之一即为《一切经音义》。他特别强调，“治小学当以汉魏之书为体，以后来之书为用，博阅唐以前之书以考其证，参阅有清之书以通其道，谨而守之，触类而发明之。”（注解：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５～６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谢启昆《小学考》也说：“按音义为解释群经及子史之书，故诸家著录不收入小学，然其训诂反切，小学之精义具在于是，实可与专门著述互订得失，且《通俗文》、《声类》之属世无传本者，散见于各音义书中至多，则音义者，小学之支流也。昔贤通小学以作音义，后切即音义以证小学，好古者必有取焉。’（注解：谢启昆《小学考》第５６８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这些都说明《慧琳音义》对于古代汉语言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这也是《慧琳音义》本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慧琳音义》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古辞书。“古辞书是古籍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许多古辞书正被作为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方面被校勘、标点、注释和出版。不仅如此，古辞书又是古代的工具书，因而它又是历史、文学、哲学、科技等各类古籍整理的基础，人们有理由要求古辞书的研究、整理和出版被得到更多的重视的关注，并希望从辞书学的角度研究和总吉古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注解：《充分估计古辞书的现实作用》，《辞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５期。）其次，《慧琳音义》管尽自成书日起即获交口赞誉，但由于此书长期失传，“诸贤示获目睹，遂使矜彼涔，未窥河海；珠丛玉囿，采摭犹虚。”（注解：陆宗达《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跋》，《正续一切经音义》卷末第５６６１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再次，《慧琳音义》内容特别丰富，“它对辑佚、考订古籍、研究古代文字、音韵、训诂都有重要价值。”（注解：陈炳迢《辞书概要》第１６０页，福建人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慧琳音义》不仅是披读校订佛学典籍的珍贵参考资料，而且超越了佛儒的界限，成为唐以前小学著作的总结性汇编，其价值不仅表现在研究佛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研究音韵、文字、训诂、辑佚、辞书史、辞书史、辞书编纂和文化史等各个方面。”（注解：徐时仪《慧琳音义研究》第１１３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这就要求我们从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可以说，它既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这研究的名著，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语言学史研究者有必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由于它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汉语史研究者也有必要对它作深入的研究。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来说，“佛教及道教典籍今天已不能用过去的眼光对待，把它们排斥在中华民族正统文化之外，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个部门。搞不清楚佛、道两教的文化，也就无法全面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注解：任继愈《整理古籍也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一期，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慧琳音义》诠释佛经１２３３部，披读佛经，《慧琳音义》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要搞清佛教文化，我们是不能将《慧琳音义》弃置不顾的。在这方面，前人已有成功的实践，如敦煌发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首尾残阙，罗振玉据《慧琳音义》卷一ＯＯ所标难字，考知为慧超书；（注解：梁启超亦云：“超名不见诸传记，（《唐僧传》有两慧超，皆非此人。）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有慧超《往五天竺传》音义，知其人为西行求法且有著书者，但其书隋、唐《志》皆不著录。佚盖久矣。近年敦煌石室写经出世，忽发现其书末残卷数叶，知其以开元十五年归，归途经于阗、疏勒、焉者达安西。实学界一快事也。”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国印度之交通》第１１２页，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陈垣先生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惠敏《曾僧传》之讹，利用《慧琳音义》卷八九，考知为慧皎书前帙。（注解：陈恒《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８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这些都是在文字、音韵、训诂之外，利用《慧琳音义》进行历史研究。此外，笔者曾经受《慧琳音义》的启发，撰写了《论“音随义转”》一文，探讨字音受字义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问题（注解：拙文《论“音随义转”》，《古汉语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说明深入挖掘《慧琳音义》，还具有理论意义。“但是这两块瑰宝都埋藏得极深，需要很多人花佛毕生的精力才能挖掘其核心价值。”