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取对唐诗“初盛中晚”的传统分期法，而是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期，这主要是基于佛禅的发展变易的历史现实，南宗禅得成正果、宣告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是在安史乱后３３年，唐代诗歌审美风格的捩转恰与这件禅门大事同步共振。所以，诚如作者所言：“这一分法既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

　　在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下，作者提出了“贬官禅悦”与“人造自然”两个中心范畴。唐诗中的“贬谪文化”现象学界已有所涉及，但把“贬官”与“禅悦”整合为一体的概念则发端于树海先生。其实，从大历、贞元到元和、会昌，从刘长卿、韦应物，到柳宗元、贾岛，再到司空图、郑谷，这些诗人，哪个不是在险峻的宦途与宁谧的梵音中挣扎过来？即便以“攘斥佛老”、卫护儒家道统自任的韩愈，他与佛禅的关系也不是通常想象的那样疏离，而是存在着诸多“深刻、蒙昧未彰的关联”。凡此历来语焉不详的唐诗史现象，作者都在“贬官禅悦”概念的统摄之下，通过精微的文本剖析，分擘入理。

　　“人工”与“天机”的印合是诗人把握自然的最有效方式，当然，矛盾也最多而深。风来树动，雨过山青，明月松间，清泉石上，谁不艳羡？谁不苦求？可是，诗人企慕的这一类境界随着安史乱后文化生态、心灵状态的激变不可避免地要成为镜花水月。所以，千淘万漉的炼饰，伐毛洗髓的苦吟必定要走上诗歌史的前台。有鉴于此，树海先生提出“人造自然”的新风格论。应该说，这不仅是通过大量谨密的阅读和思考，更是源于诗性的机敏和灵悟，才能如此富于创新性，同时又很妥帖地把按住了后期唐诗的一条重要脉理。我相信，随着本书的问世，这一系列概念将成为学界把握唐诗的一枚钥匙，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本书的价值，还不仅在于建立在上述三个范畴基础上的后期唐诗研究，其间附录的七篇文章从王维谈到苏轼，从《牡丹亭》谈到《苦瓜和尚画语录》，都娓娓道来，举重若轻，显示出作者广博的学术视域与厚实的研究功力。那么不妨说，以后期唐诗“人造自然”风格的系统研究为主，以王维到石涛的散点扫描为辅，一幅佛禅与中国文学的长卷已经栩栩如生，点染兼备，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末了还须补述一句，走入文学史深处的途径有无数，而方式则必然应是文学的。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打动我的不仅在于精微的学理思辨与推衍，还包括作者对于诗人样态、诗歌文本的文学化描述，点点行行，都呈示出了汉语言的精妙与美丽。禅旨玄远，诗道微茫，没有这些诗化的表述为媒蘖，则禅旨诗道又何由传述？禅门不立文字，可最后也还是没能完全脱屣文字而独存。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吧？更何况，作者在本书的写作中都贯注了那样浓郁的情感，一片“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生命关怀跃然纸上。佛禅要破执着，文学则肝肠似火，色笑如花，动人心处，最在于那种九死不悔的热切。处身于佛禅与文学之间，会同时感触到两种不同的生命跃动，享受到两种不同的生命乐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