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曰
　　中国声韵学曾经受过几次的外来影响:一、印度梵文的影响，二、罗马字母的影响，三、满文字头的影响，四、近代语音学的影响。撇开二、三、四不谈，专论印度梵文的影响。宋郑樵通志六书略论华梵下说:“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这几句语讲得很好，很能说出华文、梵文两者性质的不同来。汉代佛法传入中国，中国人受了“从闻入”的梵文的影响，就创制了反切，隋、唐以来，一班翻译佛经的僧侣们又创造了字母和等韵；现在把反切、字母、等韵三者分述如下:

一　反切

　　汉字注音的方法，谐声之后有直音，直音之后有反切，反切之后有注音字母，这是声韵学上的常识，凡学过一点声韵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反切，就是拿两个汉字注一个汉字的音，上一个字和所注的字，声母相同（双声），下一个字和所注的字，韵母相同（叠韵），上一个字要声母不要韵母，下一个字要韵母不要声母，把上一个字的声母和下一个字的韵母拚在一起，就是所注的字的音；举例来说吧，东、德红切，德字念，红字念，德字要不要，红字要不要，把德字的声母和红字的韵母，拚在一起，就是东字的念法。在音理上说来，这和注音字母的注音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不过反切的注音工具是整个汉字，注音字母的注音工具是符号罢了。
　　反切，是怎样产生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声韵学史上，有两派人的主张:一派人说是受梵文的影响，宋朝的郑渔仲、沈存中、陈直齐，清朝的纪文达、姚惜抱等，都属这一派；一派人说是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清朝的顾亭林、陈东塾等，都属这一派。顾亭林认为反切的方法，汉朝以前就有，列举了蒺藜为茨、不律为笔等几十条证据来证明他的说法，陈东塾根据这种说法，更变本加厉，认为反切在周、秦时代已经有了。这两派人的说法那一派的正确呢?我们认为前一派的说法正确，要证明这一点，应该先知道反切产生的时代。颜氏家训音辞篇里说:
　　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
　　后世研究声韵学史的人，都根据这种说法认为孙叔然是反切的创造者，独章炳麟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反切并不创始于孙叔然，在汉朝应劭时已经有了；他在音理论里说:
　　经典释文序例谓汉人不作音，而王肃周易音，则序例无疑辞，所录肃音，用反语者十余条。寻魏志肃传云:“肃不好郑氏，时乐安孙叔然授学郑玄之门人；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假令反语始于叔然，子雍岂肯承用其术乎?又寻汉地理志广汉郡梓潼下，应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浃反。”辽东郡沓氏下，应劭注:“沓水也，音长答反。”是应劭时已有反语，则起于汉末也。
　　这种说法出来之后，研究声韵的人都相信章氏的说法，不再相信孙叔然是反切创始人的说法了。但是在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仍未说到最好地步；章氏之后，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我觉得以赵荫棠的说法最为精当。他根据谢启昆的小学考和日本人大矢透的说法，证明许慎和服虔已经用过反切，并认为反切是受了梵文的影响才产生出来的。他在等韵源流里说:
　　大矢透氏证明此反切非后人所能依托，确凿可信。由此可知许氏之反切散见于他书者，俱为可信。许氏是服虔的前辈，则服氏通俗文之有反切，更无足怪。执是以论，将谓反切起于周、秦，若顾、陈之说么?决不!周、秦至汉所有之合音，乃天然的。汉代以后之反切。而是人为的。这个人为的反切，非有外力不能产生。我们在上章讲过汉哀帝以后正是梵文浸入的时候，则学梵文者当然先知其拚音，因此而悟出来反切。反切初起的时候，直音正在盛行，所以儒家或用之，而不大用之。且人自为政，毫无系统之可言。服虔通俗文，用之较多；孙炎尔雅音义，用之有序；所以后世独知二家。而二家之中尤以孙氏为著，所以世人推为反切的鼻祖。
　　赵氏这一段话是完全正确的，他不但讲明白了反切产生的时代，也讲明白了反切所以产生的原因。应用拚音的道理来注字音，不受拚音文字的影响，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清朝初年李光地、王兰生等作音韵阐微，发明合声反切的方法，是受了满文十二字头的影响；民国初年，钱玄同、黎锦熙等创制注音字母，是受了西洋拚音文字的影响。假使没有满文的输入，李光地等也发明不了这种反切方法，不受西洋拚音文字的影响，钱玄同等也创造不了注音字母。这和假使没有印度梵文的输入，汉朝人发明不了反切，是同样的道理。顾亭林、陈东塾等受儒家‘攘夷狄’思想的束缚，戴上有色眼镜看东西，看不清楚，是理所当然的。