（潘悟云《慧琳音义研究序》，《慧琳音义研究·序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此书“就其单字只句而言，而断玑碎壁，零落仅传存，而古泽斑谰，罔非瑰宝；就其全体而言，则广博如入深山大海，非三数人之渔猎所能尽出”。（丁福保《正续一切经音义提要》，《正续一切经音义》第５８４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可以说，《慧琳音义》有待研究的内容还很丰富，对它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与它具有的实际价值极不相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取《慧琳音义》作为研究课题，期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考虑到个人能力及时间所限，我们并不打算全面地研究《慧琳音义》，我们准备着重探讨《慧琳音义》在语言研究（主要是文字、音韵、训诂研究）以及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误训诂材料的研究方面的功用。

貳文字编

　　一、《慧琳音义》与六书研究
　　“六书”一词，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郑玄注引郑众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较之前举两家，许氏既有明确的解释，又有具体的例子，应该说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进步。尤其是《说文》还利用六书理论对９３５３个汉字进行了结构上的分析，因此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段玉裁曾经指也：“《仓颉》、《训纂》、《滂喜》及《凡将》、《急就》、《元尚》、《飞龙》、《圣皇》诸篇，仅以四言、七言成文，皆不字形原委；以字形为书，俾学者因形考音与义，实始于许，功莫大焉。”（注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１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历代都把六书研究作为文字的重要内容。翻开任何一本中国文字学史，六书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慧琳音义》于“训解之末，兼辩六书”，（注解：景审《一切经音义》序，见《正续一切经音义》第２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给我们今天研究六书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众所周知，《说文》一书成于汉末，“成书之后，经过数百年之展转传写，又经唐朝李阳冰之窜改，以致错误遗脱，违失本真。”（注解：《说文解字·前言》，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今传世之本为大徐本，乃徐铉于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９６８年）奉敕校定，纠正《说文》传本脱误，并略有增改。大徐本自校定流传至今，又经历了１０００余年，其中难免又有所变化。可以说，几经周折，《说文》已非其旧。《慧琳音义》虽作于李阳冰之后，但仍弥足珍贵。一方面，它所包容的《玄应音义》（成于贞观末年至麟德无年之间，即公元６６４年以前）（注解：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第８５７页，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慧苑（生卒年月不详，其《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序》称“从师［案：指法藏（公元６４３～７１２年）］十有九载”，大致可以推断其生活于八世纪前后）《音义》、云公《音义》（《慧琳音义》卷二五下有“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岁终南太一山智炬寺集”，则云公《大般槃经音义》的撰作当不晚于开元二十一年，即公元７３３年）、窥基（公元６３２～６８２年）《音义》均早于李阳冰改窜（唐大历中，公元７６６～７７９）；另一方面，《慧琳音义》早于徐铉的校定，而且屡屡称引《说文》，给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说文》引文，这就为我们今日研究《说文》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说文》以后，很少有辞书对汉字字形作全面系统的分析。（注解：从《慧琳音义》所引来看，古字书有不少也是有字形结构分析的，如卷一八“诃叱”条：“《文字典说》云：‘从口七声也。’”又卷二四“其杪”条：‘手持禾也。从又（手也）从禾。’”又卷一“拔烟霞”条：“《古今正字》：‘从雨叚声也。’”）即使是称引《说文》，一般也仅引用其释义，对其字形分析，一般都弃而不用。（注解：罗竹风《论语文词典的编纂工作》指出：“从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开始，到宋司马光的《类篇》，辽僧行均的《龙龛手鉴》，明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以至清代的《康熙字典》和现代的《中华大字典》，几乎都不再进行字形分析。”见《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下）第５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据我们所知，顾野王《玉篇》引用《说文》，亦兼引其结构分析，在古辞书中实属罕见。参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卷十八“放”部至“方”部，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慧琳音义》可以说是一个喜人的例外。它大量引用《说文》等古字书的释形，有时还自己对某些字形进行分析，并且它还多次明确标明“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例如：
　　　　矛刺　　案：矛安象形，即今枪槊之类也。（一六·４）
　　　　火炙　　征亦反。从肉在火上，会意字也。（一四·４）
　　　　清泠　　清冷二字并从水……形声字。（一一·６）
　　　　昏耄　　《说文》：“耄，老也。”杜注《左传》：“乱也。”《曲礼》云：“八十九十曰耄。”转注字也。（一五·６）
