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精神佛教”与国际新秩序

2014/9/7    热度：184   

发扬“精神佛教”与国际新秩序
　　● 谭中
　　前些时候，我在新德里接受了中国留学生刘朝华的书面访谈，后来又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与世界”讲座作报告，两次都使我觉得自己对佛教的认识和当代年轻人有大不相同的地方，现在和早报读者共同探讨。
　　刘朝华问：一、佛教在中印文化互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佛教在其诞生的印度衰微是否对两国交流不利？二、佛教文化还有什么潜在的积极因素尚待开发？
　　我们提倡“文明挂帅”发展中印关系，必须仔细探讨这两个问题。
　　佛教是东半球非常重要的宇宙现象，我们可以用“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宇宙现象由精神文明指导，宇宙日常生活中要素是物质文明——来把佛教分成“精神”与“物质”两部分。
　　“精神佛教”（spiritual Buddhism）可谓包容了古印度文明的精髓（当然也有糟粕），佛教的“物质”部分就是“庙宇佛教”（monastic Buddhism）。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杜晓娜在听课后和我讨论佛教。她问道，马克思说宗教都是“精神鸦片”，学佛的人是不是都在吸食鸦片以麻醉自我、逃避现实呢？佛教，或者说所有宗教，是不是真的是“麻醉剂”？
　　我的回答是：某些人最爱吃的东西总会是另外一些人最讨厌的。如果不是世界上成千上万人喜欢宗教信仰，马克思也不会说出“精神鸦片”的话。
　　杜晓娜又问道：“佛说世间的悲苦都来自于‘欲’，佛，教人如何习得智慧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以到达无苦无痛、无愁无忧的彼岸。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盛，只要活着，没有一样我们能避免的。那佛教真的能彻底让我们断绝烦恼吗？”她的疑问恰恰反映出佛教的目的性——在有苦有痛、有愁有忧的人们生活中注入一种镇静剂、强心剂，利用精神的物质力量帮助人们驱除烦恼与忧伤。当然，这是否灵验，因人而异。
　　解佛教在印度衰微的疑团
　　当世界上的鳏寡孤独以及生活上受挫或情场失意者听到“菩萨”下凡、救苦救难、把众生从苦海普渡到彼岸时，至少暂时得到一点安慰。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像4世纪初印度高僧佛图澄使后赵主石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必须辩证地看“庙宇佛教”的功过，不能以“麻醉剂”片面贬抑它。
　　认清“精神佛教”，可以帮助解决“佛教在印度衰微”的疑团。二十年前好莱坞制作的《甘地》故事片，轰动一时。影片的中心思想是：甘地发动的“非暴力”运动使那些掌握“日不落帝国”的无比权威的人们闻风丧胆。这“非暴力”和中国民间的“不杀生”是同一概念（梵文叫“ahimsa”）。甘地的“非暴力”独立运动战胜了英殖民主义是“精神佛教”的胜利。黑人领袖马丁路得·金把它用到美国政治上来，也发挥出无比威力。
　　我们再看，印度共和国的国旗上镶着“法轮”、国徽上有古代最出名的佛教统治者阿育王所立的石柱顶上的“石狮”标志，这更说明：“精神佛教”在当今物质文明泛滥成灾的世界上仍然旗帜鲜明。
　　所谓“佛教在印度衰微”指的只是“庙宇佛教”而已，“精神佛教”正作为印度共和国的象征符号指引着它前进的方向。印度和平、不结盟外交政策正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步伐。
　　“精神佛教”不是“庙宇佛教”的私有财产，而是人类文明的精髓，是全人类所有不同宗教或主义都可以共同享用的。探讨它时，不能用狭隘的“宗教”定义去讲。
　　宋朝大思想家朱熹把自己讲学的书院叫作“精舍”（梵文“vihara”的汉译），这“精舍/vihara”实际上是世界历史上庙宇的起源。
　　朱熹有两句奇怪的诗句：“愿倾无极光，回驾俯尘区”、“不遇无极翁，深衷竟谁识？”我们知道，在朱熹和其他“理学”家提倡的理论中，“太极”与“无极”的概念极为重要。但这两句诗中，“无极翁”显然是暗指佛陀，“无极光”显然是暗指佛的教义。
　　我们再看“理学”的“理”实际上是印度“yukti”(理论）的中国化身。朱熹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性，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里面就有佛家思想，这“往圣”就包括了印度圣哲，这“太平”可以当作印度理想“mahasamata”(伟大的平等)的翻版。
　　这朱熹所说的“心”，以及后来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实际上是佛教“bodhicitta”（菩提心）的中国化身。如果把“理学”译为“Yukti School”，把“心学”译为“Bodhicitta School”，我看并非不可。这就是印度商业部长兰密施（Jiaram Ramesh）所提倡的“CHINDIA”（中印大同）的千千万万表现之一。
　　自由、平等、解放皆古印概念　
　　唐朝诗人把写诗叫做“参禅”。唐诗杰作中，特别是王维、李白诗中，“禅”的精神十分突出。现在我们用的“自由”、“平等”（佛陀又叫“平等王”）、“解放”、“觉悟”都是佛经中的古印度概念的翻译，许多年轻朋友却以为它们是西洋的舶来品。这样看来，佛教文化值得开发的积极因素实在太多。
　　当今世界动荡与恐怖主义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把“我们”（信徒）与“他们”（异教徒）对立起来，号召信徒清除异教徒。哈佛大学的奇才亨廷顿和藏在阿富汗山区的奇才奥萨马·本拉登在这一点上心心相印而苦了全世界——天真无邪的青年自我爆炸去杀害无辜。从这一时代背景来看，热烈探讨“精神佛教”并发掘其潜在的积极因素就大有必要了。
　　提倡中道、慈悲、和平、容忍、平等、觉悟的“精神佛教”是东方文明之光，没有它，人类可能走向毁灭；有了它，可以建立起新世纪的国际秩序。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现旅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