二　字母

　　在中国声韵学上，所谓字母，是指纽的代表字而言，意思和现在所谓声母完全相同。关于字母，吕维祺同文铎里有一段记载:
　　大唐舍利创字母三十，后温首座益以娘、床、帮、滂、微、奉六母，是为三十六母。
　　流传到现在的字母，有三个系统，一种是唐人的，归三十字母例:
　　端丁当颠故　精煎将尖津　知张衷贞珍
　　透汀汤天添　清千枪佥亲　彻伥忡柽缜
　　定亭唐田甜　从前墙朁秦　澄长虫呈陈
　　泥宁囊年拈　喻延羊盐寅　来良隆冷邻
　　审升伤申深　见今京犍居　不边逋宾夫。
　　穿称昌嗔　磎钦卿褰祛　芳偏铺缤敷
　　禅乘常神谌　群琴敬褰渠　并便蒲频符
　　曰仍穰仁任　疑吟迎言　明绵模民无
　　心修相星宣　晓馨呼欢袄
　　邪囚祥饧旋　匣形胡桓贤
　　照周章征专　影缨乌剜烟
　　一种是守温韵学残卷里的三十字母:
　　唇音　不芳并明
　　舌音　端透定泥是舌头音　知彻澄日是舌上音
　　牙音　见溪群来疑等字是也
　　齿音　精清从是齿头音　审穿禅照是正齿音
　　喉音　心邪晓是喉中音清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浊
　　一种是宋人的三十六字母:
　　重唇音　帮滂并明　轻唇音　非敷奉微
　　舌头音　端透定泥　舌上音　知彻澄娘
　　牙　音　见溪群疑　齿头音　精清从心邪
　　正齿音　照穿床审禅　喉音　影晓匣喻
　　半舌音　来　半齿音　日
　　字母的创造，受梵文的影响，乃毫无问题之事，不必详加考证，观吕维祺的话，便知端的，创始者是出家人，修补者也是出家人，这即是受梵文影响之铁证。但是清朝有一般汉学家，如戴东原、钱竹汀等，对于字母，深闭固拒，绝不承认受梵文影响之事，甚至于连字母的名称都不肯用，这也是受了儒家‘攘夷狄’思想的束缚，对文化交互影响的道理，看不清楚。现在为了使大家更明了起见，把这个问题，再讲说一番。隋书经籍志里说:‘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高僧传宋释慧睿传里说:‘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修理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谢灵运条理梵、汉，就是以印度字母整理汉音，他所叙十四音，就是隋志里面的婆罗门书十四字。吴稚晖作国音沿革序，认为这十四音就是广韵里所附录的辨十四声例法，他拿佛经里所附录的十四类字母，和这十四声例法比照而研究之，得到以下的结论:
　　倘问广韵十四声之次序，何以与佛经之次截然不同?此即仿照婆罗门书之十四音，从新用东方面目变换之，定为中国自己之十四声例法也。其次依照何例为先后?第一步用西学做成这中学之体，时代在汉末；于是再用西学之十四音，按照中学之五音法，成功十四声例法，其时代在晋、宋间。……所以辨字五音法者，六朝时候大等韵家之七音也；辨十四声例法者，六朝时候等韵字母之胚胎也。……十四声例法，一变而为三十六字母之等韵，则因烟、人然等三十类切字要法，实为其过渡之枢纽。……
　　吴稚晖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三十六字母是由印度梵文字母变化而来，成了定论；后来刘复又作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证明:‘守温所定三十六字母，非直录梵文者，乃参酌中华当时之语音而成，凡梵文所有而华文所无者，彼则减之，华文所有而梵文所无者，彼则增之。’这不但说明了三十六字母是由梵文字母变化而来，更进一步说明了三十六字母和梵文字母的实际关系。读了吴氏和刘氏的文章，我们感觉到清朝的戴东原、钱竹汀诸人，在这一点上，真是顽固万分，无理取闹。