　　　　大族　　丛斛反。《礼记》：“五家为比，比，邻也；五比为闾，闾，里也；四闾为族，使之相助葬也。”《尔雅》曰：“父子从祖昆弟为族。”郑注云：“族，聚也。”《集训》云：“亲也，本同姓也。”《说文》：“矢锋也。”本音子录反。假借字。（六·２）
　　此外，《慧琳音义》对于形声字的部位结构，又有很具体的分析。例如：
　　　　讽诵　　……并左形右乎。（六·４）
　　　　氛氲　　……上形下声字也。（八·９）
　　　　囹圄　　……外形内声字也。（一八·１０）
　　在“六书”方面，由于年代的久远，后人对许慎的解释已不甚了了，面对这寥寥数字苦苦思索，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分歧最大、争论最多的恐怕要数省声和转注了，下面我们着重探讨《慧琳音义》对《说文》省声研究的作用。
　　《说文解字》首次系统地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结构，数量最多的当属形声字，而形声字中有一部分“省声”字，它们与一般的形声字有所不同，其声旁是经过简省的。例如：
　　　　珊　　从玉删省声
　　　　蹇　　从足寒省声
　　　　訇　　从言匀省声
　　　　融　　从鬲蟲省声
　　　　炊　　从火吹省声
　　“省声”在汉字结构中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汉字形体由简而繁发展的自然结果，正确提示未省之原形，对省后结构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有一定的必要性”。（注解：黄德宽等《汉语文字学史》第３５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段玉载就曾经指出：“凡字有不知省声，则昧其形声者，如融、蝇之类是。”（注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３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但是《说文》所言“省声”，自古至今，争议颇多。段玉裁在承认“省声”的同时，又尖锐地指也：“许书言省声，多有可疑者，取一偏旁，不载全字，指为某字之省，若家之为豭省，哭之为可疑者省，皆不可信。”（注解：段玉裁《汉语文字学史》第６３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今人梁东汉认为：“《说文》所收的省声字不但‘多有可疑者’，而且大部分都不是什么‘省声’字。”（注解：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１４３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９年。）姚孝遂先生更断言：“《说文》凡言‘省声’，十之七八是不可靠的。”（注解：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第３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另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８２～１９９５年１０余年间，有关“省声”的论文就多达１６篇。（注解：许嘉璐等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第９１～９２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可见，“省声”至今仍是文字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说文》“省声”多有可疑，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把这笔账算在许慎的头上，这恐怕有欠公允。清人已经认识到，《说文》省声“有传写者不知古音而私改者也，亦有非后人私改者，则古义失传，许君从为辞也”。（注解：王筠《说文释例》第１０１页，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３年。）
　　清儒之所以有如此独到见解，归根到底在于古音学的昌明。他们往往根据古音学的知识，推论《说文》省声多“后人私改’，但苦无实证，说服力总嫌不强。我们在研读《慧琳音义》时发现，这部书征引《说文》材料特别丰富，而且与一般仅引《说文》释义不同，它也引用《说文》的释形，我们正可以利用这部标分材料来研究《说文》省声。
　　根据我们的考察，《说文》省声属于后人私改的，恐怕不在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因为不明古音而误改。例如：
　　　　怍　　大徐本作“从心作省声”。清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云：“《韵会·十药》引作‘乍声’。”清王煦《说文五翼》云：“煦桉：怍当从心乍声。”（注解：丁福何《说文解字诂林》第１０５３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迮　　大徐本作“从辵作省声”。清王筠《说文解字名读》云：“当作‘乍声’。”其《说文释例》云：“钟鼎文皆以乍为作，可知作为形声字矣，乃迮下作省声，小徐本亦同。盖前乎二徐者所改，大徐特不察而依之耳。”（注解：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２４６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今案：此盖不明古音而误改。中古《广韵》系统中，“作、迮、怍”诸字归入声铎韵，而乍字归去声祃韵，但此属古今音变，中古去声字多数来源于上古入声。上古音中，“乍”声之字均隶铎部。宋人不晓古音，乃改“乍声”为“作省声”。《慧琳音义》卷六二“内迮”条：“《说文》：‘迫也，从辵乍声。’”又卷六七“迫迮”条：“《说文》：‘从辵乍声。’”又卷八八“愧怍”条：“《说文》云：‘怍，惭也。从心乍声。’”可知唐本《说文》尚作“乍声”。又卷六九“压迮”条：“下争格反。《声类》：‘迮，迫也。’《考声：‘狭小也。’《文字典说》云：‘从辵乍声。’”可为旁证。
　　　　缺　　大徐本作“从缶决省声”。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云：“当作夬声。”清沈涛《说文古本考》云：“涛案：《六书故》引唐本作‘夬声’，则作‘决省声’者二徐妄改也。决亦从夬得声，何必云决省乎？”（注解：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５４７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今案：上古音中，“缺”、“夬”并隶月部，不当以中三“夬”变为去声而改从“决省声”。如果“缺”从“决省声”，那么“决”字又从何得声呢？考《慧琳音义》卷七“空缺”条：“《说文》云：‘器破也。’《苍颉篇》云：‘缺，亏也。’从缶夬声。”又卷一九“缺崖”条：“《说文》缺从缶夬声。”又卷二Ｏ“穿缺”条、卷四七“缺漏”条并云：“《说文》云：缺，器破也。也缶夬声。”又卷三一“盈缺”条、卷三二“缺犯”条并云：“《说文》从缶夬声。”据此，则《说文》本作“夬声”，作“决省声”者，缘不明古音而误改。
