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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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民间文学
　　■　方　珊
　　《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3期
　　佛教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它使民间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导致了说唱艺术——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从而也使佛教各种观念和教义深入到民间，扩大了佛教在华夏的影响，这是佛教得以在中国持续发展而绵延不断的基础所在。
　　佛教的文体有三种：一种是散文，直说义理；一种是重颂，重述义理的诗；一种是偈颂，直叙事义的诗歌。一般佛教经典是三种文体兼用，由于重颂和偈颂能用梵音歌唱，而译成汉文则不能歌唱，所以产生了“梵呗”、“转读”：“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音，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高僧传》卷一三《经师篇》)
　　由此，不仅使四声得以成立，而且使中国律体诗产生和文学发生改观。然而“梵呗”和“转读”更以扣人心弦的音声，感化大众，宣讲了佛经。
　　“唱导”也是一种宣传佛法的方法。慧皎《高僧传》卷十五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是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于申霄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辨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这种唱导师不仅要有好的喉音，也要有智慧辩才，而且还具有广博知识，才能在“唱导”时产生迷人的魅力而感人至深。
　　这样，在宣传佛教时，绝非单纯地说教或宣讲经典，而是既有诵读、讲说，又有歌唱、赞叹，说唱结合，让人“开神畅体，豁然醒悟”，让闻者“莫不息驾踟蹰，弹指称佛”。这就是佛教说唱艺术的开始吧。
　　到了唐代，由于口语的转变，需要把经文转变成唐代俗语，并结合古代中国传统说唱艺术的表现形式，这就有了变文。唐代流行一种说唱艺术，在说唱时，一边展示图像，一边说唱故事。这种图像是将佛教经典的某些内容描绘成图，称为“变相”，演唱佛经故事的底本就成了“变文”的底本。由于佛经文体是散颂兼用，讲经文与变文也是散韵交织。僧侣们在宣讲佛经时称为“僧讲”，这一般是在正式场合下的正式宣讲，而在非正式场合中，他们为了通俗化，吸引听众，常举行以讲经文为话本的演唱，演唱世俗故事，即“俗讲”。无论僧讲还是俗讲，随着时代、地点等的变迁，随着世俗化的需要。都在由寺院推广到地方，由僧人演出推行到民间艺人说唱，由依附佛经讲解推衍到演说传统题材和世俗故事，逐步演变成中国的民间说唱文学。
　　变文虽也是一种散韵交织的通俗化说唱文艺形式，但它已逐步从枯燥的讲经中解放出来，不再假托经论，而是融合着中国的历史故事、各个地方的逸事传闻和世俗故事，使佛教更加中国化、世俗化、通俗化。而变文与变相的结合，这就使边讲边唱，唱白并用的变文还能图文并茂，使变文更为生动形象。可以想见，如在敦煌寺院的壁画前听演唱，会有何等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变文本源于佛经，用来演唱佛经故事，如《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写目莲入地狱救母亲，《维摩诘经变文》写维摩诘与文殊师利等论佛法，《降魔变文》写舍利佛与外道斗法，《八相成道变文》写佛陀成道等。后来变文由于中国化、世俗化的需要，逐步扩大到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董永变文》、《孟姜女变文》等。这样，变文这种佛教通俗文学逐步演变为中国民间通俗文学，又由于情节曲折生动，文字通俗流畅，描写细致真切，采用韵散结合的自由文风和广泛流传的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不仅深为广大的中国民众所喜爱，而且也影响文人创作。
