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衣带水的日本与华夏大陆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一、两万年前，日本陆地曾与东亚大陆紧密相连。经过长期激烈的地壳运动，海平面上升，东海陆下沉，才逐渐与大陆分离而成为孤岛，并且进入了日本史称的“绳文时代”^①。

这个结论早已被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及古生物化石考古发现所证实。如日本北海道曾发现过猛犸化石。而我国华北、东北等地区也发现过这种动物化石。前不久在我市宝应境内也发现一具长达3.7米的猛犸象牙化石，年代也在一万年左右。这具化石与北海道的猛犸化石是否属于同一种属，还有待于考古专家的鉴定。然而这类大型动物化石的发现，说明日本与东亚大陆之间，是因陆地相连，否则这些庞然大物是不可能囚渡或运载到日本去的。

中国的汉字起源于公元前40世纪至公元前21世纪，形成体系于公元前16世纪^②。据专家研究考证，中国汉字传入日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可能和中国器物的传入有关。在日本山口县冲之山松原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秦代和汉代的铜钱，币面均有小篆体的“半两”和“五铢”字样。在长崎县境内弥生时代遗址中也出土过铸有“货泉”二字的铜钱，为中国王莽时代铸造发行之物。此外，在日本福冈县、佐贺县出土的弥生时代的文物中，还有不少来自中国的铜镜，称之为“汉式镜”，上面同样铸有“见日之光，长母相忌”、“长宜子孙”、“寿如金石”等汉字，属于西汉之物。有的铜镜上还镌有《楚辞》诗句^③。带有汉字的实物也有的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日本。据《后汉书》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后汉书》的记载是否可信，史学界一度存疑，直到公元1794年才被佐贺岛出土的一枚金印所证实。发现者是一位挖地的农民。印文镌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小篆字^④。对于这枚金印的真伪，在日本又存疑了200年。十分巧合的是，公元1981年2月，在中国扬州甘泉乡老山村也有一位农民（女）在翻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枚金印。据日本考古专家鉴定，这两枚金印在大小、形制、印文字体及刀法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为汉代金印无庸置疑。这两枚金印的偶然发现，却相互印证了中日两国交往的一段历史，实在是天遂人意，千古佳话！

以上说明，远古时代，中国汉字只是通过民间或官方的渠道零星地传入日本。以后，随着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岛交往的频繁，大批“渡来人”登陆日本，特别是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等汉籍到了日本，开创了汉籍东传的先河，使日本人强化了汉字观念，为后来汉字在日本的发展做了铺垫^⑤。

如果说汉籍读物的传入促进了日本高层对汉字的学习，那么佛教经典的大量传入并逐步与日本语言文字相结合，才使学习汉字的阶层进一步扩大。鉴真东渡的奈良时代，中国唐朝盛行的六大佛教宗派相继传到日本，对汉字的传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其中鉴真大师的贡献尤为突出。鉴真是精通佛教的高僧。他第六次东渡日本前，在带去的大量物品中有各种佛教经书30多部500多卷，还有王羲之父子真迹行书4贴，天竺、朱和等杂体字50贴。这么多汉字经书带到日本，对汉字、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推动。以至在公元8世纪催生了日本文字的创制。“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偏旁而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⑥

鉴真东渡前，日本虽有佛法而无传戒高僧，故荣睿、普照等赴扬州大明寺躬请鉴真东渡弘法。鉴真到达日本以后，不负重望，不仅为太上皇、皇太后、天皇、皇太子、文武百官以及400多名沙弥授戒，而且新建了唐禅院、唐招提寺，为外来僧侣提供食宿方便，四方佛徒云集于此，学律受戒，抄写经书，学习汉语等各种文化知识，学人之多，盛极一时。

唐代以前，汉字、汉文化在日本始终为上层统治阶级所用，与一般平民远离。唐代以后，特别是鉴真东渡日本弘法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中下层阶级也能接触汉籍，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日本政府还在京都设立一所大学，专供五位以上官员的子弟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就在鉴真东渡后的第四年，即日本的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四月，政府还颁布实施《养老律令》，并规定每户都要备《孝经》一册，从而使汉籍进入寻常百姓之家^⑦。

鉴真东渡对汉字东渐的影响，不仅力行于生前，而且还波及于身后。鉴真圆寂后，先后有其弟子思托和日僧淡海三船（真人元开），用汉文撰写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和《唐大和上东征传》。在当时尚未发明印刷术的情况下，这些传记在各寺庙间的流传只能靠手的传抄，仅《东征传》就有过十几种抄本流传^⑧。这些，对汉字的传播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

