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皆有历史特殊性，以建构文化的认同，引发不同的实践与经验。

　　现代主义、佛教音乐与政治

　　十九世纪以降，中国佛教寺院传统采用‘音乐’一词，以联系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从此，‘现代化’对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已成为一个文化的视野，是巩固国家的基础，也是一个政治计划，以打破传统而开始另一种新生活的方式。

　　然而，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文化转化过程中，实呼应了西化与技术统制。‘现代化’为佛教与社会、僧团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带入深远的转化。

　　［社会运动与改革，转变寺院文化与政治次序］

　　现代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深化了寺院的文化与政治次序的转变，这转变的过程反应在许多运动中。于其中，创发‘佛教音乐’一词以取代寺院‘梵呗’，正呈现了一个寺院文化实践上的重大概念转变，套用一句罗伯特?杨（Robert Young）的话，这名词‘保存了文化接触的历史状况’。

　　十九世纪以来，清廷一连串战事上的挫败，以及后续的社会与政治危机，迫使中国人启开对‘现代’与外国的接触：新的社会与政治意识型态、新文化计划、新政府组织、新军事装备、新科学信仰、新宗教、新教育系统等。经由不同的社会运动与政治改革，这些接触承载着各类现代化的计划，许多传统寺院实践和规约，也受到这些事件与运动的直接影响，而导致衰微或产生剧烈的转化。

　　在僧团开始感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之前，中国佛寺传统的许多特点仍然持续着。例如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中心，僧伽是主要领导宗教活动的人。传统上，十方丛林由所有僧伽所共有，僧伽的日常生活由丛林清规所规范；另有一些小寺院，由该寺院的僧伽代代相传经营维系。民国建立以前，僧伽可免于赋税、劳役与征召入伍，也无须向皇帝礼拜。

　　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对寺院的保护与赞助也随之结束，佛寺面临被没收，以作为学校或政府办公室的威胁，而寺院的耕地也遭到充公以支付教师的薪资（Welch 1976: 167）。在这段期间，许多佛寺为了自保，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校（即佛学院），以提供僧伽（尤其是年轻的僧众）有关佛教、科学、文学、历史与现代学科的教育。其他重要的自我卫护方式，包括建立中国佛教协会，透过众多佛教徒有效地游说以保护寺产；建立孤儿院、诊所与慈善、宗教机构，以促进僧团与社会的关系。

　　虽然僧团已做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以调适其在现代社会的地位，然而阻碍与威胁似乎并未停息。在中国，反宗教的运动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展开，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对寺院文化和规约的破坏更甚于前朝。在台湾与中国的新政府于文化建构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社会关系趋于由政府来管理的情况遽增，是当代社会与政治生活无法回避的视界（Bennett 1998: 61）。赋税、司法、福利、军事与其他势力，在以往多属于地方管辖，而现在则由国家政府管辖（Zhao 2001: 11）。国家的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及新推行的宪法制度，皆重新定义了政治的分界。僧团自治的分界线，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系统中已大感局促了。

　　现在，文化领域逐渐增强为政府组织管理与建构的成分，政府的文化政策往往成为国家与文化关系结构的主要成分，这是现代化社会的特色（Bennett 1998: 4）。然而，在许多社会里，有时政府与社会菁英名流明显地扮演了如殖民者的势力，藉‘现代教育’之名，在地方习俗与语言上，强制输进他们自己的规定和语言（Tiyaranich 1997: 66）。新的社会与教育发展，并非皆产生自人民的需要，它们透过强化的政策与军事力量的结合，以及一套西化的教育系统，而强加在人民身上，这状况在台湾与中国的许多社会族群中显而易见。

　　二十世纪中，中国佛教僧团由与其他社会族群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化中，改变了传统的宗教实践。现今许多透过现代教育与社会化，而塑造出宗教智识意象的佛教徒与非佛教徒，常常持着挑战寺院传统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上寺院僧伽所必备的知识，如梵呗、仪轨、烧饭、威仪与禅坐，皆是较次于现代学科的课程，而这些传统课目在当代佛寺中，也已大量缩减。