　　唐代变文至会昌毁佛受到严重打击，只有边陲的敦煌幸免有存。北宋时又明令禁止变文流行，讲唱变文之风基本灭绝。然而变文演唱者却走入社会，深入民间，产生了以唱为主的宝卷。宝卷是变文的一种直接演变形式，是宣卷的文字底本。早期宝卷多是僧尼所作，主要宣传佛教故事，以后出现了许多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宝卷，而作者与说唱者的队伍里也出现了一大批专业的民间艺人。
　　宝卷产生于宋代，盛行于明清。相传为宋代的宝卷有《销释金刚科仪》和《香山宝卷》。前者是对《金刚经》的通俗解释，后者是对香山寺千手千眼观音的宣传，以后还有《太子宝卷》讲释迦太子修道的故事和《目莲宝卷》讲目莲救母故事。明清以来，出现了教派宝卷，即为民间教派宣传而作。有宣传道教的《三茅宝卷》、有宣扬弘阳教的《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卷》，还有宣传无为教的五部经：《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另外，还产生了许多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宝卷。如《梁山伯宝卷》讲梁祝故事，《雷峰宝卷》写白蛇传故事。宝卷还与小说、戏曲及弹词关系密切，其题材常常互相借用或改编，往往是几种体裁都有同一题材：如董永遇仙的故事原出《搜神记》、变文《孝子董永传》和话本《董永遇仙记》都载，宝卷也有，《李三娘宝卷》出自《刘知远诸宫调》和杂剧《白兔记》，《龙图宝卷》出自《龙图公案》小说，而《珍珠塔宝卷》是长篇弹词《珍珠塔》的改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题材的普遍借用和改编，并非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根据各艺术体裁的需要有所增饰或删改，或突出了某一人物，或对某一情节进行渲染，有或把佛、道、儒等观念混杂起来，进行说教。
　　一般来说，宝卷是一种宣扬因果报应、劝善训谕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它大多表现妇女题材，宣扬的是西王母、灶君、何仙姑、观世音菩萨等等。它面对的主要是闺阁中的妇女，是封建社会富贵家庭中上层妇女的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娱乐活动。因而不像变文面对广大社会，需要适合社会各阶层的口味，它只要投合妇女们的所好就行。
　　宝卷的故事情节往往曲折离奇，甚至迷信、因果报应的观念弥漫其中，但它那非现实的艺术幻想，却极为浪漫大胆，因而能吸引人，打动人。宝卷是把唱、韵、散三者交融在一起，穿插进行。散文交代情节，韵文和唱则铺叙描述，最后还有祝颂语、说偈。宝卷的情节构造模式往往是好人受苦受难，尽管惨遭杀戮，然由于她们向善求道，终能死而复生(或投胎转生)，不是现世享荣华就是来世升天成佛。这无疑会对受各种观念束缚，受各种欺压而又无力反抗的妇女们深感安慰。针对妇女的艰难处境，宝卷着重渲染持斋念佛，忍辱求安乐善好施之举动，以及酒色财气之害。
　　受变文间接影响而演变成的有弹词、鼓词、诸宫调，它们都以唱为主。弹词形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流行于南方，歌馆酒楼大多都有。表演者少则一人，多则三人，有说有唱。乐器多以三弦、琵琶或月琴为主，可以自弹自唱。由于唱者用当地方言说唱，弹词就更带地方性，较为著名的有苏州弹词、扬州弹词等。
　　鼓词流行于明清两代。它大多是由一个人边击鼓 (或击板)边演唱，有时也有用乐器来伴奏，主要风行于北方。语言通俗易懂，富有民间气息。
　　弹词大都是七言的叙述体，主要讲述历史故事或世俗故事。它涉及的主要题材是恋爱和婚姻问题。由于弹词的作者、听众甚至演唱者多是妇女，因此故事的主角常是女性。弹词的数量很多，有无名氏的《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陶贞怀的《天雨花》，侯香叶改的《玉钏缘》、陈遇乾改的《玉蜻蜓》、《义妖传》等。《义妖传》就描写了民间流转已久的白蛇与许宣恋爱的故事，描写细腻，语言大众化。弹词和鼓词都成为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重要形式。
　　诸宫调源于宋代，盛于金、元。一般说来，它是娱乐场中的民间艺人所创造的叙述故事的作品。它以唱为主，以说为辅。唱的音调较复杂，大都是当时流行曲调。现存有《刘知远》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对元杂剧的形成实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