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
唐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而唐代诗歌的繁荣，达到了中国诗歌史上
的顶峰。唐代文学繁荣、鼎盛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过去简单地归结为唐代经济的繁荣
的结果，主要是把恩格斯的一句话作为论据。恩格斯曾说过:“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
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①可是恩格斯也说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
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这样
的论点:“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以唐代而言，“贞观”时代，是经济的高峰，都没有杰出的诗人.因此唐
代文学的繁荣，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繁荣的结果。有的人说，是庶族地主阶层力量的发
展，决定了唐诗的繁荣。唐代实行科学制度，打破了世族地主对政治的垄断，对扩大统治阶
级的基础有一定作用。科举考试，对唐诗发展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但是也不能扩大它的
作用。杨慎的《廿庵诗话》就曾经指出:“唐人省题诗，很少佳者，而凡传世之作，则皆非省题
诗。”据《通典》卷十五《选举》说，贞观八年才加考经史，到调露二年，由于考功员外郎刘思
立的建议，才考诗赋。唐代开国后的前六十年只考策文。据《登科记考》:“开元间始以赋居
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考诗多
用齐梁体，一直到中晚唐都是如此。唐末范掳的《云溪友议》说:“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
郎错复司贡藉。……其所试赋，则非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
时代思潮对文学艺术的创作是有重要的影响的。由于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安定、繁荣，
国力强盛，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多有建功立业的愿望，有一种向上的理想与追求，这是这个
时代思潮的主流，因而有了王维早期的《老将行》、《燕支行》，高适《塞下曲》，以及大量的边
塞诗，描写了边塞的神奇、壮伟，和对功业、豪情的向往与追求。这些诗歌，带有明朗的基调
与乐观的情绪.这就是盛唐风格的表现。
直接影响唐诗发展的，首先由于唐代有比较开明的政治。凡是不许人民说话的国家和
时代，文学是难以得到发展的。唐代没有什么“文字狱”，文人可以批评任何官府直至最高
统治者—皇帝。杜甫的“三吏”、“三别”，把矛盾指向官府，白居易的《长恨歌》、《卖炭翁》，
把矛头指向皇帝，也不会受到任何处分。其次是文学艺术发展的本身规律。唐代声韵的发
展，对讲究声律、对偶的唐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切韵》在当时广为流传，据《宣和书谱》
记载，一部吴彩莺手抄的《唐韵》(即《切韵》)，价值五干钱。此人一生抄了近百部出售。我
们可以这样说，没有音韵的发展，也就没有唐诗的繁荣。过去宫体诗的研究是一个禁区，大
多数的宫体诗，在内容上确有夸耀词藻，带有浓厚的富贵气息，缺少个人的情感和社会生
命，是一种雍容华贵的诗体。但是典型的宫廷诗人上官仪，他归纳了六朝以来诗歌创作中
的各种对仗，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对律诗格律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沈侄
期、宋之问的应制诗没有太大的可取之处，但对律诗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沈、宋在前
人创作的基础上，再加以总结提高，使律诗这一形式正式形成了。李娇、苏味道、崔融、杜审
言等“文章四友”，都是宫廷御用文人，政治地位很高，对律诗影响的扩大，起了一定的作
用。
唐代音乐的繁荣，也直接促进了乐府诗的创作。唐代重要的乐府作者，几乎无不爱好
音乐与歌舞。乐府就是唐王朝的音乐官署。唐代掌祭祀、礼乐的最高机构叫太常寺，下辖