　　［资本力量全球化，重塑僧团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生产］

　　中国佛教僧伽所遭遇的巨大现代化冲击，也包括帝国资本力量的全球化，以及遽增的大众传媒的跨国流动，这些全都重塑了僧团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生产。罗伯特?杨认为帝国资本力量的全球化，已在这世界强制地输入一个统一的时间，这力量是建立在破坏人们与文化在地性的代价下而成就的。以中国佛教传统为例，寺院长期使用具在地特性的名相称号与文化实践，对其他的社会成员而言，已渐渐变得遥远、怪异。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概念，已经由现代教育系统与大众生产的跨国的文化实践所取代，人们渐渐地更加熟悉于那些外来输入的概念与实践。

　　梵呗与音乐这两个语言的意识运作，显示了当代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挑战与社会化过程，在组织一个政策与社会经营的特定领域里，再现了特别的寺院文化的论述，这些意识也与其他社会运动产生了联系。

　　［以佛教音乐作为佛教复兴的计划］

　　对某些佛教徒而言，佛教音乐的使用，为佛教复兴运动带入生产性与论述性的方案。在此，复兴并非指重建佛教的传统，而是藉由佛教的现代化，以促进佛教的普及。对如此主张的复兴运动者来说，音乐比梵呗更适用于现代化的场域，因它联系了当代社会的语言形式与其支配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它联系着欧洲使用的语言。音乐—这个新的语言类目，现今已译入政策的过程中，其中寺院的文化资源被运用，以展示于现代社会的环境中。

　　例如，台湾佛光山创办人星云法师，便认为寺院梵呗具有重要的弘法功能，应在现代社会中大力提倡。星云法师曾致力于促进僧伽与社会的联系，他不仅尝试将寺院梵呗传统推广到在家信徒的团体中，也鼓励以新的佛曲创作来弘法。佛光山曾出版多种梵呗与佛教音乐录音产品，以及创作的现代佛教圣歌，近来又设录音室，并举办佛教音乐会，由出家与在家众共同演出。事实上，星云大师的佛乐与梵呗现代化，是承续了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佛教的复兴运动。当然，佛光山并非是第一个启用新的佛乐形式的佛教机构。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就已有佛教梵呗的录制，并经由电台广播等大众传媒介绍给社会大众，许多现代佛曲也皆由僧伽与在家居士所创作。

　　如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佛教音乐创作者弘一法师（1880-1942），其创作的佛曲歌词法意深远，而旋律则以西方大小调为基础，或改编自西方的民歌。这些佛曲皆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佛教徒中仍是最具影响力且最受欢迎的音乐作品。‘佛教音乐’在当代中国寺院内外已渐成为一个公认的概念与实践，现今在台湾与中国大陆，许多佛教机构皆曾发行梵呗或现代佛乐的录音带、歌本。佛教音乐——一个社会化的客体，打破传统寺院规范的界线，争取了建立新的论述与实践的自主性。

　　思想之战

　　一个影响社会的新观念，其能改变社会的力量，绝非单纯经由文化概念的散播而来，而是经由中介的结构，如社会运动等（Homans 1995）。如容格（Carl G. Jung）所述，运动与内在奋争，是决定新概念未来是否能成功的基点（Homans）。当代中国佛教，以‘音乐’指称传统仪式唱诵，并出现现代音乐实践（如生产流行与商品佛教音乐，以及佛乐的舞台表演等），皆涉及了各种政治与宗教运动。‘佛教音乐’是一个新的文化生产与论述类目，以带入新的成员与观众参与其建构过程，并使寺院音乐实践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再现领域。

　　［佛教音乐的实践，带入不同的文化概念］

　　然而，这个文化再现的过程并非顺畅容易，佛教音乐的文化实践从未孤立发展，从它一开始打破传统的概念，并涉入政治与意识型态的斗争时，便充满冲突与矛盾。在僧团中，针对寺院的音乐实践，为了是否需要保存或改变此传统的寺院规范，已产生了各种意见与政策，且各地寺院音乐的文化生产的差异性也逐渐增加，使僧团制度的建立与教育功能更加具体化，同时也联系了寺院与社会的关系。

　　无论是依据传统规约以规范仪式与音乐的施行，或更动仪式内容（删减或更换仪轨内涵），或将寺院仪轨商业化，皆构成了不同的文化概念与社会意义。梵呗、音乐，甚至商品与流行佛教音乐，都个别形成不同的族群价值。当然，它们也含纳了不同的仪式效益，以建立教义范例与个人的宗教认同。