　　　　随　　大徐本作“从辵□声”。清钮树玉《说文解字校录》云：“《系传》、《韵会》作‘从辵隋声’。王念孙《王氏读说文记》云：“念孙案：隋音他果反，铉以为随字不当从隋声，故改为□省声也。不知随字古音徒禾反，与隋声相近。铉改非是。”（注解：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２４５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今案：“隋”、“随”上古均隶歌部，其音自谐，无烦省声，况且“□”亦从“隋声”，作“从□省声”者，不明古音而误改也。
　　龇　　大徐本作“从齿柴省声”。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柴省声当作此声，校者辄改耳。柴亦此声，况下文有读若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各本作‘柴省声’，浅人改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柴省声者，当为此声。”（注解：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２６６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今案：“此”、“龇”上古音均隶支部，共音自谐，不必“柴省声”。清儒亦多以为当作“此声”，但苦无直接证据。考《慧琳音义》卷五三“□龇”条：“《说文》：‘齿相龂也。一云：开口见齿也。’并从齿，厓、此皆声也。”又卷七六“□□”：“《说文》：‘齿相龂也。一曰：开口见齿也。从齿此声也。’”据此，则《说文》本作“此声”，作“柴省声”者，不明古音而误改也。
　　　　蹢　　大徐本作“从足適省声”。钮树平《说文解字校录》云：“《系传》作‘从足啇声’。当作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作“从足啻声”，云：“俗本作適省声。”（注解：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２７３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今案：“啇”乃“啻”之俗写，“蹢”、“啻”上古均隶锡部（入声），至中十“啻”字才变为去声。考《慧琳音义》卷四Ｏ“跳蹢”条：“《说文》：‘从足啇声。’”可知《说文》本作“啇（啻）声”，作“適省声”者，不明古音而误改也。
　　窦　　大徐本作“从穴渎省声”。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小徐、《韵会·廿六屑》引作‘卖声’。”清孔广居《说文疑疑》：“卖声可也，何必渎声可也，何必渎省？”（注解：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７５３６～７５３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今案：“卖”字古喻母四等字，而“窦”为古定母字，上古音喻四归定，两者声母相同，况且“渎”亦从“卖声”。考《慧琳音义》卷六二“作窦”条：“《说文》：‘窦，空也。从穴卖声。’”据此，则《说文》本作“卖声”，作“瀆省声”者，不明古音而误改也。
　　　疫　　大徐本作“从疒役省声”。
　　今案：本条清儒无异辞。其实，“殳”古属禅母字。在上古音中，禅母与定母关系最为密切。周祖谟先生指出：“经籍异文中，禅母与定母之关系最密，足证前人所谓禅母古音近于定母之说确凿有据。”（注解：周祖谟《问学集》第１６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疫”为喻母四等字，喻四归定，可见“疫”、“殳”上古音相同或极相近。考《慧琳音义》卷四Ｏ“疫疠”条：“《说文》：‘疾恶也。’并从疒，殳、万皆声也。”据此，则《说文》本作“殳声”，作“役省声”者，不明古音而误改也。又卷二九“疾疫”条：“下营壁反。郑注《周礼》云：‘疾疠之鬼也。’《古今正字》：‘从疒殳声。’”可为旁证。
　　　　阅　　大徐本作“从门说省声”。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小徐、《韵会·九屑》引作‘兑声’。”段玉裁、朱骏声、王筠作“兑声”。（注解：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１１６５０～１１６５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今案：中古音“兑”为定母泰韵（去声），“阅”为喻母薛韵（入声），两者声、韵、调完全不同。但上古音中，喻四归定，两者同属定母，又同隶月部，故不当从“省声”，而且“说”亦从“兑”声。考《慧琳音义》卷四九“阅众”条：“《说文》：‘人具数于门中谓之阅。从门从兑声也。’”又同卷“该阅”条、卷五四“阅哀”条并引《说文》云：“阅，具数于门中也。从门兑声。”据此，则《说文》本作“兑声”，作“说省声”者，不明古音而误改也。又卷二九“玩阅”条：“下缘雪反。《毛诗》云：‘我躬不阅也。’《文字典说文》（当作《文字典说》）云：‘积伐曰阅也。从门从兑声也。’”又卷五一“披阅”条：“缘拙反。《考声》：‘阅，□也。’《古今正字》、《典说》云：‘简也。今披读寻阅其论文同异也。从门兑声。’”又卷六三“捡阅”条：“下缘决反。《左传》云：‘大阅简车马也。’又云：‘阅，军实具数于门中也。’《文字典说》：‘从门兑声。’”又卷八Ｏ“寻阅”条：“下缘雪反。郑注《周礼》云：‘阅犹简也。’杜注《左传》云：‘数也。’《古今正字》：‘从门兑声。’”又卷八五“阀阅”条：“《文字典说》曰：‘阀阅者今门阀为高贵也。’二字并从门，伐、兑皆声也。”又卷八六“慰阅”条：“下缘拙反。郑注《礼记》云：‘阅，简也。’《考声》云：‘简功业也。’《古今正字》：‘从门兑声。’”亦可为旁证。
　　怳　　大徐本作“从心况省声”。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况省声’当作‘兄声’，校者疑其非声辄改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径改为“兄声”，云：“各本作‘况省声’，乃不知古音者所改，今正。”（注解：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１０４４２～１０４４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