八个署，专管音乐歌舞的称大乐署、鼓吹署，专管训练的机构叫教坊。这些音乐官署，唐人
称之为乐府。唐代强盛时期，音乐官署的规模超过前代。唐代的帝王爱好音乐、歌舞。唐
高祖在禁城设置内教坊，唐玄宗在太常寺设别教院，把内教院迁于蓬莱宫侧，又增设梨园
院，还在京城和东都洛阳设左右教坊。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光是大乐、鼓吹两署的音
乐人才“至数万人”。即使到了宣宗大中年间，太常寺的乐工还有五千多人，俗乐一千五百
多人.另外，还有各种府、军队、民间的音乐队伍。
音乐的繁荣，经两个方面影响了乐府诗的创作:一是太常、教坊以及民间演奏，必然引
起诗人创作乐府诗。唐演唱的乐府诗有两种，一是配合新兴音乐的唐人乐府，另一种是古
乐府。唐人乐府如《渭城曲》、《凉州》、《伊州》、《陆州》、《竹枝》、《雨淋铃》、《清户调》、《何满
子》、《婆罗门》、《黄竹子歌》、《江陵女歌》、《锣顺曲》、《水调》、《六么》等，数量很多，受到社
会的喜爱。白居易说:“六么水调家家唱”，说明了它的普遍性。古乐府指南朝流传下来的
“北歌”和“清商乐”。据陈日献乐书》记载，教防一位歌手叫谢大的，他唱《乌夜啼》时，玄宗还
亲自弹奏茎摸，可见影响之大。
当时流行的歌曲那么多，歌词的需要量很大，在词的创作还不成熟的时候，乐府诗是
理想的歌词。于是乐工、歌妓都向名诗人征集甚至购买作品入乐。《旧唐书·李益传》说，
他每作一首乐府，“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边地将帅向朝廷进新乐时，往往是有谱无词，就
向诗人征集歌词。殷遥的《塞上》诗中说:“将军正闲暇，留客换歌辞。’，《乐府诗集》中收集了
五代以前的历代乐府民歌作者五百六十余家，唐代占了二百九十多家。《乐府诗集》中《伊
州》、《陆州》等乐府歌曲，采取了沈侄期、王维等人的作品，就是采诗配乐的实例。有些原来
不是乐府诗，入乐以后，也被当作乐府诗看待。如魏征的《述怀》，后来成了《出关》，王维的
《送元二使安西》，后来成了《渭城曲》(又名《阳关曲》)，王之涣的(度玉门上吹笛》(黄河远
上白云间)，后来成了《凉州词)。杜甫的《赠花卿》，后来成了《水调》入破的第二曲，李益的
《夜上受降城闻笛》，后来成了《婆罗门》。这种以诗入乐的情况，无疑会刺激诗人写乐府的
热情。
除了以上的原因外，佛教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原因。我想就以下几
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唐代的三教调和思想
儒释道三教调和，是唐代大一统的表现.唐代统治者认为三教调和对统治者有利，于
是从理论上认为三教的思想是一致的。佛家说“人生而静”。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也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佛教说“性空”，道教说“无名”，两教都以生为苦，厌世无我.在超世
的问题上，道教有“神仙洞府”，佛教有“极乐净土”，因此也是相同的。柳宗元的《百丈碑
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恃定慧，去之则丧。”因此，他认为佛教的清规合
于儒家的礼法。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认为儒家的经典《易》、《论语》，与佛家的学说并不相
违背。他说:“浮图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浮图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
险贼邪!叹论语》讲究孝道，认为这是做人的根本。佛家是反对孝道的。怎么办呢?后来佛
教让步了，《孟兰盆经》有目莲救母的故事，又说佛抬过父亲净饭王的棺材，这是与孝道相
合的。
唐代佛教大兴，与统治者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唐高祖李渊在起兵反隋时，对佛许下大
愿，说他如果做了皇帝，一定要大弘三宝。武德八年(625)，宣布三教的地位，道第一，儒第
二，佛第三。武则天因为佛教徒帮助她夺取帝位有功，又规定佛教在道教之上。老道士洛
阳弘道馆主杜义，改道为僧，武则天赐名玄疑。她服僧人胡超的长生药，三年合成，所费巨
万，造圣善寺。尊华严宗的法藏为贤良菩萨戒师。中宗复帝位后，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韦
后掌权，佛教徒得势，对法藏、慧范(太平公主奸夫)等九人赐爵郡公、或县公，睿宗继位，受
佛教徒引诱，走向了灭亡。当时有一句口头语:“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道教起而对