　　‘佛教音乐’这个论述类目在寺院内外创发了不明确性，和多种音乐形式与诠释方法。今天，如此不明确性与多样性急遽增加，而世界的转变也与现代的文化生产、社会生活深刻连结，其技术与概念的发明既快速又广泛。新的文化生产状况影响寺院音乐的实践，包括仪轨意涵、功能与运作，同时又创造了不同的排拒与接纳的面向，以及社会关系。我们应认知到，音乐领域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状态的关连性，与其相互影响所呈现的一连串地方文化的意涵与政策的反应。

　　［佛教音乐同时连结又分离于寺院传统］

　　罗伯特?杨与汤尼?本耐特（Tony Bennett）观察全球帝国主义与资本势力对地方文化的影响，认为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文化从未倾向固定、停滞或有机整体的呈现。而是文化与文化区分不停地建构及再建构，因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状况下，内部的分歧不断产生（Bennett 1998）。今天，在中国，尤其是在台湾，中国佛教梵呗（犹如摇滚乐或民歌等许多其他乐种），在社会进程中，已妥协并扭曲了佛教梵呗的原始音声价值。

　　佛教音乐是结构于一个复杂的文化接触、侵入、融合与分裂的历程。这个文化概念并非存在于任何特定的旨趣中，或独立自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而是存于一个辩证的结构中，在建立其社会性的同时，并接受其他观点的批判，它本身即是一直处在分界与分离的状况。本来源于佛教寺院传统的当代佛教音乐，在概念上与实践上也是如此，它同时连结而又分离于原生的传统。诸类的佛教音乐（世俗或宗教的，修持用的或商品的），在同一名目下，透过各式的生产、使用、消费、编制与表现方式，进而不断地制造与发展。

　　不同的语境造成音乐实践的不同意义，由参与仪式所产生的佛教梵呗，即不同于音乐会或录音带中的梵呗。每一类佛教音乐都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其所建构的要素中创造意义，事实上，它们已各自形成不同的文本了。不论在梵呗、音乐或商品佛教音乐中，语言的使用在在体现了其自我的世界，每一类目不断强调特有的功能与矛盾，并且轮流地取得优势。

　　在佛教历史的运作中，既存的文化类目外化或对立现象（如佛教音乐或商品佛教音乐之相对于梵呗），通常都可能慢慢转化而成为该文化的一部分。罗伯特?杨的后殖民主义，视文化实践的同异区分，是文化建构的可能性，多于为矛盾与冲突的基点（1995: 30）。他解释：文化是一辩证的历程，刻入与排除自己的转化。‘文化’概念的历史揭示它并非是个进步的过程，而是不断地在冲突分界上自我修正，参与并属于一个组合，而混成组织的一部分（1995: 30）。这里‘混成’的概念是不断重复的，因它强调了在一语言中具有多重意义的性质：‘语言根本功能的状况是异同共存’（1995: 20）。杨应用了巴克亭（Bakhtin）的概念，指出‘混成’（hybridity）是两个不同的语言意识，在同一发声的竞技场上遭遇，彼此为时代、社会所区分，或其他因素而分离。

　　尽管‘佛教音乐’这名词可能渐趋同质性的发展，意识形成与文化实践，总是因不同的社会族群与个人而有区别。关于音乐实践与佛教僧团组织的关系，与佛教于社会关系上的经营，我们都需要考虑到它们在佛教的理解与经验上所造成的影响，尤其宗教与音乐经验涉及许多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功能和知识。音乐或文化类目的在地区分，不应因较独断分类的现代文化观点介入，而受到忽略。即使有一些佛寺，如台湾的佛光山与香光寺，曾制作录音或商品佛教音乐，但其僧伽都清楚了解，不同的音乐实践将导引不同的宗教实效与经验。

　　佛教、音乐实践与寺院文化认同

　　［梵呗引导人们了解经验的本质］

　　佛教教义最初由佛陀（意为觉者）所教导，佛陀能成就其圆满智慧，并非由阅读或谈论，而是由自己的经验获得。经过了两千五百多年，佛教徒已建立了系统且实证性的方法，作为直接的经验与印证，这些方法也多是开悟者所亲证的智慧。不同的佛教传统建立起大量的宗教修行知识，以作为人们在其特别环境的修行根据。许多佛教传统皆具有次第、进展性与明确的修证方法。但是，佛教的真实性仍然无法由一个静态的传统而呈现。约翰?皮克林（John Pickering） 曾说，除非在个人的经验中印证，否则佛教对个人而言，并无真实性的存在（Pickering 1997: 31）。