三　等韵

　　什么叫做等韵呢?关于这一个问题，赵荫棠在他的等韵源流里有一段解释:
　　何谓等韵?简言之，就是音表，音表中有格子，每横格算一等，每等中所填的韵字，就是每音的代表。我们若把这种音表练习熟了，不惟知道韵书的韵字，属于何纽，而且知道他们的洪、细，这本是许许多多的反切的以简驭繁的方法，所以吾友魏建功先生说他是练音表。
　　等韵是怎样产生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他的来源如何呢?关于这个问题，张世禄在他的音韵学里有一段说明:
　　吾国自来讲音读的方法，由双声、叠韵进而为字母和韵母，由字母和韵母构成了等韵表；无非是要说明反切之理。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云:‘反切始于魏世，在双声、叠韵之前，双声、叠韵始于六朝，在等韵之前。由反切而为双声、叠韵，由双声、叠韵而为等韵；渐推渐密，皆以明反切之理。故等韵之学，为反切设也。’案双声、叠韵之名?虽起于六朝，而双声、叠韵及反切之理，自古已具。到了汉末以后，印度梵文拚音学理输入中国，于是发生反切，发生韵书和字母。应用等、呼和字母来说明反切，就产生了等韵之学。陈澧谓:‘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但有反切，无所谓等韵。唐时僧徒依仿梵书，取中国三十六字，谓之字母。宋人用之以分中国反切、韵书为四等，然后有等韵之名。溯等韵之源，以为出于梵书可也。至谓反切为等韵，则不可也。反切在前，等韵在后也。’其实等韵学，不过是进一步应用字母来讲明韵书上的反切罢了，是‘由切语之学所变而成’的。所以我们要推迹等韵学的来源，自然要讲到反切和字母。这一段话，讲得最好，他不但认为反切、字母、等韵是受了印度梵文的影响才发生的，他并且认为韵书也是受了‘印度梵文拚音学理’的影响才发生的，于此可见印度梵文对中国声韵学影响之大。我们现在研究隋、唐语音，需要根据种种材料，宋、元等韵学派的等韵表，就是种种材料之中最重要者之一，这实在不能不说是隋、唐时代的僧侣们对中国学术上的伟大贡献。

四　总结

　　从以上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声韵学的发生、发展与成立，完全是因为受了印度梵文的影响；所以然者，这中间也有个道理，就是:中国人所使用的方块汉字不是拚音文字，从方块汉字的本身分析不出‘音素’来，这在研究汉语的语音和字音方面是一个大障碍，所以必须等到受了梵文拚音道理的影响，才能发生、发展、建立起来，这是不得不如此的自然趋势，是中国声韵学史上的事实，不容任何人抹煞或否认的。
　　末了，还有一点意思，应该交代一下，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是仅就印度梵文而言，假使我们要扩大范围，就整个佛学而论，那对于中国学术的影响就更大了，最明显的例证，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的宋、明理学和在中国文学上大放异彩的隋、唐时代的翻译文学，就完全是受了佛学的影响，才发生、发展、建立起来的，不过这个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在这里不能多说，等将来有机会时再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