抗，表示要二教平等。玄宗大兴道教，迷信道教的长生药，佛教徒贺知章，弃佛当了道士。宪
宗、穆宗、敬宗、武崇，都吃了道士的长生药而死。唐武宗灭佛，唐宣宗又兴佛。这几百年间，
三教调和思想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佛教思想对唐代文学家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唐代文学家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严重的时期，唐代
文人普遍地熟悉佛典。礼敬佛法，不少人甚至受戒为佛门弟子。如初唐四杰中的王勃，他
精通佛学，他为太原寺索律师的佛学著作《四分律宗记》写过序，他以“弟子”自称说:“弟子
才非玄度，识劣真长”。杨炯在武则天分送盂兰盆给诸佛寺时，写过《孟兰盆赋》。古文家梁
肃是天台宗义学大师，王维是禅宗神会禅师(即七祖)的弟子，是禅宗在文学上的代表人
物。杜甫的主导思想是濡，但也掺杂了佛道思想。他说过:“余亦师禁可。”和慧可是禅宗
的两可祖师。他还说过:“愿闻第一义，面向心地初。”他有佛家思想，是不能否定的。白居
易晚年当了香山居士，中晚唐的许多文人，是披着架装的文人。如灵澈与刘长卿、皇甫曾的
交游很深，皎然受到颜真卿的礼重。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日常生活是禁香、扫地而坐，与
皎然唱和为友。刘禹锡信仰禅宗，贾岛本来是僧人，名无本，以后还俗了。李商隐的诗中大
量引用佛典，有几十处之多。他在《题僧璧》一诗中说:“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
钟。，，’’贝”，贝叶经。“真实语”，《华法经》云:“如所说者，皆是真实”。“一楼钟”，《华法经》云:
“一楼钟，取觉悟之义。”他在《题白石莲华寄楚公》诗中说:“漫夸鹜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
上乘。”“鹜子”，《华法经音释》:“舍利佛比方鹜子，连母为名，连母名舍利，眼如鹜鹭，身形
美好，佛即子也。”“罗汉”，《修行车起经》:“罗汉者真人也。’，《牛车》，《妙法莲华经》:“长者
诸子于火宅中恋着戏处，无求出意。长者设方便，言羊车、鹿车、牛车在门外，随汝所欲，皆
当与汝，诸子争出火宅。"(上乘》:初根人为小乘，行四谛法;中根人为中乘，受十二因缘;上
根人为大乘，则修六度。同义山交往的僧人有知玄、彻师、僧录、臻师、惠禅师、华师等人。据
《高僧录》:义山晚年回到长安，曾由知玄度为佛门弟子。
佛教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甲、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唐代佛教中许多宗派，都注重“境”的研究，也就是哲学上
的认识论的研究。比如王维早期的诗，在二十一岁时写过“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五塞
中”，还写过“忘身辞凤网，报国取龙庭”，表现了积极进取，以身许国的理想。以后他研究佛
经，笃信佛学，他看清了唐王朝在繁荣的外衣下，政治日趋腐败，他由归隐田园，逐渐走向
谈禅说佛，宣扬四大皆空的人生哲学:“软草承跌坐，长松响梵钟。空居法云外，现世得无
生。”他还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使王维早期和晚年的
诗，简直判若两人。李商隐也是一样，早期也是抱有救世济人，甚至想扭转乾坤，于一番伟
大的事业。他在《安定城楼》一诗中说:“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当他历尽了仕
途的坎坷，接受了佛家思想之后，世界观转变了，他认为人世间是苦海，是火宅。他说:“若
海迷途去来因。”他宣扬佛法，认为知玄法师每一个毛孔里都能长出莲花:“何当百亿莲华
上，一一莲华见佛身。”(《大般涅絮经》云:“世尊大放光明，身上一毛孔出一莲华，其华微
妙，各县千叶。”
唐代佛学上关于“境”的研究，对唐代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影响很大。如王维
诗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所刻划的美丽情态和音响，像“细枝风乱响，疏影月光
寒”，“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他都着重意境，不在于写实，是任何画面也不能表达的。
乙、创作题材和主题:由于佛教的发展，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佛寺，到处都有高僧、诗僧，