　　佛教徒被教导要亲自己去思惟，体验日常生活，并经历其见闻觉知的根本转化。佛教仪轨，除了反应群体和谐的功能之外，也帮助僧伽对教义的了解。中国佛教仪轨含括特殊的技巧与哲学，以引导梵唱者了解人们经验的本质。例如，由专注于即时、自发的梵呗当下，僧伽观照五蕴（色、受、想、行、识）在一个相互关连状态的存在中生灭。唱念时，僧伽见梵呗不是一个统合的事物，而是动态进行的过程。这是为何中国佛教梵呗包含自由念诵，及允许唱念者自发性地诠释梵呗，以反观身心状况的原因。

　　［梵呗与佛教音乐的争论，重点在其所呼应的群体功能与机制意义］

　　中国佛教寺院仪式传统的建立，具有多重的功能。僧团音乐概念与实践方式的演变，部分反映了此传统在政治纷争或社会经营中，所要达成的不同目标。从一开始，中国佛寺的仪轨便采用许多在地的音乐素材与宗教习俗，明显的例子是，仪轨中包含有赞、偈、曲牌、旋律牌与仪式程序，这些都清楚显示，它反应佛教在地方需要与已建立文化之间的调和。实际上，仪式提供了一个沟通的空间，让群体能够参与。因此，仪式的实践，除了再现佛教教义论述之外，也反应于宗教的对象，包括宗教修行者、信徒、未来的信徒与整个社会。并且，仪式实践无法从人类存在与关系的主要考量中分离，而这些当然都有其历史的特殊性。

　　在僧团的语境中，多数关于寺院梵呗与通俗佛教音乐的争论，重点都在于其所呼应的群体功能与机制意义。若任何新的名相与实践，皆不影响如此的功能与意义，则无须对任何寺院规约、文化建构等议题进行辩论。相对地，若佛寺仪式传统与社会其他音乐传统无有差别，僧团便无须费力以创作属于其特别形式的音乐。

　　然而，僧团的生活视域与形式，皆依佛陀的教示而建立，而非社会的习俗，但这并非要求寺院生活与文化结构，要与社会惯例全然分立。既然宗教信众来自于社会，那么僧团组织、历史与文化次序，就和社会相互关连。寺院文化在实践上虽是经过拣择而建构，但仍然与社会的文化进程紧密联系，只是透过拣择的过程，寺院传统积极地塑造其特殊的文化认同与实践形式。

　　当代中国佛教寺院传统的塑形力量，实际上连结了当代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其中政治、文化、意识与经济结构经历了极大的转化，而在寺院仪轨实践中，结合当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要素，已成为定义‘佛教音乐’的一个因素。我们应注意到，‘佛教音乐’出现于当代中国佛教寺院，不仅只是一个概念，它也制造了问题，不但使议题变得具体，而在发展后，也呈现了矛盾。

　　［消费性的、再现的佛教音乐，创造了与梵呗不同的生活体验］

　　佛教音乐—一个社会化的方案，将寺院传统与社会的支配文化实践连结起来。首先，包括佛教音乐在内的所有音乐皆可消费，而出现了介于不可消费的性灵陶养，与可消费的音乐再现的矛盾现象。

　　商品佛教音乐在台湾、中国、香港与世界其他地区陆续生产，内容涵盖寺院梵呗、梵呗编曲，或依于佛教故事与含佛教主题的创作曲，或具佛教的想像气氛与隐喻的创作曲等。在这些发行中国佛教音乐的地区，人们以主流文化的消费方式诠释佛教音乐，其中最普遍的再现形式是，将佛教音乐描述成来自遥远而奇特的文化，或是清净与真实的象征。从这点来看，这些商品佛教音乐的生产程序与消费实践，与其他类别的音乐并无不同。正因其形式是消费性的、再现的，而使佛教音乐创造了一种与寺院梵呗不同的生活体验。

　　佛教音乐藉由转化意义与实践，取消了梵呗的在地性，但是却无法取代其无法被消费的领域—梵呗或梵呗的寺院功能。这两类目皆有其历史特殊性，以建构文化上的认同，并引发不同的实践与经验。文化与个人认同是透过语言而建立的，佛教音乐是介入一既定认同的文化类目的方式，它在认同政治的沟通过程中，融入了现代佛教与文化的表现，同时也在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中，撞击了宗教实践的意义。