随着中日两国交往的不断扩大，汉字被大量引入日本，数量惊人。日本《大汉和辞典》收录的汉字多达5万个。直到1981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常用汉字表》，仍有1945个汉字及166个人名用字。而JIS（日本工业规格用字）则有汉字7000余个^⑨。汉字的大量使用，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得好学上进的日本民族，有了更多学习和掌握中国文化的自由。于是，汉诗便在日本应运而生。与鉴真同时代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中就有许多人会写汉诗。其中16岁就来中国留学、留唐入仕55年客死长安的阿倍仲麻侣（晁衡）就是作汉诗的高手，被誉为“日本的李白”。鉴真第六次东渡时，他曾被批准回国，写下一首惜别诗，诗中写道：衔命将辞国，菲才忝待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马非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友人。

然而天公不作美，阿倍仲麻侣乘坐的第一船因海风大作又被吹回到越南，登陆回到长安，从此终身仕唐。

根据史料考证，日本的汉诗始创于天智天皇时期（668—677），而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于751年，收录作品120篇，集中展示了日本上古时代汉诗的成就。但这一时期的汉诗作品，内容大多描写宫廷生活和贵族酒宴之欢，格调不高，只有少数作品较为突出，其中有释辨正的《遇朝主人》写道：钟鼓沸城闉，戒藩遇国亲。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⑩。这首五言诗读来尚有一些汉风唐韵。

鉴真东渡后的十年，正值奈良时代（710—794）中期，汉学和汉诗十分盛行。鉴真及其弟子置身其中，无疑会参加到这场大合唱中去。关于鉴真是否有过诗歌创作，目前因缺少史料难以断定。不过从《东征传》的记载来看，鉴真是很有写诗天赋的。当荣睿、普照第一次到扬州大明寺延请他东渡时，鉴真借传闻所言，吟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四句偈语，即可看作是一首文意俱佳的四言诗。诗句即使不出自鉴真之手，也出自鉴真之口，是很可以说明鉴真的诗人情怀的。

在鉴真的弟子中，富有诗才者也不乏其人。跟随鉴真东渡长达20年的贴身弟子思托，即是一位有着较高文学素养的僧人。他不仅写下记录鉴真六次东渡全过程的传记以及《延历僧录》，而且还写下不少诗歌，流传下来的一首《五言伤大和上传灯逝》写道：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东。戒香余散馥，慧炬复流风。风隐归灵鹫，珠逃入梵宫。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

鉴真的另一位弟子法进也会作诗，他也有《七言伤大和上》诗一首：大师慈旨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度物竹筹盈石室，散流佛戒绐遗踪。化毕分身归净国，娑婆谁复为验龙^⑾。

鉴真弟子们所作的汉诗可能数量不是很多，艺术水准也有限，但他们的汉诗创作必然会在日本文学界特别是佛教界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研究日本历代汉诗的创作，可以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在汉诗的作者中，皈依佛门的僧人占了很大比例，其中有弘法大师空海、虎关师练、雪村友梅、寂室元光、梦岩祖应、性海灵见、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惟忠通恕、西胤俊承、蕉雪、歧阳方秀、江西龙派、龙惺、景徐周麟等法师的诗作较为知名^⑿。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诗之所以能在日本生根立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佛门弟子师承唐代中日诗僧情愫，代代薪火相传而绵延不绝，以至成为日本汉诗创作的中坚力量。

汉诗的创作在奈良时代最为活跃，也最为成熟，以至后来影响和带动了日本“和歌”的创作，许多汉诗的作者同时也是“和歌”的作者。正因为有了汉诗对“和歌”创作的推动，所以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近20年之后，便有了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出版（764—769）^⒀。这正值鉴真大师圆寂后的最初几年。因此，《万叶集》的问世，也可以看作是对鉴真东渡后十年弘法传灯的另一种纪念。

注释：

（1） 参见叶渭渠：《日本文化史》第1页

（2） 参见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中国汉字文化大观》第8页

（3） 参见刘元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第41页

（4） 参见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70页

（5） 参见汪向荣：《日本的教习》第11页

（6） 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第423页

（7） 参见汪向荣：《日本的教习》第15页

（8） 参见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186页

（9） 参见刘天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第5页

（10）参见黄新铭：《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第2页

（11）参见许凤仪：《鉴真东渡》第287页

（12）参见黄新铭：《日本历代名代名家七绝百首注》

（13）参见叶渭渠：《日本文化史》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