使得不少诗人、诗僧作家的创作题材扩大了，如诗人王勃，西蜀之游时，写过《入蜀纪行
诗》，写了《游梵宇三觉寺》、《观佛迹寺》等以佛寺为题材的著名诗篇。他在梓州，为福会寺、
白鹤寺、惠普寺写了碑文，以优美的笔触创作了以佛寺为主题的散文。白居易的诗文集中，
以佛声、诗僧唱和、和尚的碑铭、赞渴和他自己的斋式生活为内容的诗文，达五十多首
(篇)。李白、杜甫与佛寺、诗僧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们写了许多对僧人的赠别诗。
除了诗歌之外，佛教对唐代的小说创作也有影响，如沈既济的《枕中记》，取材于《杂宝
藏经》，李朝威的《柳毅传》，取材于《贤愚经》，佛经等作，促进了唐代传奇小说的繁荣。
丙、文学体裁方面。在唐代有一种由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文学体裁叫变文。变文最初
是用来演说佛经的。佛经来自印度，有散文、有褐颂、僧侣讲经用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演唱。变文分俗讲和僧讲，俗讲是对没有出家的人演唱的，僧讲是对出家人演唱的。从
现在发现的内容看，有演绎佛经故事和非佛经故事两大类。如《维摩洁经变文》长达三十卷
以上，富有文学趣味。常常将十几个字或二十几个字的经文，敷衍成三五千字的长文。如
《阿弥陀经变文》，用经文作散文部分，用韵文宣染故事，描写得也很好。这种变文在当时是
很流行的，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就是《目连变》中
的原句。
变文的影响很大，首先是对于小说的影响，如武后时代张文成的《游仙窟》是用诗与散
文排列而成的，这种体裁在唐以前是少见的，可是这散文和韵文交织而成形式，与变文完
全相同。变文对后来的白话小说影响更是显著，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
事》等，都是由变文发展成为话本，进而发展成为《西游记》、《水浒传》等长篇小说的。
丁、语言和修辞方面:在唐代，由于佛经大量翻译成汉语，因而丰富了汉语词汇。唐代
的许多诗文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喜用这些外来的词汇，如“恒河沙”、“苦海”、“涅祭”、“菩
萨”、“罗汉”、“三十三天”、“大千世界”、“衣钵”，等等，不仅当时在诗文中广泛流传，一直到
现在都成了人们的口头语.唐代文人大都很熟悉《华严经》、《华法经》、《维摩谙经》，因为这
些佛经想像宏伟，描述生动，富有文学色彩。由于唐代文人对佛家经典的学习，很多外来词
汇，大量地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现在我们读唐代诗文，如果没有一点佛学的基础知识，有
些诗文就很难读懂了。诗歌中运用佛典最多的，恐怕要数李商隐。他用佛典巧妙生动。比
如“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五祥得佩刀”《谢书)).“半夜传衣”的故事，见之于许多佛经。六
祖慧能在雄坊劳动，五祖宏忍晚上去，用祥杖在雄上敲了三下。慧能体会到要他三更去宏
忍的房间。他遵嘱而去，五祖把达摩的法宝及所传架装传给了六祖。义山在诗中比喻他因
得到令楚的教诲，使他学会了写章奏的骄体文。用上这个佛家典故，比喻那么妥贴而又恰
到好处。又如《泳三学山》诗云:“万丝织出三衣妙，贝叶经传一渴难。”“三衣”，《大方等陀罗
尼经》说:“佛告阿难，衣有三种:一出家衣，作于三世诸佛法式;二俗服……第三服者，具于
俗佛，将至道场，常用坐起，其名如是。”“一渴难”，《传法正宗记》说:“释迩叶曰:吾以清净
法眼实相无相妙法，今付与汝。说渴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人何曾
法。”这两句是说，丝织的三种衣服是很奇妙的，而和尚中求得一揭是很不容易。这是说，
习禅的人很多，而悟法的人很少。这是比喻他自己长期沉沦使府，没有升迁。用这个比喻
寄感慨于言外，是那么自然而恰当。除此之外，佛典中的一些巧妙的比喻，大胆的夸张、排
比等修辞方法，对唐代的文人也都具有吸引力，因而对唐代诗文的艺术成就，起了一定的
影响。
唐代佛学对唐代诗文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因而也就促进了唐诗以致整个文学领域，如
散文、议论文、文学理论等方面的发展，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8页.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2期1 9 9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